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原因之一是，近百年来，在我国，一直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我们虽然可以举出诸如梁漱溟、冯友兰、金岳霖、贺麟这样一些在哲学界颇有影响的人物，但他们毕竟未能创立卓有建树、能够拓展人类精神空间的哲学体系。更准确地说，他们大多似乎还只能算是哲学学者，而非哲学家（如冯友兰先生就曾比较切合实际地自称主要是哲学史家）。这些学者，也许本来不无成为有成就的哲学家的可能，但后来，当他们大多被批判为“唯心主义”，不得不用“洗脑”、“脱胎换骨”之类代替了独立的哲学思考之后;当本是难以穷尽的人生哲学被极度简化为“改造世界观”、“提高阶级觉悟”之类信条之后;当本是纷纭复杂的认识论哲学由“意识反映存在”的铁定原则统辖之后，他们应有的哲学创造，他们要想成为有建树的个体哲学家，也就不可能了。这些中国现当代哲学界的翘楚人物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在如此的哲学格局中，哲学衍化的文艺思想生成方式，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第二，就学科派生方式来看，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阻遏了文艺思想派生的可能。一是学科之间壁垒森严，缺乏沟通，难以互动。迄今为止，在我国的研究机构及高等院校中，不仅文理之间依然泾渭分明，本应是互通的文史哲之间，亦仍各自为战。二是与文艺学有着密切关联的的某些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在20世纪的中国，虽早有学者介入，但却未能得以兴盛发展。先是因为长期的社会动荡与战乱，建国后的情况则是:心理学一度被判定为“伪科学”，费孝通、吴文藻、潘光旦等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纷纷被打成了右派，故而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这些学科在我国基本上是销声匿迹了，这自然也就堵死了由其派生文艺思想的通道。另外如语言学，虽在发展，但由于我们长期尊奉的是斯大林“语言工具论”的指导原则，其研究往往过分集中在对古代语言的音义考释以及关于现代语言的应用方面。结果是，在我们国家，不仅没有人能够像西方的符号学派那样将语言学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予以探讨，甚至很少有人能够像俄国形式主义学派那样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关注语言。显然，正是与之相关，在我国原来的许多文学理论教科书中，虽明确地强调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在相关章节中，除了简洁洗炼、准确生动之类普通语言规则的罗列之外，关于文学语言自身的论述几近空白，这也就更谈不上由语言学生发出独成系统的文艺学思想了 ④ 。

从第三种方式来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除了以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沈从文为代表的第一代作家，缘其学养深厚及特定的时代氛围，能够结合自己的创作体验，探讨、思考理论问题，有其思想贡献之外，后来的一代代作家，与其知识结构的日趋狭窄，文化视野的日趋封闭，以及政治批判的波翻浪涌、独立思考遭到压抑有关，大多很少涉及理论问题了，更慎于谈论自己的创作主张了。另一个严重问题是:从“五四”时代一直到新时期的中国文学，由于在思想观念、审美趋向、艺术形式、创作技巧、表现手法等方面，多是对西方各种文学思潮与创作形态的借鉴与摹仿，个性化创造不足，因此，即使诗人、作家们论及自己的创作经验，也往往难有新意。如我们的许多诗人、作家，也曾联系自己的创作追求，大谈过诸如“人道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典型人物”、“典型化”、“心理时空”、“语言还原”之类见解，有的也曾在中国的文学艺术界引起过这样那样的反响，但这些看法，大多不过是舶来品，不具有思想 的增殖意义。

从第四种方式来看，中国的现当代文学批评虽然一直比较活跃，但占据主导地位的正是那种从某些预定原则出发的削足适履式的批评，甚至是打棍子、扣帽子式的政治批判。虽也出现过李健吾这样注重感悟作品的批评家，但李健吾先生的感悟，常常停留在一般人生体验的层次上，批评的理论化不足，所以其中也就同样缺少思想性的创造;虽也出现过力图从作品的内在构成出发，从主体性角度建构个人文艺理论体系的胡风这样的批评家，但因不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容，胡风不仅未能遂其雄心，反而因此而长期罹难。1998年，在《北京文学》第10期发表的那份《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中，一些青年作家情绪激愤地宣称:当代文学评论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一伙面目猥琐的食腐肉者，他们的艺术直觉普遍为负数（韩东）;批评家是一帮势利的家伙，干不出什么事情（楚尘）;最好的文学批评都是作家写的（朱文）。用语虽然不无偏激，但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缺乏真知灼见的弊端。可以想见，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这样一种局面，要有理论的创造与发现，也是很难的。

从第五种方式来看，由于自“五四”时代开始的中国新文学，一直深隐着反叛传统文化的主旨，故而借古代文论之“题”予以发挥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遭到了抑制的。本来，孟子的“以意逆志”、锺嵘的“滋味”说等见解中，早已潜含着对作品与读者之间接受关系的注意，而我们却没有人能够像德国的伊瑟尔、尧斯等人那样，在这样一些相关见解的基础上，发挥出独成一派的“接受美学”思想。“五四”时期大量涌进的外来文艺思潮，虽为中国文学理论界的“借题发挥”提供了丰富资源，也因战乱等时代原因，使理论家们难以进行潜心的思考探索。建国后，由于长期的厚今薄古及闭关锁国，可“借”之“题”则已少得可怜。由于戒律森严，即使有“可借之题”，也往往难以“发挥”。比如在以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为重要思想文化原则的我国，本应更具备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命题出发，创建新的文艺思想的可能，但在我们曾经有过的动辄得咎的政治背景下，理论工作者除了小心翼翼地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之外，“发挥”的念头恐怕压根儿就不敢产生。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尽管周扬早在50年代就已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口号，此后也一直受到高度重视，但在长达半个世纪之后，至今仍未见到令人满意的成果的重要原因。更为令中国文艺理论界汗颜的是:在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英美国家，倒是出现了伊格尔顿、杰姆逊这样卓有贡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历史无疑又一次为中国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提供了“借题发挥”的大好机遇，但某些潜在的思想禁忌以及社会转型期的纷扰，仍在遏制着文艺理论创造的可能。比如，在有的学者提出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主张中，本来是包含着从中国古代文论中“借题发挥”的良苦用心的，但在当今浮躁的文化氛围中，却很少有人能耐下性子，在发掘古代文论中富有生长性的理论范畴的基础上，潜心于新的思想创造。故而至今看来，这“转换”仍尚停留在一般性的口头呼唤上。

从第六种方式来看，我们的许多理论工作者，往往脱离现实，学术眼光迟钝，更习惯于从书本到书本，更热衷于在一些大而无当的问题上兜圈子。固然，由于20世纪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先是趋苏，后是借鉴欧美，社会发展及社会问题本身的滞后，从而导致了我们由现实激发而生成独特的文艺思想的困难。但中国毕竟不同于前苏联，也不同于现代欧美，毕竟是存在着大量与民族文化渊源、历史背景、现实条件相关的值得文艺理论工作者分析研究的特异之处。如80年代以来，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化思潮在我国的快速传播，虽有其促进思想解放、打破旧有观念的积极意义，但在我们这样一个缺乏现代、更缺乏后现代基础的国家，其效应显然又是大大不同于西方的，弊端已历历可见，而在我们的理论界，除了用西方的尺度予以更多的肯定之外，又有多少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的独立见解?更为值得反思的是，有些问题，我们的理论家本来应该比欧美学者的体验更为深刻，也理应更为敏感，如兴盛于美国的后殖民主义文化与文艺思潮，也许最应该产生于我们这样一个曾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改革开放后仍不得不忍受科技文化的不对等交流之苦，且一直是在号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第三世界大国，但我们又有谁比西方学者更早地意识到呢?在诸如此类问题方面的缺乏创见，恐怕就不是仅仅用政治束缚之类的外在 客观原因能够解释的了。

正是由于上述6种生成方式均陷入阻梗状态，结果是:长期以来，在我国文艺理论界，虽然表面上论争不断，热潮迭起，且从事文艺理论研究的人数大概也堪称世界之最，但却很少真正具有学术性、思想性、原创性的探讨，大多不过是对古人、前人、洋人某些文艺观点的阐释与评介，或是“鹦鹉学舌”般地重复转述那些被认为是正确的理论信条，或是奉迎时世，为某些功利性政策性的文艺口号找寻成立的理由。这种状况，不仅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艺学的发展，更为可怕的是，严酷地窒息了人们的思想活力，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三、文艺思想生成方式的修复与重建

在生成方式严重阻梗的情况下，要改变中国文艺学的落后局面，促进其繁荣发展，显然是不可能的。改革开放以来，某些方面的情况虽已大有好转，但仍然深存危机。而要彻底解决问题，生成方式的修复与重建无疑是当务之急。

首先要解放哲学，尽快促成个体哲学家的诞生。哲学，不仅是一个民族智慧的最高标志，也是一个民族其它思想产生的重要源泉。一个没有独立哲学的民族，一个哲学思想僵化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我们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伟大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是必要的。但马克思主义毕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也不可能事无巨细地解决中国的全部问题。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将马克思主义推至极境，这本身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在人类已有的哲学成果中，有许多并不一定符合马克思主义，如中国历史上的孔、孟、老、庄，西方历史上的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等，大多不是至今仍被定性为“唯心主义”吗?但有谁能否定他们思想中的合理成份，有谁能否定他们在人类历史上的重大贡献，以及至今仍在产生的影响?也许正是与之有关，连列宁都曾承认“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唯物主义”。以马克思之后的情况来看，产生于西方的“现象学”、“象征哲学”、“符号哲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等，也往往与马克思主义大相径庭，但又有谁能断定它们一无是处呢?相反，正是由于这些新的哲学学派的产生，活跃了人类的思维，丰富了人类的思想，解决了人类社会的某些问题，同时也推动了人类文学艺术的发展。这样一种情况，本来应是天经地义的，而在我们这儿，则仍需进一步打破思想禁忌，方有可能。

要从科研体制、教育体制及文化管理体制等方面，尽快打破学科壁垒，特别是要尽快改变中国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中学科分类过于明细，从业者的专业身份过于固定之类弊端，以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融汇与交流。徐中玉先生在《回忆我的大学时代》中提到，建国之前的山东大学中文系，不仅开设哲学、中国通史、欧洲通史等课程，还规定学生必须选一门理科课程，这是有道理的。狭窄的知识结构，又如何可能形成文化创造所需要的阔大视野呢?又怎么可能由其它学科得到启发，生出新的思想（包括文艺思想）来呢?此外，要设法加快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其它相关人文学科的发展，为“学科派生式”的文艺思想的生成提供条件。应该承认，近十多年来，我国的“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学人类学”等等，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相关学科本身尚不发达，以及不同学科之间相互隔膜的情况下，有关学者只是外在地借用其它学科的名词术语，或是简单套用其理论原则，也终究是难以自成气候的。

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坛上，一大批占据主导地位的中青年诗人、作家，在文学创作的同时，于理论探讨方面也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他们中有不少人，既是诗人、作家，同时又是学者或理论家。但总的来说，出自于他们之手的真正有创见的理论成果同样不多。与战争年代及建国后成长起来的许多“工农兵”出身的诗人、作家相比，他们的文化层次虽然高得多了，多是大学毕业乃至拥有了硕士之类学位，但因“文革”延误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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