洪武七年，高启坐魏观案被腰斩，同社人纷纷为诗文悼之，社事遂亦以完结。

北郭诗社前后社友有十九人之多，欧阳光在《高启北郭诗社》一文中已介绍了其中的十二人30，现将其他人的生平略述如下:

周砥，字履道，吴人，寓家无锡。砥为人豪放自好。至正末尝客荆溪，与马治倡和成集。又来吴兴，与高、徐辈为社。后从军赴会稽，卒于兵。

王彝，字常宗，其先蜀人，本姓陈，元时徙嘉定，自号妫蜼子。洪武初，以布衣召修《元史》，赐金币遣还。寻荐入翰林，以母老乞归。洪武七年，坐魏观事伏法。有《三近斋稿》、《妫蜼子集》。

申屠衡，字仲权，长洲人。少从杨维祯学，为古文有法。元季不仕，洪武三年征至京，草《谕蜀书》称旨，授翰林修撰，以病免。寻谪居濠梁，所著有《叩角集》。

王隅（1331—1366），字仲廉，汴梁人。与高启、王行为至友。至正二十六年卒，王行为墓铭，启为哀辞。

张适（1333—1394），字子宜，长洲人，博恰工诗文。洪武初，以秀才举，擢工部郎中，以病免归，徙居朱长文乐圃。复以明经荐授广西行省理问，历滇池鱼课宣课大使，卒于官，有《乐圃集》二卷，《江馆》、《南湖》、《江行》、《滇池》集各一卷，合名《甘白先生集》。

杜寅，字彦正，吴县人。洪武三年征修《元史》，后官歧宁卫知事。洪武八年，边民降复叛，遇害。

梁时，字用行，始家吴江，迁长洲。博学，工文章，以气格为主，不事纤丽，亦善笔札。洪武中用荐授职岷府记善，迁翰林典籍，修《永乐大典》，有《噫唋集》。浦源，字长源，无锡人，官至晋府引礼舍人，有《浦舍人集》传世。方彝，字以常，杭州人，元末任员外郎，与张羽交最深。钱复，字彦周，长洲人，洪武初任湖州府学教授。

李睿，字士明，号鹤瓢道人，吴县人，主长洲宁真道院，与高启、徐贲诸人善。

北郭诗社的特点

北郭诗社既然名为诗社，它必然具有诗社所具有的一些共性。但是，由于时代、地域、文化背景的不同，它又在许多方面具有自身的独特性。而这些独特性所在，恰恰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首先，自元顺帝至正八年方国珍起兵台州到洪武四年明太祖再次统一中国，战乱时间长达二十三年。北郭诗社的活动时期，泰半都在其中。可是诗社成员或登高寻盟，或流连诗酒，或赏月观花，或题画观帖，其生活优游怡愉，浑不似战乱中人。究其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其一，从外部环境来看，自至正十六年到二十七年，吴地的实际统治者为张士诚兄弟。张氏虽为盐贩出身，却懂得广纳贤士，一时吴中士多往依附。并且张士诚无雄图大略，只知割据自守，此举虽导致他最终沦为朱元璋的俘囚，但客观上却使当时的吴中避免了兵火之灾，较之他地不啻为一方乐土。故钱谦益在评价陈有定时，赞及张士诚的保士之功:“元末，张士诚据吴，方谷真据庆元，皆能礼贤下士;而闽海之士，归于有定，一时文士，遭逢世难，得以苟全者，亦群雄之力也。” 31

其二，从成员心态来看，现实中的不得志又使他们对于时事持取一种漠然的态度。群雄割据时期，士人可供选择的道路大抵只有两条，一是各为其主，二是隐居逃世。北郭诗社成员大都无出这两种选择之外:出仕张士诚政权的有周砥、余尧臣、杨基、徐贲、唐肃、方彝、宋克等人，职位均不显赫，多为记室、典簿、军咨等小官;而隐居的高启、张羽、王行等人，生活亦是苦多乐少。在面对严酷现实而自身却无能为力的时候，雄心抱负就如烟云消散，逃避往往成为一种顺理成章的选择，而诗酒则是他们最佳的避难所。张羽《续怀友诗》小序生动地描摹出了这种无奈:

予在吴城围中作《怀友诗》廿三首，其后题识者四人，乃嘉陵杨孟载、介休王止仲、渤海高季迪、剡郡徐幼文也。时予与诸友及永嘉余唐卿者游，皆落魄不任事，故得流连诗酒间，若不知有风尘之警者。32于是，求适情、重享受成为了诗社成员当然的人生态度。对于他们来说，每一次诗社的活动都是一次抛开凡世纷扰，与友人共享欢乐的良机;每一次诗社的活动，都是一次任情自适，求得心灵解放的嘉会。只有在诗社里，他们才可以自由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或吟诗联句，或登高远眺，或高歌一曲，或赌赛一局;也只有在诗社中，他们才能找回那个被现实压抑的扭曲了的自我，尽情地释放自我。因此，“风尘之警”被他们毫不犹豫地挡在了诗社之外，他们要使诗社成为自己心灵的世外桃源。这一点，至正二十六年的绿水园雅集最具有典型性。关于这次雅集，高启、张羽均有诗:

平居寡良会，艰哉况兹时。幸逢金闺英，中筵接光仪。名园过修禊，景丽春阳熙。绿芷荣曲沼，朱华敷广墀。情宣寄高文，忧襟为之披。觞来不敢诉，虑此朋欢亏。何以淹返旆，颓光愿迟迟。 （高启《绿水园宴集》）33

芳圃逼江城，回波绕舍清。主人擅文学，过客总簪缨。适向吴中会，何殊洛下英。唐虞共敷讲，风雅用和赓。矍铄攻辞健，铿锵得句精。建安方合体，大历却徒名。还展花前席，仍敲竹下枰。饮余歌杕杜，醉里听仓庚。径竹班初脱，庭焦绿已呈。浑忘在离乱，惟欲盼承平。蜗窟休图隐，鸡坛可负盟?从容四美具，感激二难并。更愿相加勉，留传汗简声。 （张羽《绿水园燕集》） 34

至正二十六年是个多事之秋。朱元璋在基本消灭了最强大的对手——湖广陈友谅集团以后，挥师东进，直指张士诚政权，从而开始了长达两年之久的东、西吴之战，吴中已不再是战火中的乐土。可是，同年春的绿水园雅集，呈现给我们的依然是一片承平景象。高启他们显然意识到了时局的艰危，并非真的“不知风尘之警者”，但是“莫谈国事”似乎是诗社成员们彼此的一种共识与默契。其原因，或许就是高启诗中所写的“觞来不敢诉，虑此朋欢亏”，或许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对于他们来说，既然没有能力挽救艰危的时局，那么至少可以有意识地选择一种回避的态度，不让战乱影响到他们的心境。他们饮酒、谈玄、作诗、下棋……所作所为，无非是为了一个“忘”字。

其次，北郭诗社没有如宋豫章诗社的徐俯、彭城诗社的贺铸这样具有自觉盟主意识的主盟者。后人常将北郭诗社与高启并称，但在当时，诗社则是由高启、徐贲、周砥最早发起的，在三人的诗文中，并没有谁明确地表示要承担起主盟者的责任，而在诗社其他成员的诗文集中，也看不到比较自觉地共同对某一个成员的尊崇与服膺。主盟者的角色，在北郭诗社中由一群核心成员来承担，他们是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和王行。

王行诗文兼长，四库馆臣给予他的评价很高:“其文往往踔厉风发，纵横排□，极其意所驰骋，而不能悉归之醇正，颇肖其为人。诗格亦清刚肃爽，在‘北郭十子’之中，与高启称为勍敌。就文论文，不能不推一代奇才也。” 35 高启等四人则并以诗见长，名重于世。在后人的眼中，高启在诗歌方面的成就是远远高于杨、张、徐三人的。如李东阳就认为:“国初称高、杨、张、徐。高季迪才力声调，过三人远甚，百余年来，亦未见卓然有以过之者，但未见其止耳。”36 王世懋的评价则更为极端:“高季迪才情有余，使生弘正李、何之间，绝尘破的，未知鹿死谁手。杨、张、徐故是草昧之雄，胜国余业，不中与高作仆。”37其实，他们四人当时在诗社中的地位是伯仲之间、难分高下的。如杨基《梦故人高季迪三首》第一首:

诗社当年共颉颃，我才惭不似君长。可应句好无人识，梦里相寻与较量。38《舟入蔡河怀徐幼文》诗:

余实羡君敏且博，君亦怜余强而迈。英雄敢夸君与我，强弱不止楚敌蔡。孟渚豪士渤海高（季迪也），时复峙足如鼎鼐。高才于我十倍丕，尚谈追君力不逮。纵横千字戚生笔，跌宕百韵余公菜。39高启《送徐七山人往蜀山书舍》:

获君乃瑚琏，顾我犹斗筲。40

因此，同时代的人才会将四人并称，比诸“初唐四杰”，称“高、杨、张、徐”41 。

北郭诗社产生于元末的战乱时代，受限于多方面的因素，它的成员不可能是固定的，而是经常处于流动变化之中。但是其核心成员基本是保持稳定的，无论前期还是后期，高启、杨基、张羽、徐贲、王行五人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和组织者。这种近似于现代委员会制的形式较之单一的主盟制，其优点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大家年龄相若，才气相若，彼此都非常推崇，这种形式有利于大家在平等的基础上对于某种诗学主张或者创作理念进行最充分的争论和探讨，达成共识，并自觉贯彻到自身的创作中去;同时也有利于大家在创作过程中自由地沟通和交流。杨基《梦故人高季迪》诗小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力的例证:

辛亥八月十八夜，梦与季迪论诗。已而各出诗稿，互相商榷。季迪在吴时，每得一诗，必走以见示，得意处辄自诧不已。梦中扺掌故态如常时。因赋三绝，季迪且索旧作云。42

虽然此处描述的是杨基的梦境，但这种梦境是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的。高、杨在吴中时，互评诗稿，互相商榷诗艺诗法，而且有时还会对自己比较满意的诗歌醉心不已。这种推诚相见的程度，很难想象会出现在盟主与普通社友的交流中。

再次，北郭诗社既有自己共同的诗歌主张，但每个成员又都保留了自己独特的诗歌风貌。元末明初，会稽杨维祯自创铁雅诗派，险怪学李贺，缛丽则仿温庭筠、李商隐，其诗风风靡整个吴中，称门生弟子者不计其数，为当时影响最著。北郭诗社成员对此种诗风相当不满，而尤以王彝为最。他在《文妖说》一文中，指斥杨维祯“以淫词怪语，裂仁义，反名实，浊乱先圣之道。故乃柔曼轻衍，黛绿朱白，而狡狯幻化，奄焉以自媚，是狐而女妇，……余故曰:‘会稽杨维祯之文，狐也，文妖也。’”43 基于此，北郭诗社大力提倡“复古”，提倡学汉、魏、晋、唐诸家，而摈弃唐大历以下的诗风:

肯从大历开元已，重拟清谈击唾壶。 （张羽《寄王止仲高季迪》） 44

早与高徐辈（乃高季迪、徐幼文也），远慕黄初时（魏年号）。 （杨基《衡阳逢丁泰》） 45

他们在品评社友诗或为社友诗集作序时，亦多以学古相期许，如王彝评高启诗:

盖季迪之言诗，必曰汉、魏、晋、唐之作者，而尤患诗道倾靡，自晚唐以极，于宋而复振起，然元之诗人，亦颇沉酣沙陲弓马之风，而诗之情亦泯。自返而求之古作者，独以情而为诗，今汉、魏、晋、唐之作，其诗具在，以季迪之作比而观焉，有不知其孰为先后者矣。……吾故观夫季迪之诗，而不敢以为季迪之诗，且以为汉、魏、晋、唐作者之诗也。 46

然而，这种创作主张上的趋同并没有使诗社成员统一在同一种风格之下。在诗歌理念相同的背景下，每个成员又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自己的的学习对象和努力方向，从而形成自身的独特风格。

高启才情具美，专力于诗，以大家自期。他主张兼师众长，随事摹拟，最后依靠自己的领悟力，将众家之所长融为一体，才可称为一流之诗家。在洪武三年他为社友僧道衍所作的《独庵集序》中，详细阐述了这种主张:

夫自汉、魏、晋、唐而降，杜甫氏之外，诸作者各以所长名家，而不能相兼也。学者誉此诋彼，各师所嗜，譬犹行者埋轮一乡，而欲观九州之大，必无至矣。渊明之善旷而不可以颂朝廷之光，长吉之工奇而不足以咏丘园之致，皆未得为全也。故必兼师众长，随事摹拟，待其时至心融，浑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夫偏执之弊矣。47

不幸的是，高启在洪武七年因为为苏州太守魏观作《上梁文》，被朱元璋腰斩，时年三十九岁。这使他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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