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虽然往往与苦难同在,但“底层叙事”并不就等同于“苦难叙事”。就文学本身而言,“底层叙事”着眼的是文学的题材,而“苦难叙事”则着眼于文学的主题。如就文本指涉对象的社会学维度而言,“底层叙事”更偏重于阶级、社会阶层的差异性乃至对立性,而“苦难叙事”则可以包容整个人类。
其实自2005年开始兴盛于文坛的“底层叙事”,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统一的概念,寄居于这一总称之下的,是多种文学现象以“底层”名义的一次汇聚。其中至少包括以曹征路等作家为代表,以左翼文学传统为话语资源的“底层叙事”;以陈应松为代表的具有俄罗斯风格的“苦难叙事”;以“写实”与“介入”为特征的现实主义回归,以及葛水平等女作家的女性话语叙事……而“底层叙事”在近年,应该说已经有了质的发展,最能代表这一发展趋向的,就是方方的中篇小说《万箭穿心》。
我在前些年写的《〈国画〉的话语分析》一文中说:“《国画》与《来来往往》、《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分别指涉了当今社会的三个主要构成部分:官场、商界、民间。然而作家又不约而同地迷失其间,丧失了自我反省的能力,后两部小说尤其丧失了对商界和民间的反省和批判,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代言人。”
毫无疑问,“底层叙事”也同样存在着迷失于“底层”从而丧失了自我反省和批判能力的问题。在许多“底层叙事”的作品中,“底层”都被过分地美化了,成为贫/富/善/恶二元对立中,有关“善”的想象性存在。由此而生发的爱与同情,亦掺杂了太多的盲目与幼稚。
《万箭穿心》则不同,小说一开头,就对出身“底层”且俗不可耐的女主人公李宝莉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写“李宝莉挺胸昂头走出电梯,高跟皮鞋敲着瓷砖地面,笃笃笃的,很有电影里贵夫人出行的派头……”写她看见“一个女人面带菜色,有气无力地坐在电梯口的破板凳上,为进进出出的业主开电梯”,“心里立即有了高贵感,而且立即开始怜惜这个开电梯的女人”,心里想,“真可怜呀,自己没有高楼住,却还要为住高楼的人开电梯……”
这种反讽是严厉的,比之那些尖刻的以反讽著称的英国作家,亦不遑多让。女主人公那种小人得志、穷人乍富、气人有笑人无之类的底层心态,被揭示得入木三分。
然而更妙的是,小说并没有就此停留在这种英国式的反讽上,当女主人公李宝莉终因自己的愚昧、粗俗、狭隘和无知,而咎由自取般地重坠社会底层时,作者却又开始展现她身上非常美好的一面——勤劳、坚韧、诚实守信……
正如“万箭穿心”这个带有宿命色彩的题目一样,小说其实也在暗示着“底层”的宿命。“底层”之所以成为“底层”,除了财富分配不公等外在的社会因素外,“底层”自身是否也有着致命的死穴?是否携带了镌刻于灵魂之上的“红字”?财富真的可以改变一切吗?
如果说爱与同情,更多地是出自人之本能的话,那么悲悯则属于来自人类理性的情感。小说《万箭穿心》所给予李宝莉以及“底层”的,正是这种超越了爱与同情的悲悯情怀。其对于“底层”的苦难,已不再是简单的发自本能的“爱”,更不是不辨是非的盲目支持,而是在对“底层”的善恶是非及其宿命都有着清醒认识的前提下,对人性及其弱点的悲悯与大爱。这是一种更为深层更为理性的爱,一种超越了浪漫情怀的爱,一种清醒到可以包容万物的爱。
《万箭穿心》之于“底层叙事”,是有着划时代意义的。其书写“底层”并超越了“底层”,而且为“底层叙事”建构了新的话语方式,那将属于一种“悲悯的诗学”。这应该是近年小说里的一大收获。
此外,陈应松、葛水平等在“底层叙事”中举足轻重的作家,在2007年的小说新作中,也都呈现出了叙述话语上的转变,值得关注。
陈应松在从事“底层”写作的作家中,是相当独特的。我一直认为,与其说他的小说是“底层叙事”,还不如说是一种具有俄罗斯风格的“苦难叙事”来得更加贴切些。陈应松的叙事,是烫人的叙事。值得注意的是,陈应松小说中的善/恶对立,也并不是直接指向贫/富二元对立的。在他所书写的“底层”中,也照样有着不少的恶人,如《火烧云》中的麦家父子等。在陈应松的“苦难叙事”中,农村基层干部的以权谋私、越权行政或不作为,往往是导致苦难雪上加霜的“参动者”。读过他为小说集《太平狗》(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写的后记,这种印象就会愈加明显。强大的叙事张力让小说的意指超越了以往狭隘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底层”涵盖,而在更为广阔也更具象征意味的“荒原”上,展现了人的原始生命力,以及在极限生存环境中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
而葛水平2007年的力作《比风来得早》,则干脆打破了“底层”、“官场”、“民间”之类的思维定势,在文本的思想的力度上向前跨出了一大步。《比风来得早》的前半部分粗看上去并不会觉得精彩,只有在读完后半部分的时候,才会发现前面在铺垫上的精妙。葛水平确实是个很有“水平”的作家,她的作品很“平衡”,既特别的“生活”又特别的“文本”。她能以“如戏”的眼光来看待生活,于是生活对于她,就不再是泥沙俱下的文学“原料”,而是细化成了某种悠扬的曲式,某个华彩的过门儿,抑或尽在不言中的场景……这样的生活进入小说以后,一招一式都显得从容不迫丝丝入扣,很“生活”也很“文本”。
葛水平小说还有一个不易察觉的特点,那就是在小说人物、故事的地方色彩与叙述者相对的中性的话语立场之间的平衡。葛水平很善于利用叙述者的不同语调来巧妙地传达自己的立场——这种不同的声音和语调,就好比戏曲中“唱”与“念”的关系——我们发现小说的叙述者在转述时会更具当地的方言特征,而在叙述时则较少方言色彩,从而使小说的叙述层次更加分明,使作家的叙述立场更为自由而独立,既可游刃于其中,又可置身于事外。《比风来得早》在前面就特意打上层俗不可耐的官场底色,让一个乡村基层官僚的官场话语,沿着仕途的逻辑一路前行……而当一切都化为水中月镜中花时,喧闹的官场话语一下子变成了无处安置的生活噪音,而有关人生与人性的深思则如期而至……这种对官场、民间以及人生的深层思索,在以往的小说还并不多见,不能不说是一个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