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大学里的中国或日本文学系的学者，只要能出版质量较好的译著，就足以在学界立足了。然而，在这之后，情况发生了不少变化，学者们必须还要掌握一两种新理论，方能增加其研究的理论色彩和分量。从翻译到理论论辩，说明了研究范式的变化，这种变化改变了以前倾向于人文传统的学术论述。这是汉学和日本学在西方国家的学术史发展的一个过程。然而，90年代末以后，汉学和日本学的学者们也在反省文学理论的限度问题:被世界各地的学者们大量引用和讨论的“西方”的文学理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非西方的文学研究?

米歇尔·霍克斯（Michel Hockx）和伊沃·施密特（Ivo Smits）主编的《解读东亚之写作:文学理论的限度》（“Reading East Asian Writing:The Limits of Literary Theory”，London:Routledge Curzon，2003）收入了汉学和日本学的专家们关于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研究的13篇学术论文，这些论文的作者分别是来自澳大利亚、美国、欧洲的数年研究中国或日本文学的知名专家，他们的文章从数量、质量和作者的动机上各不相同，可是每一篇都比较深入探讨了他们对于文学的理解，既运用相关的理论来分析问题，也对理论诠释的局限性有比较清醒的反省，颇有启发力。他们所运用和反省的“理论”不限于“现代西方”的，而且也包括中国“传统”的朴学或文献学——从朴学到解构主义，从文本批评到文化社会学均有涉及。这是对“东亚”这一“地域文化”的研究，其对象则从古典写作到现代写作，有概论，也有个案研究，而所有的论文都聚焦于这样一个日益引起学界关注的问题:究竟什么是文化的特殊性和文学理论的普适性?

该书第一部分的主题集中于经典之形成。老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原因是什么?对此，美国布朗大学人文学教授周蕾（Rey Chow）借用德国哲学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方法重读了老舍。她通过分析老舍在40年代所写的一篇“政治不正确”的战时小说《恋》，揭示了小说主人公、收藏家庄亦雅与其收藏品之间的不尴不尬的关系，这种关系从纯粹个人的趣味发展到对艺术的爱、对集体目标的认同，乃至对民族国家命运的承担，这一过程呈现了相当复杂矛盾的人性面相。周蕾把理论的论述与作品分析融合得相当好，她以此质疑了把老舍当作无条件的爱国主义作家置于现代中国经典的中心位置的传统观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日本文学与文化教授白根春夫（Haruo Shirane）探索文学史的经典形成，并做出了如下解释:所谓“著名的”作品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因为各种各样的外在因素而成名。他在种类、性别、通俗文化和民族主义这四个类别上分析出经典形成的价值如何兴起、保持和流传的。很遗憾，他却没有对他选择的类别作出定义。因此，读者不能了解他选择的原因。虽然存在方法上的不足，但是，他以日本文学史上如何评价这些类别对经典形成的了解提供了很有意思的反思。

美国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与亚洲语言学教授郝·绍西（Haun Saussy）在第三章讨论了德里达的解构方法。他指出德里达在《论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ie）中非但没有把汉语或中国给“解构”了，反而把它“建构”成相对于西方知识秩序的完美的另类。绍西发现，克丽斯特娃（Kriste-va）、巴特尔（Barthes）或布莱希特（Brecht）关于中国和日本的观察也显示出相同的规律。绍西没有追究这些思想家的弱点，而是发现了被更新的灵感:“理论”与“区域”之间决非一个简单套用的关系，“解构的工作”远远没有完成。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讲师希拉里·钟（Hilary Chung）对这个成果进行了补充。她在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家克丽斯特娃（Ju-lia Kristeva）的著作里找出了有关中国和中国妇女的“误读”。希拉里意识到，像德里达和其它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家一样，克丽斯特娃的这些误读源于她需要把中国妇女拉来为自己的理论和政治规划作论证。

然而，正是克丽斯特娃把持“不同政见立 场”的妇女理论化的方法，使得希拉里得以在“反本质主义”的语境中重读陈衡哲、庐隐、丁玲和冯沅君的作品，而这一语境正是后来的经典化过程所忽视的。可是，希拉里为什么还是以克丽斯特娃的女性设想来分析中国20年代短篇小说，却是读者不能理解的。尤其是她在此以前已经亲自证明了克丽斯特娃的出发点有一定的问题。文章最后一部分很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疑虑:虽然克丽斯特娃的分析开辟了一条富有成果的反本质主义分析方法的大道，但当它扎根于中国这样一个不同的结构中时，怎样才能使之行之有效呢?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日本学教授瑞恩·劳德（Rein Raud）在第五章也对文学社会学的方法及其限度做了探讨。劳德批评说，根本不重视文学、美学品质是文学社会学的缺点。他认为要评估一个文本的价值，首先要理解使该本文具有特殊性的文化语法，其次是考察他们在更大的不同文化的语法内是否同样有效。劳德指出，具有内在文学价值的文本，的确在更大的文化语法中发生作用，或者挑战这一文化语法。他通过语言学和文学社会学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不仅分析了日本平安时代（794-1185）的《更级日记》在结构上的特点，而且也对该著作出现的社会文化实践做了很有意思的解读。英国伦敦亚非研究学院中国古代哲学与语言学研究者伯哈德·富勒（Bernhard Fuehrer）以分析《论语》经典性解释的一句话惊人地指出朴学方法的优点。从明朝皇帝朱元璋（1328-1398）的注释出发，他共时性地追踪各种各样意义解释不同的注解，并且说明中国经典的接纳如何受时代影响。最后伯哈德·富勒强调翻译经典应该更注意到不同时代的诠释，而不一再翻译所谓“权威”的本文。法国巴黎东方语言与文明学院日语与日本文化系副教授Michel Vieillard.Baron使用的也是朴学方法。他探讨日本13世纪末、14世纪初的文学理论著作的历史背景，内容和解释。他强调以语文方法能更好地推断语境的意义。比如，他能够证明下来，作品的作者并不是被公认的那位有名的文学家。英国达勒姆大学汉学研究者Daria Berg在新历史主义基础之上研究明末清初的《醒世姻缘传》。她先归纳出中国文学史上直至20世纪初“小说”这个种类的发展，并且解释“新历史主义”在西方文学理论的形成。研究作品时她提出问题:当时的读者如何感受小说的内容、主人公、情节等等。她分析了感受现实和历史经验的书面论述，并且挖掘出小说新的、还没发现的含意来。

第九、十章集中于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学场域”概念。荷兰莱顿大学日本和朝鲜研究中心日语学研究者Ivo Smits探索布尔迪厄的纲领是否适合于分析日本12世纪的文学沙龙和社团。这个理论和日本中世纪文学实践的坐标是否一致他并不感兴趣，他想知道的是布尔迪厄是否提出了对日本中世纪文学之研究有益的词汇和想法。文章因作者从个人的角度、诚实地、直率地论说而很具说服力。英国伦敦亚非研究学院现代中国文学与语言学教授米歇尔·霍克斯也探讨这位法国思想家的文学理论。他首先指出在布尔迪厄纲领里理论上和使用上的差异及其他的比较有问题的部分。由于米歇尔·霍克斯已经数年从事研究布尔迪厄，熟知布尔迪厄，因此，他假定读者也具备很多背景知识，所以他的解释读者有时有一点跟不上。关于中国20、30年代的文学场域的研究成果——即他的新著作（Questions of Style）（Leiden:Brill，2003）的一部分——论文里也出示得比较突然，但是也确实很有启发力。例如，与目前出版的一系列其它的研究成果相比，他描写中日战争前 的中国文坛描写得比任何经典的文学史都要丰富得多。此外，他跟布尔迪厄不同，他不把个人区别而把作家群中的集体性视为中国30年代文学生产的特点。

英国伦敦亚非研究学院日语学研究者斯蒂芬·托德（Stephen Todd）的文章强调分析过程中评论家不仅有一种自我反思的意识，而且甚至把他个人认同攻势性地表示出来。在这个基础之上他在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研究日本19世纪末的一篇短篇小说。挪威奥斯陆大学日语学副教授Reiko Abe Auestad在文章引论中设问:研究者为什么强调“日本文学”这个概念，她并且分析了文学研究如何反思作品的意义。她把文学定义成传达文化品质及包含政治和权力关系的一种“再现”之系统。在此之上她探讨Dazao Osamu（1909-1948）自传小说《Tsug-aru》及其接受的过程。英国伦敦大学英语系研究者和诗人John Cayley在最后一篇论文提出一个命题，他认为印刷媒体的夕日、网络和可编程媒体的开始给中国古代文学提供新的条件。中国古代诗歌的文体特点和汉字的美学优点通过多媒体再现能够更好地表现出来，即为文学和文学理论展示了崭新的前景。

这本书对从事文学研究——不仅东亚文学——的学者很值得一读。一位中国现代文学教授曾经如此评价过文学理论:因为太注重理论，所以好象把文学完全忘记了。本书的优点是所有的文章都没上这个圈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