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虽然往往与苦难同在，但“底层叙事”并不就等同于“苦难叙事”。就文学本身而言，“底层叙事”着眼的是文学的题材，而“苦难叙事”则着眼于文学的主题。如就文本指涉对象的社会学维度而言，“底层叙事”更偏重于阶级、社会阶层的差异性乃至对立性，而“苦难叙事”则可以包容整个人类。

    其实自2005年开始兴盛于文坛的“底层叙事”，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统一的概念，寄居于这一总称之下的，是多种文学现象以“底层”名义的一次汇聚。其中至少包括以曹征路等作家为代表，以左翼文学传统为话语资源的“底层叙事”；以陈应松为代表的具有俄罗斯风格的“苦难叙事”；以“写实”与“介入”为特征的现实主义回归，以及葛水平等女作家的女性话语叙事……而“底层叙事”在近年，应该说已经有了质的发展，最能代表这一发展趋向的，就是方方的中篇小说《万箭穿心》。

    我在前些年写的《〈国画〉的话语分析》一文中说:“《国画》与《来来往往》、《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分别指涉了当今社会的三个主要构成部分:官场、商界、民间。然而作家又不约而同地迷失其间，丧失了自我反省的能力，后两部小说尤其丧失了对商界和民间的反省和批判，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代言人。”

    毫无疑问，“底层叙事”也同样存在着迷失于“底层”从而丧失了自我反省和批判能力的问题。在许多“底层叙事”的作品中，“底层”都被过分地美化了，成为贫/富/善/恶二元对立中，有关“善”的想象性存在。由此而生发的爱与同情，亦掺杂了太多的盲目与幼稚。

    《万箭穿心》则不同，小说一开头，就对出身“底层”且俗不可耐的女主人公李宝莉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写“李宝莉挺胸昂头走出电梯，高跟皮鞋敲着瓷砖地面，笃笃笃的，很有电影里贵夫人出行的派头……”写她看见“一个女人面带菜色，有气无力地坐在电梯口的破板凳上，为进进出出的业主开电梯”，“心里立即有了高贵感，而且立即开始怜惜这个开电梯的女人”，心里想，“真可怜呀，自己没有高楼住，却还要为住高楼的人开电梯……”

    这种反讽是严厉的，比之那些尖刻的以反讽著称的英国作家，亦不遑多让。女主人公那种小人得志、穷人乍富、气人有笑人无之类的底层心态，被揭示得入木三分。

    然而更妙的是，小说并没有就此停留在这种英国式的反讽上，当女主人公李宝莉终因自己的愚昧、粗俗、狭隘和无知，而咎由自取般地重坠社会底层时，作者却又开始展现她身上非常美好的一面——勤劳、坚韧、诚实守信……

    正如“万箭穿心”这个带有宿命色彩的题目一样，小说其实也在暗示着“底层”的宿命。“底层”之所以成为“底层”，除了财富分配不公等外在的社会因素外，“底层”自身是否也有着致命的死穴？是否携带了镌刻于灵魂之上的“红字”？财富真的可以改变一切吗？

    如果说爱与同情，更多地是出自人之本能的话，那么悲悯则属于来自人类理性的情感。小说《万箭穿心》所给予李宝莉以及“底层”的，正是这种超越了爱与同情的悲悯情怀。其对于“底层”的苦难，已不再是简单的发自本能的“爱”，更不是不辨是非的盲目支持，而是在对“底层”的善恶是非及其宿命都有着清醒认识的前提下，对人性及其弱点的悲悯与大爱。这是一种更为深层更为理性的爱，一种超越了浪漫情怀的爱，一种清醒到可以包容万物的爱。

    此外，陈应松、葛水平等在“底层叙事”中举足轻重的作家，在2007年的小说新作中，也都呈现出了叙述话语上的转变，值得关注。

    陈应松在从事“底层”写作的作家中，是相当独特的。我一直认为，与其说他的小说是“底层叙事”，还不如说是一种具有俄罗斯风格的“苦难叙事”来得更加贴切些。陈应松的叙事，是烫人的叙事。值得注意的是，陈应松小说中的善/恶对立，也并不是直接指向贫/富二元对立的。在他所书写的“底层”中，也照样有着不少的恶人，如《火烧云》中的麦家父子等。在陈应松的“苦难叙事”中，农村基层干部的以权谋私、越权行政或不作为，往往是导致苦难雪上加霜的“参动者”。读过他为小说集《太平狗》(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写的后记，这种印象就会愈加明显。强大的叙事张力让小说的意指超越了以往狭隘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底层”涵盖，而在更为广阔也更具象征意味的“荒原”上，展现了人的原始生命力，以及在极限生存环境中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

    而葛水平2007年的力作《比风来得早》，则干脆打破了“底层”、“官场”、“民间”之类的思维定势，在文本的思想的力度上向前跨出了一大步。《比风来得早》的前半部分粗看上去并不会觉得精彩，只有在读完后半部分的时候，才会发现前面在铺垫上的精妙。葛水平确实是个很有“水平”的作家，她的作品很“平衡”，既特别的“生活”又特别的“文本”。她能以“如戏”的眼光来看待生活，于是生活对于她，就不再是泥沙俱下的文学“原料”，而是细化成了某种悠扬的曲式，某个华彩的过门儿，抑或尽在不言中的场景……这样的生活进入小说以后，一招一式都显得从容不迫丝丝入扣，很“生活”也很“文本”。

    葛水平小说还有一个不易察觉的特点，那就是在小说人物、故事的地方色彩与叙述者相对的中性的话语立场之间的平衡。葛水平很善于利用叙述者的不同语调来巧妙地传达自己的立场——这种不同的声音和语调，就好比戏曲中“唱”与“念”的关系——我们发现小说的叙述者在转述时会更具当地的方言特征，而在叙述时则较少方言色彩，从而使小说的叙述层次更加分明，使作家的叙述立场更为自由而独立，既可游刃于其中，又可置身于事外。《比风来得早》在前面就特意打上层俗不可耐的官场底色，让一个乡村基层官僚的官场话语，沿着仕途的逻辑一路前行……而当一切都化为水中月镜中花时，喧闹的官场话语一下子变成了无处安置的生活噪音，而有关人生与人性的深思则如期而至……这种对官场、民间以及人生的深层思索，在以往的小说还并不多见，不能不说是一个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