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禅学，并不让这些学者诗人的人生与政治生涯消极低沉，反而使之心灵豁亮、开朗、清雅、乐天、达观。这足以说明，从美学角度来研究禅学，将禅学作为心灵美人格美的审美人生哲学来研究，既有益提高人的生命美的品味，也有利有作家加深艺术修养。

　　（三）

　　著名诗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以禅喻诗，莫比真切”。这里，禅，就是禅道、禅学。喻，就是比拟。他之所以以禅诗，是因为禅道唯在妙语，诗道贵在妙语，二者有相似之处。以禅喻诗，包含两方面的意思：其一，是以参禅与作诗相比似。《沧浪诗话·诗辩》讲：“禅学者流，乘有大小，宗有南北，道有正邪；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入门须正，立志须高。其二，这是就禅理与诗理相通之说而论的。他认为：论诗如论禅。不涉理路，不落言签。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严羽以禅喻诗，重在妙语，以为“惟吾乃为当行，乃为本色。”悟有两层含义：学习鉴赏前人的作品要悟。即对前人作品要仔细体会，反复琢磨，深入把握作品所达到的最高境界，深刻认识艺术的特征与规律；诗歌创作要悟。诗歌创作要捕捉形象，处理好“词、理、意、兴”的关系。这里已接触到艺术思维的特点，近于今人所言的形象思维的含义。

　　严大师把美学与禅学结缘，使中国诗人开辟了净洁澄明的精神境地。其“妙语”说，是针对宋代的“以理为诗”而发，具有一定针贬意义。但他脱离客观现实生活与作家的创作实践，强调作家要多读书，多穷理和学习前人的作品，依靠主观内心蕴酿，并将此作为写作的唯一条件，这就容易使人误入创作歧路。

　　行文至此，不免发问：到底何为禅？或者说应该如何理解禅？按佛家理论理解，禅就是“静虑”“思维修”“弃恶”“功德丛林”，要求心注一境、正审思虑。《俱舍论》卷二云：“依何义立‘静虑’名？由此寂静能审虑故。名审虑即实了知义。”《瑜家师地论》卷三十三：“言静虑者，于一所缘，系念寂静，正审思虑。”“禅”，能使心绪宁静专注，便于深入思虑义理，故又称为“善性摄于一境界。”由此可知，禅学并不神秘；这是启示人们通过修心养性，明心见性，达到觉悟的一种法门。

　　那么，禅宗的神妙与诗学的妙语二者如何达到同一、统一呢？它们的中介及联结点在哪里？人的最高觉悟，是要达到人的生命的完美境界，也就是要实现人的精神自由解放的妙悟。所谓美，本是追求人的生命美的精神自由境界，人类孜孜以求的自由境界，也就是美的王国；而如何解决物质外界的羁绊，进入精神自由的境界，这既是禅学企图解决的根本问题也是美学领域必须解决核心问题。而诗学又是美学的高层次的尖端学科。诗学的价值，是要探索人的生命美（包括精神美、人格美、心灵美）之奥秘。禅学的妙语作为追求生命自由的哲学派别，自然与美学诗学密切相关，息息相通。禅学的妙语与诗学的妙语，就在这里同一了、统一了。

　　严羽之后，借禅以为喻的美学思想，代不乏人。如明代的谢榛说，作为“非悟无以入其妙”。又云：诗有天机，待时而发，触物而成；虽幽寻苦索，不易得也。这里，作者指出了诗歌贵在妙语，同时也阐明：诗歌创作中有不同于理性思维的灵感与直觉心理现象存在。谢榛对诗歌创作的心理特征的揭示与把握，显然烙有禅宗“顿悟说”之痕迹。

　　关于诗学与禅学的关系，从宋代严羽前，早有论及但未成系统。严氏则专从此方面发挥。唐代司空图论诗，“求味外之旨，重在妙语”。始启沧浪“羚羊挂角”之论，于诗界别开一种风气。宋明之后，禅学昌盛起来，而诗道受其影响更为昭著，由“以禅喻诗”至“诗贵禅悟”之说，是宋代韩驹与吴可大力倡导的。韩驹著有《陵阳集》，苏轼兄弟均比之于唐储光羲。吴可著《藏海诗话》。韩驹《赠赵伯鱼》诗云：“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来皆成章。”吴可学诗学与韩驹同一宗旨，把学禅与学诗有机结合起来了。吴可诗云：“学禅浑似学参禅，竹榻蒲团不许年；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学禅浑似学参禅，头上安头不足传；跳出少陵窠臼外，丈夫志气本冲天。”“学禅浑似学参禅，自古圆成有几联；‘春草池塘’一句子，惊天动地至今传。”与韩吴同时的还有一名叫龚相的，亦作有《学诗》一诗。云：“学禅浑似学参禅，悟了方知岁是年；点铁成金樽是妄，高山流水自依然。”“学禅浑似学参禅，语可安排意莫传；会意即超声律界，不须炼石补青天。”“学禅浑似学参禅，几许搜肠觅句联；欲讥少陵奇绝处，初无言句与人传。他们都是把禅学与诗学统一起来，入于禅机的。南宋陆游（剑南），晚年入禅悦之道。有人称“剑南已见一灯传。”陆游晚年《示子》诗云：“我初学诗日，但入工藻绘，中午始少悟，渐若窥宏大；怪奇亦间出，如石漱湍濑；如仞李杜墙，常恨你领会；元白才倚门，温李真自郐；正令笔杠鼎，亦未造三味。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狯。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这里的造三味及工夫在诗外，就是包含了学参禅的意思。陆游在《九月一日夜读诗稿走笔作歌》及《夜吟》中云：“六十余年枉学诗，工夫深处独心知：夜来一笑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无不彰显禅机。

　　（四）

　　百丈禅师对黄檗说：“见过于师，方堪传授；见与师齐，减师半德。”无疑是鼓励弟子们冲决罗网的果敢精神。禅宗的方法是彻底的否定——空空空空！只有在这个彻底的否定中，才能得到绝对的肯定——顿悟成佛。所以，得到这种精神的，在行为上就会表现出“棒下无生忍，临机不让师”这样的大机大用，也才使唐五代的禅师们如龙似虎，在中国佛教史上演出了一幕幕既清雅又雄浑的喜剧，并使后人叹为观止。

　　同时，这种极富哲理的空的教义对诗学及至整个文学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因为，诗歌，也讲究空灵，亦须悟。唯其空，方为美，唯其悟，乃为哲。

　　诗学与禅学是又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学科。明清学者对此早有高论。明学者胡应麟把禅学与诗学，从悟与法之间加以区别，又从诗学的兴象风神与体格声调的统一加以区别，阐述了诗的形式规律与精神意蕴之间、法度与天才之间的矛盾与统一关系。他指出：“故法所当先，悟不容强也。”又说“吾于宋严羽卿得一‘悟’字，于明李吉献得一‘法’字，禅则一悟之后，万象冥会，呻吟咳唾，动触天真。然禅必深造而后能悟；诗虽悟后，仍须深造。”这里，胡氏引入了禅学，将艺术的象中的内在法度及象外的精神意蕴的关系，学化为一个对存在的规定性与对存在的真谛的直觉契合（悟）的问题，他由禅入诗，又由诗入禅。他说：“法而不悟，如小僧缚律；悟而不法，外道野狐也。”这就是讲，仅仅依据艺术的各种法则而没有洞见生活的真谛，那不过是役于戒律的小僧；如果忽视法度规律而一味追求象外之悟，则只会坠入野狐禅。胡氏这一系列观念，是继承了中唐大尤其是宋以来，以禅宗妙语思想启迪了诗艺创作的传统。将象内与象外、形式与意蕴、法度与天才、艺术创作与人生感悟等等问题，推向一个新的层面。

　　胡氏将诗的创作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具体的形式方面的规律——音调，格律，这是六朝以来，随着近体诗的发展逐渐形成的一套诗艺内部法则；二是兴寄、意象，及由此凸现出来的风神——高迈、超越、指向象外的精神意蕴。因此他又指出：“体格声调有则所循，兴象风神无方可执。”前者，可学，可修，可授，可得；后者则无法可依，纯属天机顿发，不可方拟。“譬则镜花水月，体格声调，水与镜也；兴象风神，月与花也；必水澄镜朗，然后花月宛然，讵容昏鉴浊流，求睹二者？”由此可见，不可方拟的“兴象风神”，必须假托于“体格声调”。胡氏就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悟”与“法”的问题。即所谓“故法所当先，悟不容强也”。

　　清初的陈宏绪说：“禅与妙悟为妙，……诗亦如之，此其相类而合者也。然诗以道性情，而禅则期于见性而忘情。”

　　胡陈二人，在禅宗的顿悟说的影响与启迪下，深入研究禅学与诗学的异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禅学与美学的内在本质关系，就在于人与天地自然清气的关系，这也就是禅学与诗学的内在本质关系的秘密。中国历史上，许多禅师写出脍炙人口的诗篇，就是因其体悟到二者之间的关系。199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中国禅诗鉴赏大词典》，足可供爱好者进行深入研究探讨。

　　晚唐的禅月大师（释贯休）所作一诗，颇能说明美学诗学与禅学的关系。现录于后，以飨读者。

　　乾坤有清气，沁入诗人脾。

　　圣贤遗清风，不在恶木枝。

　　千人万人中，一人两人知。

　　忆在东溪日，花开花落时。

　　我拟以黄金，铸作钟子期。

　　元代诗人、诗论家元好问诗云：

　　万古骚人呕肺肝，

　　乾坤清气得来难。

　　诗家自有长沙贴，

　　莫作宣和阁本看。

　　他们都将乾坤清气作为文人修身养性及创作的要求，这是中国传统美学所追求的一种高境界了。

　　（五）

　　1.

　　“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元好问的这两句诗，道尽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诗与禅密切相关的玄机。在中国诗史上，诗与禅的关系是一个显著的文学现象，不管是以禅入诗，以诗入禅，还是以禅论诗，以禅喻诗，都潜蕴着诗禅相通、互为转换的内在机制。

　　中国当代诗歌在充分地走向世界主义化，但西方诗学已不再是绝对和排斥性的评判标准，在横的移植潮流之外，依然有着众多诗人沿纵的历史河道回溯的足迹。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东方艺术精神尤其是禅宗美学正在回归和崛起，这一脉文化活水与进入中国的西方思想冲激汇流，显示了蓬勃不息的生命力。首先在现代诗中标举禅道精神的是山水诗人孔孚，他的诗由求“清”到求“灵”，由营造“外象”到追求“内象”，不断在玄奥虚静的“隐”的道路上深入，他所主张的尚无轻有、简出淡出，都上接中国古典美学的至高之境“用无”，充满了静思的意味、禅定的神韵。与孔孚风格相近的一些诗人，如昌耀、安谧、王尔碑、马丽华等，他们长期生活在远离尘嚣的自然清氛中，多有以天地为庐、共万物而生死的物我交融之作，流溢着一种心神与自然和谐无间的东方文化氛围。朦胧诗派中杨炼的作品也明显带有中西文化合璧的色彩，如长诗《诺日朗》、《自在者说》，借用了佛教禅宗的一些典故与意蕴，启示一种无所顾忌的终极自由与对万物生死界限的超越，最耐人寻味的是《诺日朗》第4章那首《偈子》，诗人主张超越人生循环不断的希望和绝望，通过以心相印步向永恒超脱的彼岸，“或许召唤只有一声-- 最嘹亮的，恰恰是寂静”

　　针对现代生活的功利性、实用性的压迫，召唤向禅悟这种东方智慧方式的回归，吴晓指出，诗悟是禅悟的转化，认为使人类悟性更多地应用于诗美传达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