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初唐文人在休沐游赏于山庄或侍从帝后游宴时所作的酬唱应制诗歌中，往往以“隐逸”来颂美人物，赞扬这些士人能兼吏隐于一身，形成了可以称之为以“隐逸”为雅言的写作程式。这些诗歌上承晋宋山水文化传统，而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士林的隐逸意识与风尚，承担起为初唐士人建立“丘壑夔龙，衣冠巢许”这一理想人格的任务，是唐代隐逸风尚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 初唐 休沐宴赏诗 隐逸意识 人格形象

初唐士人公余休沐之时归卧自己的郊居之所，或者游赏于同僚们的山庄，于放旷山水、流连文酒中开展社交活动，诗歌酬唱常常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这种社会性的游赏雅集活动后来进一步扩大，发展到女后帝王率领侍从之臣登高临水，或者宴赏于宗室、公主及贵幸之臣的宅第、山庄，也经常有应制赋诗活动。在初唐诗坛占据主要位置的这类酬唱、应制的诗歌，往往以“隐逸”为雅言来称颂各个阶层的士人，称赞他们能兼吏隐，齐出处，身居廊庙而心存山林。为便于行文，本文将作于这些场合下的诗歌统称为“休沐宴赏诗”。休沐宴赏诗的产生，是晋宋以来山水文化和隐逸风尚在初唐时期的继续发展，又与当时具体的社会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唐代隐逸风尚的重要组成部分。初唐诗人创作以隐逸为雅言的休沐宴赏诗，塑造了顺应当时社会心理期待的“丘壑夔龙，衣冠巢许”的理想人格，使之成为盛唐士人人格理想的核心内容之一，促进了唐代隐逸风尚的发展。

一

从现存的资料看，初唐士人宴赏雅集的风气最先是从朝中一些贵戚开始的，由隋入唐的杨师道就是这种风气的极力倡导者。杨师道之父杨雄在隋时本以“同姓宠贵”，系杨隋贵戚。入唐后，杨师道尚桂阳公主，超拜吏部侍郎，封安德郡公，贞观十年一度代魏征为侍中，史称与其兄杨恭仁自武德之后，“名位尤贵”，堪称当朝重臣贵戚。他“退朝后，必引当时英俊，宴集园池，而文会之盛，当时莫比。雅善篇什，又工草隶，酣赏之际，援笔立就，有如宿构。太宗每见师道所制，必吟讽嗟赏之” ① 。帝王的叹赏与当朝英俊的与会，使得杨师道的园池宴会无疑成为当时诗坛最为重要的活动中心之一，在这种场合下产生的诗歌因而也相当集中而突出地反映了当时士林的风尚。总体上说，这些诗歌多为实时的应景之作，主旨在通过形容宴集之乐以颂美高雅好客的主人，而最得体的称赞在当时的士人看来莫过于赞扬主人虽身为朝臣，却意在山野，能知幽栖之乐。刘洎的《安德山池宴集》就最为鲜明地反映出这种风尚，诗中云:“平阳擅歌舞，金谷盛招携。何如兼往烈，会赏协幽栖。已均朝野致，还欣物我齐。”根据杨师道的身份称其宴集兼具平阳歌舞、金谷雅集二者于一身，这已是相当雅致而得体的称赞。但仅止于此尚不足以使宾主双方满意，所以刘洎进一步称赞杨师道身为重臣贵戚，却心协幽栖，能“均朝野”、“欣物我”，比“往烈”更为高雅。显然，以隐逸、幽栖来称赞好客的山庄主人，是与宴士人的共同意识，成为这类实时而作的应酬诗的基本模式之一。而且还有一点也很明显，即这种意识的盛行使士人发展出一定的社交技巧，从不同的角度来称赞主人。岑文本诗云“自得淹留趣，宁劳攀桂枝”，不直接面向主人，而是把他的山池视为幽栖之所，声称无劳再别觅隐逸之所即可获得淹留之趣。褚遂良的诗末云“独有狂歌客，来承欢宴余”，则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狂歌的隐士，出现在酣歌妙舞的热闹场面中 ② 。“狂歌客”的结尾使得褚诗在同题之作中显得颇为特别，但是狂歌客的到来，却并不使宴会上的人们感到惊讶和冒犯;相反，他们热情地接纳这位来自山野的不速之客，因为“均朝野”是他们共同的追求，山野之士的到来，适足以助成他们的兴致，证实他们的风雅品格。可见，在唐初士人的山庄宴集中，以颂美主人为主旨的社交诗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以“隐逸”为中心的雅言，在这套雅言中呈现的是一个居官而向往隐逸、并且将其隐逸希企实现于山庄休沐宴赏中的士人形象。

当时士人间的文酒之会非常兴盛，史称杨师道“文酒之会，当时莫比”，正从侧面说明了这一点，这类以“隐逸”为雅言颂美人物的诗歌创作因之也非常兴盛。虽然由于文献的散佚，现在能见到的不多，但可以肯定这种风气一直存在，尤其是两都，作为当时士人活动的主要场所更是持续不断。杨师道以贵戚而好客，与宴者主要还是以当朝文士，尤其是以由隋入唐的一批士人为主。随着新一代士人成长起来并且络绎奔赴两都求取功名，这类雅集宴赏活动中出现了新的身影。此中情形可从高正臣的东都宴集中得到说明。大体在文明年间高正臣两次晦日宴集，又产生了一批以隐逸为雅言的酬唱诗。高氏宴集的参加者很多，尤其以第一次为最，有二十一人，陈子昂与宴赋诗并作序 ③ 。高正臣对自己忘怀诗酒、陶情山水的隐逸意识宣示得很明白，他在诗中自称“忘怀寄尊酒，陶性狎山家”，主人既以隐逸自视，客人就相应以隐逸美誉主人，如长孙正隐即称高氏宅第“歌钟虽戚里，林薮是山家”。在这种场合下社会礼仪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它要求客人以这种得体的方式来奉承主人，就是陈子昂也不能例外，他同样把高宅誉为“山家” ④ ，写出了一首标准的合乎社交礼仪的应酬诗。从《唐诗纪事》中的简略记载中可以看到，高氏宴集的客人除其宗属外，多为高宗咸亨年间及第的新一代士人，而陈子昂当时则很可能还是一个刚从地方州县来到都城求取功名的士人 ⑤。从他这首中规中矩的应酬诗中可以看到，地方州县士人对两都的风气及诗歌创作程序都非常熟悉，这里反映出来的是他们对都城士人兼吏隐形象的向往。

杨、高二氏宴集赋诗活动，一在贞观年间，一在高宗武后之世，集中反映出初唐两都士人尤其是朝臣间盛行着视山庄休沐为隐逸来颂美人物的风气。高正臣的宴集赋诗更说明，这一风气随着士人进出两都应举、还乡或铨考赴任已日益蔓延到地方州县，从朝中的重臣浸染到中下层士人，成为初唐普遍盛行的社会风气。高宗时崛起于文坛的“四杰”，是活跃于当时各种文酒之会上的文章能手，他们的诗文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这种风气和社会意识。在他们的笔下，地方州县官吏的宴赏活动同样被誉为均朝野的大隐，如卢照邻《宴梓州南亭得池字》诗云:“二条开胜迹，大隐协冲规。” ⑥ 与中朝士人的都城宴集所用的颂美雅言没有本质的区别。这和卢照邻入蜀之前任过邓王府典签，并在长安居留过、熟悉都城士人的风尚与诗歌创作程序有很大关系，更是初唐士人的普遍风尚所致。王勃和杨炯的大量诗序同样向后人展示了初唐士人以休沐宴集为隐逸的风尚 ⑦ 。这表明，自高宗朝开始，以隐逸为雅言的风气在社会阶层和空间地域两个方面不断扩散，成为社会上普遍流行的风尚，以隐逸为雅言颂美士人成为当时诗歌创作中一个非常普遍的模式，对于任何一位士人而言，“兼吏隐”的美誉都是优雅而得体的 ⑧ 。

初唐以隐逸为雅言的休沐宴赏诗创作，在经过上述由上层向中下层的传播与普及后，在武后中宗之世，随着女后帝王频繁率领侍从之臣行幸宴赏，再度在社会的最上层达到空前兴盛的局面。张说指出，从武后久视之后到中宗景龙之际的十数年间，“每豫游宫观，行幸河山，白云起而醉歌，翠华飞而臣赋，雅颂之盛与三代同风” ⑨ 。这些活动中，像武后久视元年石淙山之游 ⑩ ，中宗复位后与修文馆学士频繁游幸诸公主的宅第等 11 ，规模都相当大，留下来的诗歌作品相应也较多。由于女后与帝女的特殊身份，侍游的士人还发展出仙隐结合的雅言，如将武后石淙之游誉为悬圃之宴，公主被誉为隐于主第的嬴女，反映出这一雅言风尚有相当大的包容能力与适应能力。

初唐后期休沐宴赏诗以隐逸为雅言颂扬士人兼吏隐的人格形象，表现得最为突出而集中的当推中宗游幸韦嗣立山庄时所产生的两组诗歌。在这次活动中，中宗亲自制序赋诗，封韦为“逍遥公”，所居之谷为“逍遥谷” 12 ，侍游的诸学士赋诗，称颂韦嗣立“廊庙心存岩壑中” 13 、“幽情遗绂冕” 14 。从参加者的层次、诗歌的数量来说，这次游赏都可谓把初唐的游赏风气和以隐逸为雅言的诗歌创作推到了顶点，并且以最明确的语言提出了初唐士人最为理想的人格追求。在张说为此次游幸所作的《东山记》中，韦嗣立是一位“体含真静，思协幽栖。虽翊亮廊庙，而缅怀林薮”的士人，并以“丘壑夔龙，衣冠巢许”来概括 15 。这一赞语是初唐士人的独特创造，反映出经过唐兴以来近百年间的发展，唐代士人对于自己所希企的人格形象最终获得坚确而清晰的认识。

二

初唐士人的休沐游赏活动，主要是发生在士人的山庄林亭里。这些山庄林亭多是士人建在近郊的园林别业，有的甚至就是他们在都城里的宅第。然而尽管是人工园林，在士人们看来，游赏于其中，便是赏鉴山水，是实现了其隐逸愿望。当时士人自云“放旷山水情，留连文酒趣”，可以代表士人对于游赏山庄的体认 16 。这种赏鉴山水的意识是晋宋以来山水文化在初唐的继续发展。将山庄休沐式的赏鉴山水视为隐逸，并以隐逸为雅言颂美人物，也与晋宋山水文化以及山水诗歌创作有直接的联系。

传统的山水文化在晋宋之际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两晋玄学发展到东晋后期、晋宋之际，经过“玄对山水”、借山水来悟道的阶段，山水作为审美客体的独立地位逐渐确立，山水诗的创作也开始兴盛起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山水赏鉴中的玄学成分就此彻底消失。大谢山水诗的玄言结尾固然可以认为是其不足之处，然而，山水审美既是从玄学思潮中独立出来，就必然带上母体的印记。经过玄学思维陶冶之后的士人，在面对山水时总不可避免地带有程度不一的玄学思维习惯。在山水审美活动刚从玄学悟道的模式中独立出来的初期，这种玄学余习表现得较为明显，就出现了大谢式的山水诗。随着山水审美的进一步独立，玄学余习并不是完全消失，而是转化成新的形式，这就是在山水中娱情悦性。这种目的，较之玄学思潮兴盛时期在山水赏鉴中脱去“情累”、以求体悟抽象的形而上的“道”，更符合人的自然本性，也就有更加持久的生命力。这是此后山水自然观念中一个最基本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留存于山水审美中的这一主观意图，保证了山水审美活动的不断延续，使之具有永恒的活力。所以就山水诗来说，纯粹以表现山水自然客观美的诗歌，是诗歌题材的重要开拓和诗歌艺术的重大发展;但表现主体的人在赏鉴山水中娱情悦性的创作意图也没有因此而中断，相反，它实际上还是传统山水诗的主流。当然随着客观审美活动以及相应艺术表现能力的发展，客观美的表现与主体审美情绪的表达，在成功的艺术创作中能够做到浑融无间，达到艺术上的化境。

所以，虽然晋宋以来山水审美意识在不断地发展，摆脱了附庸于两晋玄学的状态，但并不意味着它完全走向与人的主观情志绝然分离的发展道路。相反，徜徉山水与人们寻求精神的安慰与人格的完善，日益自然地联系在一起，山水之美往往自然而然地唤起人们的某种情感反应。虽然由于士族庄园经济的发展，赏鉴山水的活动经常发生于人工园林，并且带上游乐的性质，但从山水中寻求精神愉悦的动机却依然存在。

初唐士人游赏山水，就是这种山水文化的继续发展。山庄休沐的宴集游赏，一方面带有游乐的性质，显然是六朝世家大族的遗风，杨师道的宴集、中宗游幸公主宅第就是明显的例子;同时，这一活动，又确实是士人在公务之隙调养身心的主动行为。社会情势的变化使得初唐士人已经不能再像六朝士族士人那样不关心世务，他们更汲汲于功名，渴望为世所用。但公务繁剧常使士人感到汩没情性，除了“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传统观念外，六朝以来，士族士人标榜的以忘怀世务为高的心理意识也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传统，这一点尤其给积极事功的士人以舆论上的强大压力。诸种因素纠结在一起，使得士人必须寻求一种公务之外的生活，既调适身心，又借以表明自己并非汲汲于富贵功名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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