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中，郭延礼先生是成就卓著的学者。近年，他又将研究视野转向了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难点—翻译文学研究，以44万余字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填补了又一个学术空白。

    《概论》分为上下两编，共19章。上编探讨了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发展脉络与主要特征，论述了中国近代文学理论、诗歌、小说、戏剧、寓言翻译的概况，从宏观上对中国近代翻译文学进行了总体的透视。下编则是对中国近代著名翻译家的翻译理论与成就的分析，从梁启超、严复、林纾、苏曼殊、马君武、周桂笙、伍光建、曾朴等，一直讨论到“五四”之前的周氏兄弟、胡适、陈独秀、刘半农等人的文学翻译活动。上下编之间内容虽有重合之处，但上编侧重于对近代翻译文学特征的把握与规律的寻找，下编则以对翻译家的个案分析为线索，凸现了一部具有主体感的中国近代的翻译文学史，更加详尽地展开了上编中的总体论述。因此，在博考文献基础上的史论结合，就成为本书的一个重要特征。

    近代中国是古老的中华民族向现代化蜕变的转型期，也是中西文化撞击的历程。在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艰难跋涉。《概论》将“翻译文学”置于中西文化撞击的大背景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富有个性的阐释。按照传统的近代史分期，拉开近代中国历史帷幕的是鸦片战争。然而，从1840—1870年的30年间，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几乎是一个空白，从1870—1894年，才有零星的翻译文学出现。而翻译文学的大量涌现，则是在20世纪初。为什么从1840—1894长达50多年的时间里，甚少翻译文学呢?《概论》认为，鸦片战争后，最先迎接西方文化挑战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经世致用思潮。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圣外王”之道，“内圣”侧重于人的内在觉悟，“外王”侧重于经世致用。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即使是民对民族危机有深刻反省的有识，之也认为只要在经世致用的“外王”方面向西方学习声光电化，就可以达到船坚炮利、富国强兵的目的。这就是人们熟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是一般读书人所谓的西学以实学为胜，若论诗赋词章，还是中国第一。这一思维定势和价值判断导致了人们对外国文学的误解，阳碍了西方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概论》进一步指出，文学翻译较一般翻译为难，也是翻译文学出现较晚的内在原因。另一方面，文学作为一个民族文化深层内蕴的再现，也较难在文化碰撞的初期引起另一个民族的兴趣。基于此认识《概论》著者没有将翻译文学的发展与历史的发展简单化地重合在一起，而重点阐发了翻译文学自身发展的特征。这一阐发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有利于人们重估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文学的“近代性”。倘若以文学的世界性与现代化作为近代文学的起点，那么，这个起点应该从1895年的甲午战败开始，此前只是中国古代文学的解体与近代文学的萌芽期。本书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翻译文学作为世界文学走向中国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桥梁，正是在甲午战争后才真正出现的。而“五四”文学革命的思想源泉，也正是对近代文学世界化倾向的认同。这从陈独秀、鲁迅、胡适、周作人、刘半农等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与弄潮儿都是近代翻译文学的积极参与者，就可以看得出来。

    对近代翻译文学进行了独创性的分期之后，《概论》进一步探讨了近代翻译文学的发展脉络。就翻译的内容而论，近代的翻译文学在动摇着、改变着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国的文学传统是以诗词与散文为正宗的，小说则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稗史”。而在近代的翻译文学中，最多的恰恰是翻译小说。尤其是中国本土从未出现的政治小说、科学小说、侦探小说，翻译过来的就特别多。以科学小说取代志怪小说、神魔小说，以侦探小说取代侠义公案小说，以政治小说这一崭新的文体来传播维新变革的火种，一时竟成为风尚。然则，由于初期的翻译带有思想启蒙的明显的功利特征，加上对外国小说的翻译选择不严，导致了大量二三流的作品流入中国，而国外经典性的文本翻译过来的反而很少。随着近代翻译文学的发展，表现在对外国文学作品的选择上，开始向名家名著倾斜。在后起的文学革命中，鲁迅的小说毫无争议地成为文学的正宗，与近代大量的翻译小说的流行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翻译的形式出发，《概论》又讨论了近代翻译文学从意译到直译的演变。作者认为，萌芽期与发展期的近代翻译文学绝不是“烂熟于心，一挥而就”的意译，而是所谓“豪杰译”是“随意的翻译”。在翻译中，译者不但可以将作品中的人名、地名、称谓等中国化，“为了适应中国人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大段大段地将作品中的自然环境描写、人物心理描写删掉”(P34)；而且译者可以随意增添原文中所无的文字，不时地扮成一位章回小说家的面孔站出来“说话”，有时为了思想启蒙和政治宣传的需要，把原作中的主题、人物与结构通通改造一番。“在近代翻译界，真正倡导直译的，应当首推周氏兄弟。”(P73)比较而言，以诚为本的直译要优于“随意的翻译”。因为翻译是借鉴的窗口，其要旨就在于让读者借助这个穿口看清窗外的真情实景。象近代初期的翻译文学那样，最后搞不清是翻译还是创作，模糊了原来文本的本来面目，就使读者无法客观地了解外国文学的真实，也不会成为翻译的正道大法。不过，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两种异质的文化碰撞之初，也许从介绍、改译、意译到直译，是两种文化融汇逐步深入的过程。这就是说，在一般人对外国文学的思想情感、描写方法、表现技巧还较为陌生的时候，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倘若不对原文进行适合于国人欣赏习惯的变异，就不会被读者接受。这就是为什么梁启超、林纾等人那种改译之作大行其道，而周氏兄弟翻译的《域外小说集》却不受欢迎的深刻的文化原因。然则，随着东西方文化融汇的日益加深，将异域文学通过翻译扭曲变形以适合国人的审美口味，确实是在向着真正欣赏外国文学演化。到了“五四”文学革命，近代那种随意性很大的“豪杰译”就被彻底抛弃，而代之以较为纯正的直译。

    《概论》不但填补了近代文学与翻译研究的空白，而且对比较文学研究也有着重大的贡献。当然，就广义的比较文学概念而言，翻译研究本身就可以纳入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这尤其表现在译作对原著的变异等本书重点探讨的问题上。然则，即使从狭义的渊源学的角度，本书对比较文学研究的贡献也远在一些泛泛的论著之上。本书由西方的小说观念对近代翻译小说的影响，进而论及这种观念与翻译小说对近代小说创作的影响。甚至著者在研究一个译本的时候，立刻就能指出这个译本是近代哪些创作小说的渊源。《概论》认为，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论》无论是构思还是表现理想的方式，都受到日本小说《雪中梅》的影响。在陆士谔的小说《新中国》、碧荷馆主人的小说《新纪元》中，都出现了“未来幻想曲”式的结构方式，除了《雪中梅》的影响外，还受到了美国贝拉米的《百年一觉》的影响。而吴趼人的小说《九命奇冤》，明显地受到了法国鲍福的《毒蛇圈》的影响。

    不仅如此，近代的翻译小说对近代创作小说的文体变革与艺术表现技巧，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古代的小说类型大体不外志人、志怪和讲史三大类，从未出现政治小说、科学小说、侦探小说和教育小说，而近代的翻译小说则拓展了中国小说的文体类型。在日本政治小说《雪中梅》、美国政治小说《百年一觉》的影响下，出现了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陈天华的《狮子吼》、怀仁的《卢梭魂》、春帆的《未来世界》、思绮斋的《女子权》等大量的政治小说。在近代译界将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小说大量地译成中文后，出现了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萧然郁生的《乌托邦游记》等为数不少的科学小说。在译成中文的柯南·道尔《福尔摩斯侦探案》的影响之下，中国作家也创作出了不同于传统的侠义公案小说的侦探小说，如李涵秋的《雌蝶影》、吕侠的《中国女侦探》、程小青的《霍桑探案》等。而《苦学生》、《儿童修身之感情》、《馨儿就学记》、《埋石弃石记》等教育小说的输入，则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小说的创作，如悔学子的《未来教育史》、杞忧子的《苦学生》、吴蒙的《学究新谈》等。西方话剧的翻译与演出，又使中国出现了一种与传统戏曲迥然不同的新文体。在艺术的表现技巧上，近代的创作小说所受翻译小说的影响也很大。中国古代小说一般采用第三人称，形成了全知全能的叙事模式，在外国翻译小说的影响下近代小说不但出现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如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而且对后来小说插入日记以及日记体小说均有影响，前者如徐枕亚的《玉梨魂》(1912)，后者如包天笑的日记体小说《飞来之日记》(1915)、周瘦鹃的《珠珠日记》(1915)等。”(P503)中国古代小说的结构基本上是有头有尾的线性叙述模式，在近代翻译小说的影响下，创作小说才出现了大量的倒叙、插叙的结构方式，而且近代中国小说中的描写技巧，也可以从翻译小说中找到渊源。《老残游记》中自然景观精彩的描写和人物数千字的长篇独白，明显地受到了翻译小说的影响。《概论》中的这些研究成果为比较文学中影响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也是该书的又一贡献。

    《概论》将宏观的理论视野与微观的求证工夫结合在一起，体现出著者严谨扎实的治学风格和存真求实的学风。在急功近利、浮躁学风泛滥的今天，郭先生这种严谨求实的学风尤其值得我们称道。可以说，《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不仅是一部理论研究的创新力著，也是一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