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中晚唐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客居和旅寓已经成为中下层文人的一种生活常态，长期的旅行和漂泊，使他们形成了强烈的客寓意识，这种意识丰富了他们的文学表现，深化了唐代文学的漂泊母题。正是这种强烈的主体意识，使得唐人创造出的记述行旅的诗歌既有着独立的审美价值，也有着深刻的社会认识价值。
 
【关键词】 漂泊者；客寓意识；唐代文学；漂泊母题

　　在全球化的环境中，已经很难有真正的远方了：任何现代人的旅行，都可以被预约和购买，即使是观赏异国风光，也商品化了，出发前我们就知道旅行的过程，行程与住宿都在安排之中，不再容易出现惊奇，这样一来，世界上就没有了真正的远方。在古代却完全不是这样，古代旅人留下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发人深省的东西。这些旅行文本记载了许多旅人的困苦旅程，似乎永无休止的旅行把他们折磨得心力交瘁，他们在心灵上也比任何一个现代旅人走得更远。透过这些古代的旅行文本，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焦灼的灵魂。唐代文学尤其堪称典型，其中出现了一大批值得注意的漂泊者形象，多集中在中晚唐文人创作的行旅诗中。从社会身份看，他们多数是些辛勤多年的举子和出使在外的底层官吏，人生颇不得意；从生活经历来看，几乎每个人都经历了漫长而辛苦的“求名”过程。长期的旅寓生活，漂泊依人的处境使他们形成了强烈的“客寓意识”，这种意识成为唐代文学漂泊母题之内涵拓展与主题深化的重要前提。正是这种强烈的主体意识，使得唐人创造出的行旅诗歌既有着独立的审美价值，也有着深刻的社会认识价值。
　　
　　一、旅寓生涯：唐代文人客寓意识产生的现实基础
　　
　　漂泊母题是一个古老而传统的母题，它以反映士人的命运为指归，最能体现士人的精神境界与品格；它又是一个与行旅直接相关的文学母题，没有长期的行旅生活，就不会有这—母题的拓展。若将唐代文人的行旅生活与先唐做一比较研究，就会发现，他们有着开掘漂泊题材、深化漂泊母题的生活经历。唐以前的南北朝，政坛为世家大族所把持，寒俊文人无缘进入社会上层，诗歌创作队伍主要由中上层文人组成。六朝社会是以贵族为中心的，这种社会体制决定了当时的文学描写的主要是贵族生活，表达的也是贵族心理与感情，诗坛主要局限在京城一地，生活显得平静少变。上述因素无疑极大地妨碍了这一母题的开拓。历史进入唐代，士人的命运为之一变——李唐王朝改以科举取士，不再以门第为先，许多寒门子弟因此都依靠科举而踏入仕途。读书能得官荣亲，彻底改变自己乃至整个家族的命运!因而各地士子无不云趋雾集于京洛，视进士为士林之极选，又以宰相为仕途之极致，寒土的进取心与名利欲被大大激发，变得空前强烈，唐末举子温宪“鬓毛如雪心如死，犹作长安下第人”的直陈，形象地道出了科举的无穷魅力。
　　唐朝虽然以科举取土，但较之宋代，对待文人的政策却一点也不宽松，愈到后来，士人就愈是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科举与铨选把天下士人聚拢到中央，而官员任命、迁贬流移、命使、置幕等政策，却又像一只只无形的巨手把他们遣散到四方，使之长期处于羁旅奔波之中，生活变得分外不安定。如果我们以人仕为界，将唐代文人所经历过的主要行旅生活作一划分，便会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首先，多数唐文人登第之前，都曾在“家园一京城一外州”之间往返过多次，长期过着客居旅寓的生活，可以“客寓”来概括他们这段生活经历。中晚唐，进士科的声誉日高，天下士人遂群趋此途。而每岁所取进士，大多不过二三十人，名额基本固定，科举竞争趋于白热化。每年有限的名额，都要因权贵的干预，夺占相当多一部分，及第率因此更低，造成很多寒门子弟失望空归。这些举人，绝大多数来自大陆东部诸州。他们满心希望，千里迢迢西上关中求取功名，又一次次地无成而返，久而久之，“西上”与“东还”竟成了希望与失落的代名词，唐人创作的“下第”诗因此剧增。此类诗中，在一般的羁旅苦况之外，又多了一层因失望带来的挫折与愤悱之感。更何况应举的往返路上，他们还得到处干谒请托，争取早日登第，这中间也交织着希望与失望，也能影响诗思。其次，千辛万苦得以人仕的士人，生活也很不安定。唐制：六品以下文武官，每一任满即自动罢任离职，集中到京师参加铨选，重新考量授官，不能继续留任。像这样的“选人”正常选举的年份每年多则万余，少则数千。可是唐自至德以后，边境大幅度内移，州县总数锐减，需要任用的官员总量剧减于前，而取得官资的有出身之人却与日俱增。年年岁岁，选人总是云集京城，结果却总是十落六七。由于未能授官，生活无着落，又得流寓他乡。许多人秩满以后又像从前那样，变成贫土一个，有家难归，竟至客死异乡。再次，唐朝政府的用人政策，是典型的重内轻外，对于京职选任颇精，对于外官的任命和调动却一直比较随意，这直接影响到地方官的任期长短与在任的表现。我们看到，唐朝的地方官，在任长的三年四年，短的十月五月，即予迁改。身携百口之家，风雨兼程，奔赴任所，到任不久，又要他徙，频繁的调动使他们发出“将厅事为逆旅，以下车为传舍”之叹，这也增强了他们的漂寓之感。第四，虽然较之前代，文人出路确已拓宽，但政治斗争日益激烈，每值新君旧主交替之际，政局常常有变，许多文人都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其中，导致流移窜逐。唐后期，大臣党争已发展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得势的一派常常挟权势以报私怨，以流贬为打击政敌的主要手段。此时此际，驿道上就出现白居易所说的“播迁分郡国，次第出京都”的文化现象。再则在朝为官一不小心，以言语行事触怒了皇帝或权要，也会致身蹉跌，有的人就因此而“再历遐荒”，不少唐代文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久而久之，迁贬竟成了唐代官员的必修课，以致有“无人不谴谪”之说，“两窜荒徼，再登台铉”竟成了很多唐代中高层官员的共同生活经历，还写进了《枕中记》等唐人小说。唐文人的诗章中，因此又增添了一层流寓之叹。总之，唐代士人无论人仕前还是以后，都曾有过漫长的“客寓”过程。这就为唐代文学漂泊母题的繁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客寓意识：唐代文学漂泊母题拓展的必要条件
　　
　　“客寓意识”这一说法是日本学者松浦友久研究李白时提出的，他认为李白是不安定的“客”之子，没有土地，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固定的家乡，任何一方都不是久居之地，具有“客寓意识”，在李白那里，“旅人；客子；客寓者”。这一论述虽是论李白诗歌的，却非常有助于揭示唐代诗人的旅寓生涯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客寓一词唐代就有，如杜甫《酬高使君相赠》：“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它相当于“旅寓”，《唐摭言》卷11：“远行追送，他乡旅寓。”权德舆《送二十叔赴任余杭尉得琴字》：“十年曾旅寓，
应惬宦游心。”指的都是唐代文人客游旅寓的生活，本文所谓客寓用的是唐人的原意，与松浦所指的种族、家世等特殊的、个人的因素无关。
　　“客寓意识”来源于唐文人对羁旅生活的情感体验。长期的漂寓使得他们感到，自己总为羁旅之人，总有漂寓之感，漫长的求名之路上，没有一个归宿，所渴求的东西永远渺若星辰。归属感和亲情、慰藉的长期缺失，使他们感到自己就像长空奋飞的孤雁，他们的歌吟，也好比孤鸿的哀叫，分外凄苦。温庭筠《春日将欲东归寄新及第苗绅先辈》：“几年辛苦与君同，得丧悲欢尽是空。犹喜故人先折桂，自怜羁客尚飘蓬。三春月照千山道，十日花开一夜风。知有杏园无路入，马前惆怅满枝红。”黄滔《逢友人》：“彼此若飘蓬，二年何所从。帝都秋未人，江馆夜相逢。瘴岭行冲夏，边沙住隔冬。旅愁论未尽，古寺扣晨钟。”两诗着力传达的，正是这种感觉。从本质上看，它似乎源于诗人个体生命安顿感的缺失，却也复合了个人奋斗失败后的挫折感，对个人前途的忧虑感与危机感，政治生命的无归宿感，这些都与“客寓意识”有关。
　　客寓意识也源于唐文人对漂寓生活始终怀有的一种矛盾心理——既因为长期的漂浮不定、旅途疲乏而十分厌倦离家远行，又因事业无成、欲归不能而无法拒弃这种生活；既分外想家，又不能随便“回家”，而必须奋然前行，这样一来，“客寓”就变成了一种无法摆脱的生活常态，只要生命不息，跋涉就不会终止。杜牧《寄弟兄》“道存空倚命，身贱未归乡”，陈陶《清源途中旅思》 “身事几时了，蓬飘何日闲”正面表达了他们这种犹疑和矛盾的心态。体现在文学创作中，他们也是那样地矛盾：总是把自己放置在风雨行役的凄苦情境之中，总是在诗中尽情地倾诉漂泊之苦，在现实生活中却表现得那样地坚定和执著，气度豁达，以天下为家，视野开阔，感慨深沉，这可以说是他们的重要特点。
　　客寓意识给唐代文学的漂泊母题染上了浓郁的感伤色彩：左降官离京之际辞亲别友，总是涕泪潸然；赴任的地方官挈妇将雏，离开京城，皆惨然不乐朝廷沙汰，情思怫郁；奉使者风尘仆仆，奔波劳累；举子则多年不第，心情灰暗；选人赴京，十落七八，一切都显得那么不如意，生活中充满了失望与困苦。总之，对于唐代文人来说，长期安逸的生活是没有的，只要你想仕进，你就会四处漂泊，就得长期忍受失败的痛苦和煎熬。因此，盘旋在他们头上的，常常是因生存空间的迁徙所带来的与亲友的疏隔。对亲情的渴望，政治生命的没有归宿，个人与家族生计的无着落，精神上的彷徨失据与现实生活中的漂荡不定，构成双重的漂泊。这么看来，唐代文学漂泊母题的内涵，就是个体生命的悬浮无根感，前途命运的渺茫感，政治上的失意愤悱感，还有那无处不在的乡思和挥之不去的孤独……正是这些东西使诗人情感复杂化，可见“客寓意识”作为行旅中的唐代文人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在漂泊母题的艺术表现中始终处在关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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