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批评家何为？这已经是一个必须严肃认真地重新思考的问题。自从 90 年代以来，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常被人描述为“后启蒙”的时代，伴随着文学创作向消费主义思潮的归降，文学批评的思想立场与审美姿态也亦步亦趋地发生了一次深刻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令人极为尴尬的问题出现了，创作数量激增，却让人难以找到可读的作品，评论文章大量涌现，却难以被人们认可，更遑论为文坛和读者提供有益的指导。

    其实，说当下是不是“后启蒙”或者是不是“后现代”并不重要，就像本雅明提出“机械复制时代的知识分子”问题一样，“后启蒙”时代的批评家面对的不是如何为时代命名的问题，而是该不该“后启蒙”的问题。“后启蒙”在中国当下应该可以有两种所指，一种是启蒙已经完成了，不再需要启蒙了；另一种是尚未完成的启蒙被中断了。前者是整个社会从生产消费到思想文化对西方的一种盲从，是一种虚假的表象，一种由“后现代批评家”制造出来自欺欺人的“舶来迷幻剂”；后者才是真相。80 年代高涨的新启蒙文学精神在世纪末的退隐并非是这种精神自然发展的结果，它固然有着客观的原因，但在更本质上却是主动的缴械投诚，是对自身使命的背弃，是对当下文化与审美的失察。

    批评家职志所在，必须体现对现实深层需求的回应而不是对文化泡沫的追随。在形形色色的理论视野中，对中国当下文化、国民心态的描述和阐释与其对象一样，多元共生、良莠并存、泥沙俱下、五彩缤纷，莫不带上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等等的文化幻象，却掩盖了中国当下文化最严峻的现实性问题。在笔者看来，当下文化表象背后的真实面目有二，即愚昧和偏见。如果说，愚昧是一种封建主义式的无知，拒绝人格独立与人性的解放；那么偏见则是滥用了人性解放的条件，成为新的习俗、时尚所裹挟的人性迷乱状态。尤为令人痛心的是，充满了“偏见”的现代人自以为自己的人性解放了，自以为可以“看透”社会与人生的方方面面，但其实，他也许已经陷入人性的迷障而不能自拔。

    文坛上的“偏见”更是孪生了“傲慢”的怪胎。一方面是大范围内的“多元主义”的傲慢，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完全向两极而动，格格不入，彼此拒绝，互相嘲讽。主流话语与民间话语、政治话语与私人话语之间完全处于二律背反的怪圈，其间的裂隙愈来愈大。向相反方向疾驰的物质上的强大与精神上的渺小，自由空间的疯长与精神的自我萎缩，日趋剧烈，这则表明自由手段的多样化、便利化与自由的异化在同步增长，个体精神的内在分裂日甚一日。另一方面，“文人相轻”在今天尤甚，作家之间互相攻讦，批评家之间彼此指责，有的大腕作家更是声称从来不看批评家的东西。如果是为了辨别真伪，探求真理而进行剧烈的论争，这本是正常的，问题在于其兴趣不在这里，兴趣所在是人与人的争斗，是话语权的抢夺，而不是思想和观点的交锋。不少作家或者批评家凭借大众文化市场获得了丰厚利益之后，便妄自尊大，越来越失去自知之明，他们从来不看也看不懂理论书，从来不思考国民精神的走向，从来不能深入人类生存的哲学层面，但可以无知者无畏地指点江山，唯我独尊。愚蠢的傲慢和傲慢的愚蠢，正在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存在方式，它意味着所谓“后启蒙”时代其实也就是“新型愚昧”的时代。如果说在这样一个“新型愚昧”横行的时代，作家凭借经验而写作自然有其合理性，那么批评家就不能仅仅依靠经验，还必须有充分的理性高度；如果说作家可以从私生活出发进入文学叙述，那么批评家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个体领域，还有义务营造“公共空间”；如果说作家的写作可以是多向的，多元的，那么批评家的批评则必须有一个基准的方向和价值。

    批评家应该有自己统一的思想观点、审美标准与批判立场，他必须面对大众、文坛与自我，进行多层面的人性启蒙和审美启蒙。具体说来，第一，他必须面对整个大众阶层或者市民阶层，包括广大的读者和潜在的受众而发言。在这一层面上，他必须站在大众文化和通俗审美潮流的对立面上，对文学创作与社会文化的深层关系进行理性的洞察，揭示被文学叙述所遮蔽的东西，或者文学叙述已经蕴含而被大众阅读盲视的东西。第二，批评家还必须有启蒙作家的高度，在理性美学的品位上他必须高于作家。当下批评界有一种极其不良的习惯，批评家在解读作品文本和阐释文学现象时，大量援引作家访谈、创作谈，或者传记类材料，这些来自作家的所谓“夫子自道”常常成为批评者立论最关键的论据，究其实质就是把对作品进行评判的最高权威拱手让给作家本人。由此批评家失去了启蒙立场，既不能对读者，更不能对作家进行启蒙，仅仅依附于作家作品而存在，成为后者的附庸。越是如此，作家就越看不起批评家，读者也无法相信批评家。现在的文坛，批评家与作家结合得似乎太紧密了，他们二者本应该同样是话语和思想的第一生产者。恰如艾略特所言：“我最感激的批评家是这样的批评家，他们能让我去看过去从未看过的东西，或者只是被偏见蒙蔽着的眼睛去看的东西，他们让我直接面对这样的东西，然后让我独自去进一步处理它。”第三，批评家还必须有强烈的“自我启蒙”的意识。他必须不断地研究社会现象与审美文化，他必须不断地深化和拓展自身的理论视野，不断更新进行文化启蒙与审美启蒙的能力和勇气，从而与一批不学无术的作家保持应有的距离，和那些要么人云亦云要么不知所云要么自说自话的批评家区别开来。

       我理解的批评家与时代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当时代处于思想解放的上升期的时候，他当然要顺应时代；当前现代与愚昧充斥于时代主流时，就必须要做超前的、孤独的呐喊者和预言家。而当时代的主潮被西化和全球化的泡沫所鼓荡时，批评家则不妨保守一些，矜持一些，坚定一些。这也正是批评家与文坛的关系。批评家必须在文学观念与审美判断上保持自身价值的坚挺，从而使一股股坚挺的个体力量像阿多诺所倡导的那样，汇聚成为“人类面对飞扬跋扈的制度、宗教和其他方面的压力的一种抗议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