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和内格里将这种网络生产描述为帝国的主导生产类型。显然，跨国公司是这种生产的直接实践者和推动者，信息生产内在于跨国公司的本性，这二者交织在一起。由于建立了广泛的交流网络，将技术、资本、商品和人口进行跨国交流，跨国公司现在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宪法权力，而倾向于自我管理和自我统治。民族国家的权力确实遭到了摧毁，但，国家并没有消亡，而是将其固有的高高在上的超验权力和内聚权力转移到另一些层面，转移到一些分散的、局部的、专门的层面，转移到跨国的水平层面。民族国家权力被迫适应流动的资本和跨国公司，并逐渐向一个全球的跨国权力转移，单一的民族国家体制在逐渐向帝国体制转移，现代权力体制逐渐向后现代权力体制转移。哈特和内格里相信，这种转移实际上是民族国家的混合体制(mixed constitution)向帝国的杂交体制(hybrid constitution)转移：  “司法构成，制度的保障机制，平衡的规划，都沿着两个轴线从现代向后现代转移。”(317)这个新的全球权力呈现出金字塔结构：在塔顶是一个全球的超军事霸权；在第二个层面上是控制全球货币的一群民族国家；第三个层面上是一些控制文化和生命政治的联合体。这就是全球权力的景观。权力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而开始在全球施展。而民族国家在这种全球流通过程中，变成了流通的过滤器和规范的执行者。

    跨国公司将民族国家权力削弱，资本则将主权削弱。这都是迈向帝国进程的必要现象。实际上，资本和现代主权天生矛盾。资本的本性是流动的，是德勒兹意义上的解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它是內在的，要冲破任何的疆界，在全世界不知疲倦地渗透，而主权总是倾向于封闭的，超验的，它是对社会流动的编码，分层，定型，是对秩序的稳固配置。这样，主权和资本的固有冲突，贯穿了现代性的全部历史。尽管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主权可能会促进资本的运作，但最后总会成为资本之流的限制。帝国主权就是要克服现代主权对资本的冻结僵化，将现代主权对资本的超验锁链打开。帝国主权转向了内在性——同资本运作的内在性相匹配。现代(民族国家)主权，其统治方式是福柯式的规训，即是通过设置各种各样的边界，设置各种各样的机制(dispositif)，设置各种各样的紧闭空间，现代的超验主权将整个社会辖域化，并生产一种稳定的主体性和稳定的身份。但是，这种稳定的疆界，这些层出不穷的封闭机制，这些各式各样的规训手段，在后现代的信息生产阶段，在资本大肆流动的趋势下，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在新的条件下——哈特和内格里称之为控制社会——规训并没有消失，只是从空间上来说，规训的疆界更少限制，各种规训机制发生了融合和杂交。在从规训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y)向控制社会(the society of control)的过渡中，“规训社会的超验性要素衰退了，而内在方面增加了和被普遍化了。”(331)同样，管理和监控也发生了变化，现代主权的管理是整合性的压制，帝国主权的管理是分散性的对差异的控制。现代主权的监控是规训，帝国主权的监控是生命政治控制(biopolitics control)，“其基础和对象是生产性的民众，这些民众既不能被体制化，也不能被规范化，但却必须被管理，即便是以自主的形式。人民这一概念，不再表示监控系统中的被组织的主体，人民的身份，也因此被流动性、弹性和永恒分化的民众(multitude)所取代。”(344)在帝国的控制社会中，规训被杂交化了，它生产出来的就是杂交主体性(hybrid subjectivity)。从超验性规训到内在规训，从封闭性规训到杂交性规训，从压制性的规训到对差异的控制，这个过程，同民族国家的混合体制到帝国的杂交体制相匹配。这个过程，也是民族国家、市民社会和现代主权的衰落过程，是资本流动、全球化趋势、世界市场形成、信息化生产和帝国主权的构造过程，也是帝国主义的民族国家向空间平滑的帝国的转化过程，从根本上来说，是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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