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方面的某些缺陷，使其知识结构与文化视野仍有很大局限;他们虽然赶上了思想解放、创作活跃的大好时机，但因更多地接受了外来文学思潮与创作技巧的影响，艺术素养不够浑厚。这就需要中国当代诗人、作家，广览博取，进一步丰厚自己的艺术人格与文化人格。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在创作出优秀作品的同时，又有独到的理论创造。 中国当代的文艺批评家们，应有意识地挣脱平视甚或仰视批评对象的一般批评立场，而从心理上将自己提升到理论家的高度，以实现批评的理论化。具体来说，应改变那种先入为主、自外向内的单一裁判式、比照式批评，而强化自由介入、由内向外的发散式、创造式批评。文艺批评，当然离不开某些预定的规则，但如果仅仅停留于既有规则与理念，其批评就只能是技术性的、低层次的，而不可能具有思想的创造性与学术的增殖性。而只有像王国维那样，像巴赫金那样，既潜入作品的内部，又摆脱某些既定规则与理念的束缚，将个人在作家作品中的独特发现，予以理论的提升，才能大有作为，才能促进文艺思想的不断增殖。
中国当代的文艺理论工作者们，迫切需要总结“方法论”方面的经验，即在研究前人的理论成果时，不是仅仅注意其具体见解，更要重视对其生成方式的借鉴。要学会像弗莱由“象征形式”、“原始意象”到“神话原型批评”，伊瑟尔、尧斯等人由“召唤结构”、“阐释”到“接受美学”，马尔库塞、阿多尔诺等人由“异化”到“反艺术”、“新感性”那样，能够从前人已有的学说中，机敏地捕捉住某些富有理论弹性的范畴，借题发挥，积极开拓，大胆创造。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调整我们自己的文化心态，要警惕自近代以来，由于中国文化的弱势处境，已经形成了中国学人不自觉的自卑意识。这种自卑心态的可怕之处是，极易臣服他人，盲从权威，思想萎缩。在我国的文艺理论生成方面，“借题发挥”通道的阻梗，与这样一种自卑心态是有重要关系的。此外，在“借题发挥”的生成方式中，由于所借之“题”并非仅仅局限于文艺学范围，这就需要文艺理论工作者，同样要有广博的知识结构。
在文艺学研究的出发点方面，要重提研究主体的现实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由于片面强调文学的社会功利，的确曾影响了文学艺术的发展，但力图彻底切断文学与现实及时代的联系同样是错误的。如同文学从来就不仅仅是文学一样，文艺学也不可能仅仅是文艺学本身的事，而是与整个民族的文化建设与社会进步密切相关的。文学艺术总是在对社会与人生产生着影响，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也总会蕴含着新的文艺追求的动向、生机与活力。特别是在当今时代，随着大众文化的勃兴，以及文学的普泛化、全球化与世俗化，文学的当代意义是什么?得失何在?文学究竟该怎样发展?文艺理论工作者，如果脱离现实，就不可能发现与之相关的新问题，产生新的思想。近些年来，一些中青年文艺学者，正在走出书本，走出书斋，走出封闭的文艺学小圈子，从更为开阔的视野出发，体察社会，考辨现实，这无疑是值得大加肯定的。正是在这样的追求中，孕育着中国文艺学的希望。
导致20世纪中国文艺学成就低下的原因当然还要复杂得多。学术及文化思想的创造，本应是极富个人性的，既需要充分的心理空间，也需要宽松的文化环境，更需要自由的社会氛围，但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这些条件常常是不具备的，或是不够充分的。实际上，不论是哲学家的贫乏，某些人文学科的落后，还是作家、批评家、理论家知识结构的不足、文化视野的局限、思想观念的滞后，都是与更深层次的文化环境与社会机制有关的。因此，要促进中国文艺学的发展，除了对上述6种生成方式予以修复与重建之外，还必须同时加快整个社会体制的改革。否则，如果仅仅着眼于文艺思想的生成方式，恐怕仍是难有大作为的。
此外，由上述6种生成方式可见，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艺思想的发展与繁荣，不只是文艺理论工作者的职责;文艺学成就的低下，也不应仅仅怪罪于文艺理论工作者，还要有赖于哲学家、作家、评论家及其它人文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注释
①参见拙文《试论我国文艺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文史哲》1995年第5期。
②孙绍振《从西方文论的独白到中西文论对话》，《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③这儿列举的“现实激发式”，是2000年8月，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一次关于文艺学发展的小型学术讨论会上，笔者发言之后，由童庆炳先生补充提出的。在此，特向童老师致谢。
④参见拙文《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问题》，《文学理论学刊》2000年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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