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从属于现代主义的先锋派艺术之间也具有复杂而矛盾的关系。先锋派艺术从总体上讲，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由于对艺术手段和技巧的自觉而出现的这种手段和技巧自身的独立性（即注重不是表现什么，而是怎么表现，以至于出现手段的过度使用），二是由于艺术挑战既有艺术惯例和艺术体制而形成的对这种惯例和体制的自觉（挑战既有的惯例或程式，挑战艺术的生产、传播、接受和评价机制，挑战甚至破坏现有的美学观）。这两种先锋派艺术有着很大的不同。前者追求更加艺术性；后者则破坏艺术，从而使人们意识到，一物之所以是艺术，只是我们所处的种种社会体制和惯例将它当作艺术而已。先锋派艺术并不能代表所有的现代性的艺术，而是现代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种形式。

    由于引入了“后现代”、“后殖民”、“后结构”等“后学”概念，中国学术界近年来展开了有关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的性质的讨论。经过一些年的争论，从2000年所发表的一些文章可以看出，学术界已逐渐形成了一些占据着主流地位的思想：在中国，现代性的任务并没有完成，中国并没有出现了一个后现代的阶段；后殖民话语对于挑战西方中心主义具有积极意义，但不应将之扩大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保护伞，不应该使它成为我们接受和发展先进文化的障碍；后结构主义对于克服理性的偏执具有积极意义，但不能误解为要解构一切意义。

    对于后现代，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一种看法认为，后现代是成熟的现代化，是第二次现代化，等等，对后现代的概念取一种理性的理解。另有一种看法认为，与现代性所倡导的理性和秩序相反，后现代是非理性和反秩序，主张多样化，多中心化等等。这种争论当然还将继续下去。但是，如果联系中国的现实来思考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在中国，占据着主流的还是现代性，这是一个未完成的任务。由于中国并不是处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状态中，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中，有着后发国家的困难，也有着后发国家的优势。同时，许多中国的自身的问题也带来中国现代性的特殊特点。因此，在中国，后现代的因素不可避免地会渗透到中国的现代性之中，但是，一个时间序列上的后现代时期则没有出现。

    作为现代性的概念的一个特殊分支，民族－国家概念对于文学理论，特别是文学史学的研究具有重要影响。民族与国家的文学史的写作，与民族－国家概念的形成具有什么关系？确实，民族文学史的写作，在历史上是民族－国家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但是，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民族－国家观念与文学史的写作，具有不同的关系，需要作具体的研究。这是这方面的研究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四、文学、文化与审美

    近年来盛行的文艺学研究中的文化热，在2000年有了新的发展。在这一年，出现了大批翻译丛书，也有不少研究文章和著作出现。

    在西方，美学与文艺学在20世纪经历了三次转向，这分别是世纪初年的心理学转向，世纪中叶的语言学转向，和世纪末的文化学转向。心理学转向，与当时美学上的反形而上学，“自下而上”呼声和科学主义追求有关，也与前一个世纪文学与艺术中浪漫主义倾向带来的对作家、艺术家心理的重视有关；而语言学转向，则使美学走向概念分析，使文学研究走向文本分析与结构分析，这与索绪尔的共时语言分析，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分析，人类学上的结构主义思想等联系在一起；文化学转向，则推动美学研究回到对文学艺术的经验上来，使文学研究与社会、文化等传统文学研究范围之外的大背景联系起来。

    在中国，文学研究在80年代形成了一种文艺学上的“内转”，即关心文学的内部规律和审美特征。这是当时对占据着统治地位的政治化文艺学的反拨，与新时期的社会与文学总趋势有关。到了90年代，这种文艺学研究遇到一系列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与国外思想的引进有关，也植根于国内的文学艺术发展的状况。

    从国外引入的文化研究方面的思想，主要有两个流派，一个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对通俗大众文化的批判，一个是以英国的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再加上其他一些法国和美国学者的影响。近年来，特别是2000年，一批文化研究方面的译丛出版，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知识分子图书馆”，三联书店的“学术前沿”，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棱镜”等等。

    这种国外思想的引入，与国内的文学状况的发展联系在一起。首先，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向传统的文学研究提出了挑战。今天，人们将原本用来进行文学阅读的时间花到了电影和电视上，小说的影响越来越小，新诗则更少有人问津，与此相反，电影和电视剧和国际互联网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这场“词”与“图”的斗争中，“图”随着每一场信息技术的革命而不断取得新的优势。但是，“图”真的能永远地压倒“词”吗？一些思想敏锐的学者已经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不管结论如何，这一发展所带来的文学存在方式的变化，迫切需要人们改变观念，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打破传统的文学研究的界限，将一些原本不属于文学研究的内容包括进来。

    文化研究对传统文学研究的另一个挑战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使通俗和大众的文艺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过去的文学研究都是以精英文学为主，对通俗文学持排斥的态度。在提倡革命文艺时，尽管也提出大众和民间的概念，要“采风”，要为大众服务，但那仍是站在精英立场上，按照意识形态的要求，吸收大众和民间文学中的一些因素来建构新的精英文学。在当时，真正的通俗与大众的文学（例如一些侦探、武侠、言情、公案等类型小说，民间评书、评话，等等）却处在文艺学研究的视野之外。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由于原有的美学观对通俗与民间文学持排斥的态度。文化研究对于改变这种状况，促进雅俗之别的历史变化，使研究真正适应文学发展的实际状况，起了重要的作用。

    文化研究还将一些社会问题和社会运动与文学批评结合起来。在这里，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从性别的角度重新考察文学和整个文学史，成为近年来的一个重要话题。这构成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研究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话题，则仍是西方文化的影响与东方文化的自觉之间，全球化与中国人文建设之间，跨文化交流与文化的自主性之间，普世主义与文化个性之间的矛盾运动。这些重大的文化问题，吸引了文艺学研究者的注意。许多文化研究的思想，本来是来自当代西方的一些哲学与文化思潮，却唤起了中国人的文化自觉。在今天的世界上，文艺学研究者怎样选取自己文化上的立足点和研究中的切入点，这成了关注的焦点。在这个问题上，文化研究者处于两难的选择之间，或者接受一种普世主义的立场，或者接受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前者使他们丧失自我，后者使他们自我封闭。一个正确的立场，应处在两者之间，这就是不丧失自我的、主动参与的、开放的、建设性的、对话的立场。

    对于文化研究与审美经验之间的关系，在一些讨论中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一些学者认为，文学研究转化为文化研究表明，这种研究不再关注审美，而是关注“更为广阔的”文化问题。于是，一些文学研究者转向了文化、社会、政治、历史、哲学等研究。当然，研究者的个人选择，基于多种多样的原因，但一部人个人选择的变化，决不应该说成是文学研究不再注重审美经验。相反，文化研究只是突破了过去的那种西方的，古典主义的，精英式的审美观，使美学研究的范围得到了扩大。随着文化研究的深入，文学自身的特性，特别是文学的审美特性，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文艺美学，或者审美文化学的复兴，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五、新世纪之初的文艺学

    根据世纪之交的发展趋势，可以预见，在21世纪之初，文艺学具有下面几个生长点。

    第一点仍是全球化与中国人文建设。全球化将挑战一个基本的概念：是否存在“中国文艺学”或“中国文学理论”。自然科学的理论是全球性的，部分社会科学的理论具有全球性。人文学科的理论中的文化个性是否存在？是否有必要保存？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中国文学具有独特的特点，中国文艺学也应该具有自己的特色。世纪之交，学术界介绍了许多国外的理论，对于整理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进行着不懈地努力，对于20世纪中国的各种文学理论进行了总结。新世纪的任务，是要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这是文艺学研究者的努力方向。文艺学还将加入到国际对话中去，使这种有中国特色的美学与文艺学对于世界美学与文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有自己独特的贡献。

    第二个问题是，继续讨论中国社会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从而将文艺学与整个社会的大转型联系起来，并引向深入。这种讨论过去仅仅局限于现今的文学理论的性质，下一阶段的讨论，将会把这一讨论推向历史层面，特别是发展出对于文学史理论的研究，说明文学的概念随着历史向现代发展而发生深刻的变化。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研究，还将为文学理论在今后的发展提供理解的框架。因此，这种原本将焦点集中于现在的研究，对于理解文艺研究的过去和未来都会有着指导意义。

    第三是文化研究。目前正在蓬勃发展的文化研究，会在最近的几年里，得到进一步得到深化。目前，文化研究仍处在对于国外的文化研究成果介绍和翻译阶段。对于国外的研究情况，了解得还不够全面。结合中国的情况进行研究的工作，虽然已经开展起来，但还缺乏深度。下一步的工作，除了继续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之外，将是这一研究在中国开花、结果之时。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化研究并不是作为审美研究的对立面出现的。文化研究弥补了过去美学研究的一些缺陷，而不是取代它。在文学与艺术领域，审美经验仍将是研究的核心。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文化研究必将回到审美研究上来。文艺学研究的下一个热点问题，将是审美文化研究。这种经过文化学洗礼的文艺学，将以人的审美经验为中心，研究包括文学与艺术在内的多种社会和文化现象。

参考文献：

1．  钱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2．  杨义，“文学研究走进二十一世纪”，《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

3．  杜书瀛  钱竞  主编《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4．  高建平，“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面临的挑战——‘新世纪文学学术战略名家论坛’综述”，《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

5．  周宪《崎岖的思路》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6．  王一川《杂语沟通》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7．  黄鸣奋《比特挑战缪斯：网络与艺术》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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