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也有自己的优良传统，至今仍然洋溢着蓬勃的生气和活力。马克思恩格斯从宏观文艺学的大视角，探讨了“文”和“史”的关系、“文”和“人”的关系、“文”和“美”的关系，可以尝试和探讨用美学观点、史学观点和人学观点建构起宏观文艺学的框架体系。作为体现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种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魂的文艺理论应当拥有系统的理论形态，带有鲜明的时代感和强烈的现实感。为了实现文艺理论从传统的经典形态向崭新的当代形态的过渡和转型，建构起富有当代性的，同时与民族性和世界性完美融合的文艺理论，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文艺理论的学理研究和学科建设。

　　努力解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化或当代化问题。今人看古代的历史和古代的文化，虽然要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但总是从当代的需求来审视和借镜先辈们的精神财富和心智成果。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历史作为被现代人所理解的历史，总是力图通过对历史文本的阐释和接受，使历史成为某些人们所希望所企盼的那个样子。西方的几位有影响的思想家曾说历史存在着当代性，甚至断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接受美学和阐释学的意义上来诠释和界定历史，可能具有一定的岐议性和随意性，甚至可能滑向历史的绝对的相对主义的极端。但从当代人的视野观察历史必然附丽上当代人的意识。历史是一条河。对历史理解的过程又同时伴随着历史发展的过程。历史传统不可能完全中断。一种文化和文论可能被一时突现的政治社会因素遮蔽着，但这只是存在方式上的改变，从显在转化为潜在。这里发生着一个传统与创新的关系问题。对历史传统要进行冷静的清醒的理性的鉴别和分析。埋葬和废弃那些僵死的背时的成规和古训是历史进步的表现。传承和吸纳前人的才华、诗情、精思和智慧以及历史上那些蓬勃着鲜活的生命力的思想文化和文论遗产，同样是实现历史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所需要的。当代应当是历史的合理性的发展的必然的逻辑结果。当代的文论同样应当是历史的文论的合理性的发展的必然的逻辑结果。凡是对建构当代文论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都可能和必须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古为今用”的原则，只能通过古今对话去解决。事实上，任何一种文论思想都带有一定的双重性，表现为合理性和局限性的正悖共生。儒家的文论思想主张“天人合一”，崇尚进取精神，但所恪守的森严的等级制度很大程度上禁锢和囚限了审美的自由；道家思想弘扬审美的自由，但又显得过于虚妄，尤其存在着主张返归自然的历史观念方面的局限。如果综合儒道两家文论思想的利弊益害，理应承接以追求进取精神和自由精神相融通作为审美价值取向的目标。只有通过对中国古代各种文论思想的鉴别、批判、选择、重新阐释和当代重塑，才能推进富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当代文论的学科建设。

　　努力解决现当代西方文论的本土化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借用和不移植西方现当代的文论，想实现中国文论的现代化和当代化是不可能的。文艺理论同样是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任何文化遗产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别性。前者往往表现为世界的共同性，后者往往表现为民族的差别性。世界的共同性和民族的差别性相激相生。文论的世界共同性寓于文论的民族的差别性之中，并通过文论的民族的差别性表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文论的民族的差别性，文论的世界的共同性必然失去赖以存在的根基。各民族的文论作为绚丽多彩的一种独特的样式都在世界文化的百花园中占有自己不可取代的位置。各民族通过文化和文论的交流与沟通扬长避短，既丰富自己民族的文化和文论，同时又有利于世界的文化和文论的发展。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建构，应当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实现“洋为中用”只能通过中西对话的方式去解决。

　　为了吸纳现当代西方文论中的合理内核，必须有一个总体性的衡度与评估。特别是20世纪以来，现当代西方文论的个体化、自我化、主观化和内向化的倾向十分突出，向心理转向、向结构转向、向文本转向，向语言形式符号转向，向解释学和文化诗学转向，从外部规律研究进入内部规律研究。这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化思潮给拓展、开掘和发现主体的心理结构和作用，给人们洞察和探寻文本结构、语言形式符号的本性和功能，增强接受主体释阐的自由度和创造性，都提供了某些合规律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填补了传统文论的学术空白，丰富了当代文论的理论空间。这些研究成果必须得到尊重和批判地承接。但现当代西方文论的极端的片面性、复杂的双重性和强烈的主观随意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把这些学理移植到中国本土，还必须考虑到西方和东方的历史条件和文化内涵诸多方面的殊异。这又必须使接受主体应当采取积极而又审慎的科学态度。现当代的西方文论家都拥有自己的学术专长。他们的理论本来是多元当中的一元，却往往唯我独尊，带有强烈的排他性。彼此不能兼容，总想一个打倒一个。如“作者中心论”反对“社会中心论”，“文本中心论”反对“作者中心论”，“读者中心论”又反对“文本中心论”；再如表现主义排斥象征主义，结构主义消解心理主义和表现主义，解构主义又颠覆结构主义等等。这必须要求研究工作者对这些被称为“深刻的片面的真理”进行宏观辩证的综合。正如外部规律的研究不能代替内部规律的研究一样，内部规律的研究同样不能代替外部规律的研究。只有从同外部规律的相关性的深层联系中把握内部规律，才能使现当代西方文论对结构、语言和文本的学理在恰当的位置和层面上得到适度的肯定。语言世界和文本世界不能混同、遮敝和置换外部的对象世界和一定时代的历史条件下的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对文本的研究是完全必要的，但封闭的孤立自足的文本理论却是不可取的。只看到语言的工具论的功能是狭隘的，但把语言的目的论功能推崇为超越和创造一切的神，无异于制造一种浪漫而又虚幻的当代神话。无限度地放逐语言，必然陷入“语言的牢房”。实际上，语言作为社会实践的伴随物，既不在天国，也不在炼狱，而只生成和发展在人世间，同如鱼得水是也。应当同历史、社会和人生的这样那样的联系中，合理的强化和优化对文本和语言形式符号的研究。现当代西方文论还有一些思想是带有复杂的双重性和强烈的主观随意性的。如各种形态的诗学，包括被称为“政治诗学”的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文本的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判然有别的。用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念去描写和阐释历史的合理性和悖谬性是混在和共存的。一方面，利用新历史主义的史学观点可以纠正那些被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误读和误写了的历史，同时又可能遮蔽和扭曲了本来是正确的历史，自觉不自觉地消解和颠覆了历史的确定性和权威性，从而使对历史的重塑变成了对历史的篡改。因此，随意驰骋阐释主体的自由度和主动性的新历史主义的史学观点有可能导致历史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悖谬。对科学对象过于诗学化，或对诗学对象过于科学化，都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偏颇。人们面对同一个对象，既可以选择诗性的态度寻美，也可以采取科学的态度求真。这两者既相通又相异，因而可以倚重而不可偏废。认识“思性”与体验“诗性”，追求真理与弘扬文化，探寻规律与崇尚信仰，都是人类思维方式中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从总体和全局上看，还是应当力求同与真的联系中求美，与“思性”的联系中体验“诗性”，与探寻规律的联系中弘扬文化和崇尚信仰。承接和吸纳“诗学传统”中的灵性和悟性来丰富和充实“科学传统”中的理性和知性是建构新时代的新文论和新美学所必需。尽管东方的文化和文论与西方的文化和文论是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同时要警惕和抵制体现欧美主流意识形态的新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的渗透和扩张。甚至要看到西方现当代的某些社会文化思潮，如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只有局部的合理性，同中国本土存在着明显的历史错位与现实反差。“水土不服”，“食洋不化”，“消化不良”的现象理应废止。必须坚持“以我为主”和“为我所用”的原则，进行分析、鉴别和挑选。唯此，才能使西方现当代文中那些有价值有意义的合理因素实现本土移植、观念活化和当代生成。

　　努力解决中国当代文艺实践，包括文艺创作、文艺批评、文艺思潮和各种文艺现象的理论提升和学术概括问题。从根本上讲，任何时代的文艺理论的发展，都是与创作实践对话的产物。鼓励和推动文艺理论家、文艺批评家同作家艺术家开展对话，可以为划时代的文论和美学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机缘，同时可以营造文艺生态的良性循环。我历来是主张理论批评化和批评理论化的。任何一种新质态的文艺理论的出现，都是理论批评化和批评理论化双向互动的结晶，都是文论家和美学家对当代的文艺实践和审美创造的理论概括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正是对同时代的作家如巴尔扎克、狄更斯、欧仁·苏、哈克奈斯、拉萨尔等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实践进行理论概括的产物；列宁的文艺思想正是与列·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等人的作品的对话和评论表现出来的；没有果戈里、屠格涅夫、莱蒙托夫等一批灿若群星的伟大作家的创作和作品，作为俄国民主主义者的代表人物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无法达到当时的巅峰状态。理论家和创作家的对话，既促进了文论和美学的发展，同时又可能使他们之间建立起亲密的友谊；作家艺术家为文论家奉献了可供总括和提升的丰富的思想资源，文论家又可能成为作家艺术家的挚友和诤友；存在主义的理论和存在主义的创作同样是密不可分的；现代主义的理论是现代主义的创作培育出来的；没有形式主义的创作，也不会出现形式主义的理论……如此等等。尽管所谓的纯理论，具有一定的抽象度和相对独立性，但不能把经院式和书斋式的研究视为学术的独尊。脱离与历史和人生紧密相关的文艺实践，无异于割断文论和美学发展的源头活水，势必萎缩乃至窒息文论和美学的生命和生态。尽管新出现的东西，不一定都是新的，但总会有体现和预示发展方向和趋势的新的因质；尽管存在的不一定都是合理的，但合理的东西必然是大量的，不可抗拒和逆转的。因此，只有文艺理论与新时代的新的文艺实践相结合，才能产生新世纪的崭新的文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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