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正确地充分地反映和表现文艺的历史精神、人文精神和美学精神，必须将它们之间的关系转换为审美客体和审美主体的关系。历史和社会是审美客体或审美对象，人既是审美主体，又是审美对象。文艺理论的核心和基本问题是处理人和历史、社会的审美关系，即审美客体和审美主体的关系。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对审美关系的理解和阐释既有普同性，又有差异性。审美关系的理论形态的世界性不应认定为绝对的一致，而应当理解为普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从审美关系的同一性中看出差别性，从审美关系的差别性中看出同一性，才能洞析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精髓。马克思主义运用发展和联系的观点论述心物互动和主客关系。马克思指出：“美好和伟大之处，正是建立在这种自发的、不以个人的知识和意志为转移的、恰恰以个人互相独立和漠不关心为前提的联系即物质的和精神的新陈代谢这种基础上（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1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审美关系正是心物联系的特殊方式。马克思是这样阐释处于审美关系中的客体和主体的关系的：“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它的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独特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725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对审美关系的理解，既具有世界的普同性，也具有民族的差异性。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对审美关系中的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的理论阐释很不相同。虽然都承认审美对象和审美主体存在着“相适应”即彼此之间的对应关系和交互作用，都赞同由审美对象和审美主体所构成的“这种关系的规定性”，但解读的话语有所差异。西方文论阐释为“形象”和“典型”；中国古代文论却说成是“意象”和“意境”。由此所引伸出来的“为我”和“为物”、“造境”和“写境”、“表现”和“再现”都显示出不同程度的倾斜。但这只是从总体意向上来谈的。事实上，西方文论同样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表现说”和现象学的“意象论”；中国古代文论同样有唐朝白居易和清代叶燮的“再现说”和“典型论”。事实上，表现中有再现，再现中有表现；典型含意象的典型，意象含典型的意象。西方文论和中国古代文论对审美主体把握审美对象的意图和方式的理论解释都具有不可取代的民族特色。这些关于审美客体和审美主体的理论实际上都是围绕着马克思所指出的主客体的“这种关系的规定性”所形成的对象化的特殊方式和主客体的“本质”“相适应”，即对应关系和交互作用展开的。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论对审美主客体的对应关系和“这种关系的规定性”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其中影响最巨的有：卢卡奇关于“主客体的辩证法”理论、施密特关于主客体“相互介入”的理论、弗雷泽关于关于主客体之间存在着“相似原则”和“同构关系”的理论、戈德曼关于社会集团群体具有精神和意识的“同构性”的理论、皮亚杰关于主客体“交互作用”的理论、罗兰·巴尔特关于文本结构和现实结构“相同一”的理论、马尔库塞关于作为“原则同格”的变态的主体包括客体的理论、桑塔耶纳关于主客体的“同型性”理论、阿恩海姆关于心理学的“力场”、“图式”、“完形”和主客体“异质同构”和交互作用的理论、卡西尔关于符号世界和图象世界的理论、胡塞尔关于意向和意向还原的理论以及其它一些学者提出来的关于“准主体”、“准客体”和“主体间性”的理论等等……都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对审美主客体的理论作出了新的发现和新的开掘和拓展。

　　中国古代文论对审美主客体关系的把握，尽管存在着白居易侧重现实主义的解释。他认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从“言志”、“缘情”转换为“为时”、“为事”，由内向外，由心达物，从主体向客体倾斜。但主导的精神意向是以主体的心灵表现为旨趣，宣扬“物物而不物于我”，以比兴、隐喻、象征和联想等方式，将拟人化和拟物化结合起来，实现主客统一、情景交融、虚实相宜、心物交感、物我两忘。苏轼吟唱“我看青山多妩媚，青山看我应如是？”李白高歌“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都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屈原的《离骚》常用香草美人象征君子，以恶禽污物比喻小人。中国古代的审美形象，为了宣示不可理喻的意义，往往以怪诞离奇的扭由变形来表达超验的神秘力量。人兽同体的远古神话、隐喻民族徽帜的龙凤图腾、狞厉恐怖的青铜饕餮，都成为暗示被历史积淀起来的带有丰厚的社会和人生内容的隐喻性的神秘代码和符号，象征着主体和客体之间的难于破悉的复杂的对应关系。

　　文化、文论的民族化和文化、文论的全球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说，这实质上是怎样理解文化的差别性和共同性的关系问题。任何事物包括现象之间的联系都是差别性和共同性的辩证统一。文化和文论现象也是如此。睿智的作家艺术家应当从文化和文论的差别性中看出文化和文论的共同性，从文化和文论的共同性中看出文化和文论的差别性。中国的文化和文论本身也是共同性和差别性的对立统一。“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个叶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说中国民族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都有它自己的规律（注：《毛泽东论文艺》，第9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文化相对主义是注重和强调文化和文论的差别性的。从此出发，尊重文化和文论的民族性，维护民族文化和文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用文化的相对性反对和抵制超级大国文化的绝对性，为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和文论争得一个公正和平等的地位，对抵制超级大国的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具有积极意义。文化相对主义的宣扬者们主观上或一定条件下可能自觉不自觉地将文化相对主义提升和转换为文化绝对主义。从学理上说，文化相对主义又可能导致消解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偏颇。因此，文化相对主义有利于多元文化的并存竞争，但又必须克服抵制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融和防卫主流文化的确立的弊端。文化的全球化或文化全球主义旨在宣扬文化的共同性、全球性和人类性。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由于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打破了民族和地域的界限，拉近和缩短了人们之间的距离，文化交流必然经历一个同化和顺化的复杂过程，使民族的狭隘性和局限性逐渐得到克服，同时使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使民族的文学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恩格斯分明是说，由于世界性联系地强化和深化，民族的片面性得到扬弃，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既没有排斥和否认各民族文化和文论的存在和发展的权力，又没有主张用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思想体系去“化全球”和“大一统”。“全球化”任何时候绝不会“化”掉各民族的渊远流长、千姿百态的文化和文论的特色，相反，正是那些富有民族特色的东西才能使全球的文化和文论变得异彩纷呈。况且，究竟是“东半球”化“西半球”，还是“西半球”化“东半球”尚有重大争议。事实上，不论是东方的文化与文论，还是西方的文化与文论都有各个不可取代的特色和优长，都以自身富于生命力的传统延续着和发展着。所谓文化和文论的“西方中心论”或“东方中心论”，或用所调“东方中心论”取代“西方中心论”，或用“西方中心论”取代“东方中心论”都是一些民族情感浓厚的学者们的愿望和幻想，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当然这需要历史老人作结论。

　　必须辩证地认识和理解文化和文论的“全球化”和“多极化”、文化和文论的“世界性”和“民族性”、文化和文论的“普同性”和“差异性”的相互关系问题。不同民族、国家、地域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既有相渗相融的一面，又有互异互激的一面。简言之，既有互补的一面，也有对峙的一面；既有亲合的一面，又有纷争的一面。因为文化和文论具有普同性和相通性，所以各民族可以互相选择、互相补充，扬长避短；因为文化和文论具有差异性，具有不同质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必然带来一定的排他性和扩张性，事实上存在着一个同化和被同化、“我化”和被“他化”的问题。任何事物都是对立和统一的矛盾的复杂的集合体。必须有所选择。用国学排斥西学和马学，或以西学消解国学和马学，均不可取。抱着西洋情结的某些学者唯西学是命，贬抑富有民族特色的本土文化和文论，助长后殖民文化霸权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具有古道热肠的某些学者又往往抵御优秀的外域文化和文论遗产，唯我独尊，甚至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盲目地走向大国沙文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和民族国粹主义有时又连袂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和文论。应当本着“洋为中用”和“推陈出新”的精神，从理论和实践上努力解决好文化和文论的世界性和民族性的关系问题。为此，文化和文论的交流和对话，应当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需”的原则。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应当自觉地处理好主元和多元的关系；坚持“为我所需”的原则，应当自觉地处理好对话和选择的关系，从而增强和提高创作和作品的文化内涵和本体意义，以达到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新文论之目的。

　　三、文艺理论学科建构的当代性

　　文艺理论的学科建构和学理发展，必须处理好传统和创新的关系、传统性和当代性的关系。任何真理，包括艺术真理都应当理解为是一个不可割断的活生生的过程。当代文艺的创新是传统思想的合乎逻辑的延伸，而那些已经失去了历史的合理性的思想惰性和陈腐观念又会阻滞事物的前进。因此，单纯地拒斥传统或固守传统都是不明智的。马克思曾讥讽过那些想打倒过去的一切的先锋人物。他说：“在瞬息间一些原则为另一些原则所代替，一些思想勇士为另一些思想勇士所歼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9页，人民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