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症候阅读的理论有所不同，保罗·德曼是从语言和实在的关系上来说明，具有解构意味的文化批评为什么必须在语言分析中引入意识形态话语。他说：“我们叫做意识形态的东西，正是语言和自然的现实的混淆，指涉物和现象论的混淆。因此说，文学性的语言学，比起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其他任何探索方式来说，在揭示意识形态的畸变性上，都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有力工具，在解释畸变性的发生上，都更是一种决定因素。”[13]在这里，保罗·德曼是在现代语言哲学的知识语境中阐述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语言不能复制世界而只能反映人的思维形式。因此，文学语言给人们呈现的并不是现实世界本身，而是现实生活的一个仿像，或者说是一个精神化了的“现实”。语言的特性决定了它既不能复制也不能再现实在，语言只能建构。所以德曼强调，“文学是虚构，并不是因为它拒不承认‘现实’，而是因为无法先验地确定，语言是按照哪些或者像是现象世界的原则而发挥作用的。”[14]从虚构性上理解文学，要求理论研究把文学活动纳入精神生产的复杂机制中加以观照。文学虚构重建了人与自己的生存现实的关系，重建了现实世界的秩序。在这种重建中，势必要融入对现实的理解和期待，这就为理论研究阐释语言活动的文化蕴涵留下了想象的余地。理论研究因此不能不关注各种意识形态对文学语言建构“现实”的参与，更不用说语言建构“现实”这一行为本身的意识形态性了。正如阿尔都塞所说，“意识形态表述了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1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社会和历史相关的各种因素成了文学语言分析必不可少的要素。

互文性（lntertexuality）理论的产生进一步丰富了文化批评的知识话语，其不仅为语言研究提供了更为开阔的文化视野，也为文学理论研究向社会历史之维延伸拓展了更大的空间。作为后结构主义批评的核心范畴，互文性理论不仅揭示了不同文本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指涉关系，从而给文学语言分析进入广泛的社会历史领域拓展了思路。而且，在后现代解构批评的知识语境中，互文性理论还被赋予了另一层意思，即文本的意义由于互文关系而形成了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不是来自传统文学理论所说的文学语言的形象性或多义性，而是源于文本的相互指涉所造成的无休止的意指过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互文现象虽然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学现象，在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到处都有它的踪迹，但是互文性理论却产生于后现代知识系统，它与传统互文观念的区别就在于，互文理论不是在渊源关系而是在意义衍生的关系上来理解文本相互指涉这种现象的。强调文本之间的相互指涉所造成的意义延伸可能无所不在，无穷无尽，为理论研究在解构的层面上以开放的方式阐释文本意义的提供了思路，更给理论研究创造了一个在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论域中读解文本的空间。以这样的思路阐释文学文本，可以说从根本上颠覆了仅从作者－文本－世界的线性关系上理解文学活动的批评成规和文学观念。钱鍾书曾引罗兰·巴特的话说，“法国新文评派宗师言诵诗读书不可死在句下，执著‘本文’；所谓‘本文’，原是‘本无’，犹玉葱层层剥揭，内蕴核心，了不可觅”[16]，并以类似的比喻来说明文学文本的意义并非存在于一个有限的、封闭的空间之中。他说，“窃谓倘‘有寄托’之‘诗无通故达诂’，可谓譬于苹果之有核，则‘无寄托’之‘诗无通故达诂’，不妨喻为洋葱之无心矣。”[17]正是这种认识使钱鍾书在文学研究中极为关注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以及它对文学活动的影响，关注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的互文关系所造成的意义衍生；他的文学研究所以会形成旁征博引、思路活跃的风格，似乎也和这种认识有关。

正因为互文性理论是以解构的思路来理解文本意义不确定性的，所以在阐释互文关系的批评实践中，解构批评往往会放弃对文本确切意义的把握和判断，而去关注各种意义之间的差异，通过追溯文本指涉关系的踪迹去显示意义的“延异”和“播撒”，以至形成了文化批评在文学阐释上的泛化。从这个角度讲，可以说互文性理论已成为文化批评解构文本的一种策略，借此把文学理论置于新的知识语境中，实现把文学研究从审美关系引入文化关系的目的。

艾柯曾批评对文学的文化研究有“过度诠释”的倾向，卡勒在辩解时对文化批评的上述策略作了这样的解释，他说：“在文学研究中人们实际上不只是得到对具体作品的诠解（使用），而且还会获得对文学运行机制——其可能性范围及其独特的结构——的总体理解”，并表示“我本人则坚持认为，文学研究的目的正是去获得关于其运行机制的知识。”[18]卡勒一语道破了文化批评作为一种理论研究的特点就在于它不仅仅关注文本及其呈现的意义，而且更关注文本的生产和消费机制、特别是这个机制的运作过程对文本意义的影响。此刻，理论研究走出了作者、文本语言给批评设置的具体语境，在把握文本运作机制的基础上，为批评活动重新寻找和建构了另一种语境，这是一个和语言、文化、社会、历史、性别、阶级、族群、教育、出版、意识形态等等因素相关的语境。“它们想问的是‘文本做了些什么’，‘它又是怎样做的’这样的问题：它怎样与其他文本、其他活动相连；它隐藏或压抑了什么；它推进着什么或与什么同谋。许多非常有趣的现代批评形式追寻的不是文本记住了什么，而是它忘记了什么；不是它说了些什么，而是将什么视为想当然。”[19]以这样的方式，在这样的语境中读解文本，阐释文本的意义，文学显然不再是单纯的审美对象，它只能成为意识形态的构成物。

事实上，在文化批评的知识话语中，文学的审美性确实已成了一个边缘性的概念。在文化批评看来，作为一种虚构活动的产物，文学所表现的一切，已经远远超出了审美的疆界。文学和文学活动实质上是在人与现实和历史的整体关系的基础上，而不是仅仅在审美关系上与人的生活相关联的。作为拥有虚构权力的一种精神生产，文学想象中有着探求和思考各种问题的冲动。文学因此获得了多重身份，文学活动也因此有了生产各种意义的可能。不可否认，致力于从审美关系上阐释文学的理论研究，确实以领域的界定、学科的建立和对文学审美自律性的确认，深化了人们对文学的认识和感受，也推动了文学本身的发展。但是，对文学审美自律性的追求和张扬，也导致了理论的封闭和贫乏，使文学研究丧失了开阔的视野和活跃的思路。文化批评形成跨学科的特点，拒绝把自己限制在一个划定的范围内，就是为了适应文学的多重身份和文学活动本身早已“越界”的现实。因此，当理论研究还以单纯的审美视界和审美话语来观照、界说文学时，倒有可能因为忽略、掩盖和遮蔽了文学的丰富性而使自己的想象过于贫乏，从而使我们的文学研究远离了文学本身。

本文从一开始就声明了，讨论文化批评本身的是非不是我的目的，本文要说的是知识状况对文学理论研究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文化批评对于文学理论研究的冲击，其实不在它的实践操作所产生的影响，而是在于它对国内当前的文学理论研究知识状况的质疑；文学理论知识结构的更新已成迫在眉睫的问题。我们不必也不会都在文化的论域中研究文学，但是却不能不思考文化批评的知识结构对拓展文学理论研究视野的意义。

* 本文所讨论的“文化研究”是指狭义的文化研究，即以文学艺术为对象的文化研究。广义的文化研究则是指对各种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其对象既包括文学艺术，也包括非文学艺术。但是，即使狭义的文化研究，也会因为如何界定“文学艺术”而形成不同的认识，这里的分歧主要在于是否可以把某些边缘性的亚文艺现象（如带有审美性或文学性的生活现象或文化现象）作为狭义文化研究的对象。

[1] 希利斯·米勒：《当前文学理论的功用》，见《重申解构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17页。

[2] 沃尔夫冈·伊瑟尔：《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3] 参见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9页。

[4] 伊格尔顿：《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3页。

[5] 阿尔都塞：《读〈资本论〉》，转引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67页。

[6] 同上。

[7] 希利斯·米勒：《当前文学理论的功用》，见《重申解构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页。

[8] 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洽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见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页。

[9] 希利斯·米勒：《当前文学理论的功用》，见《重申解构主义》，郭英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18页。

[10] 拉康：《精神分析学中的言语和语言的作用和领域》，见《拉康选集》，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8页。

[11] 拉康：《主体的倾覆和在弗洛伊德无意识中的欲望的辩证法》，见《拉康选集》，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25页。

[12] 拉康：《精神分析学中的言语和语言的作用和领域》，见《拉康选集》，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5页。

[13] 保罗·德曼：《对理论的抵制》，见保罗·德曼《解构之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03页。

[14] 同上，第102页。

[15]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见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3页。

[16] 钱鍾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00页。

[17] 同上，第611页。有意思的是，罗兰·巴特在《风格与意象》里也有类似的比喻，他说，与其说文本是有核的杏子，倒不如把它比作“洋葱头”，“这是一种多层（或等级、系统）构造，它的体内没有中心，没有果核，没有秘密，也没有不可简化的原则。除去它层层包裹的无限性，此外一无所有。”（转引赵一凡《欧美新学欣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2页）。

[18] 卡勒：《为“过度诠释”一辩》，见艾柯等《诠释与过度诠释》，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45、147页。

[19] 同上，第141～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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