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文章从后结构主义的两个重要概念“界限”和“越界”入手，借鉴德勒兹／瓜塔里的辖域化、解域化和再辖域化等概念，进而深入探讨了卡夫卡提出的、德勒兹／瓜塔里深化的小民族文学概念。作者试图说明，一切文化活动都离不开越界之于界限，变之于不变，小之于大的解域或生成运动。而在当下全球化和后殖民语境下的一切语言、文学和翻译活动都是小民族语言对大民族语言、小民族文学对大民族文学的解域化。
 
【关键词】 界限/越界/小民族文学/解域化

      笔者在《翻译的文化政治》一文中，曾试图用整整一节的文字阐明福柯在“越界之序”中提出的两个概念：界限和越界，以表明翻译领域中原文与翻译之间的非否定关系，或者说生成关系。[1](P29-37)这里，翻译指的是翻译的行为，转换的行为，也可以说是越界的行为。因此，原文就成了翻译行为首先划定、然后试图跨越的界限。根据福柯所说，“界限和越界不管拥有什么样的强度，都是相互依赖的：界限如果是绝对不可跨越的，它就不可能存在；反之，越界如果仅只跨越由幻觉和影子组成的一个界限，那么越界也就毫无意义了”。[2](P34)存在的强度是所译文本和翻译行为的先决条件。一本书放在一个书架上，或搁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没有生命的，只作为“物”而存在。译者或读者仅仅通过阅读或翻译的行为就能赋予它活力或生命，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可跨越的。读者跨越这个界限，通过忘我的阅读实现了书内“存在的强度”；译者也跨越这个界限，在忘我的翻译行为中实现了书外存在的强度。在后一种情况下，原文以译文的形式获得了生命，或新生，也即不同于原文但又与原文密切相关的一种生命形式。按此理解，任何一本书都是可跨越的一条界限，而既然是可跨越的，它就是可读的，因此也是可译的。界限的意义恰恰在于越界的可能性，在于越界的行为，因此，原文的意义就在于它的可译性，也在于翻译的行为或过程。
    然而，福柯所要说明的并不是界限在被跨越之后的“来世生命”，强调的不是越界行为发生的时间，也不是黑与白或内与外之间的关系，对于他如对于德里达一样，这种二元对立的关系并不存在。[2](P34-35)他认为界限与越界“采取螺旋的形式，任何简单的违规都不能穷尽它”。[2](P35)福柯用了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例子，即用黑夜里的闪电来说明界限与越界的相互强化作用。闪电“从一开始就给予它所否定的黑夜以浓浊浑厚的强化，从内到外，从上到下，照亮了黑夜；然而，只有在漆黑的夜里，它那灼眼的明亮，那具有穿透力的、平稳的独特性，才能显示出来；闪电一俟用自己的主权给这个空间标上了记号，给这个黑暗命了名，然后就又自行消失在这个空间之中了”。[2](P35)闪电与黑夜的关系并不是相互对立或颠覆的关系。闪电通过照亮黑夜而强化了夜的黑暗，同时，它自身的亮度也由于夜的黑暗而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从而显示了独特的力量，一股统一的力。然而，当闪电完成了照亮黑夜的任务时，当它强化了黑暗，确立了自己的主权、履行了命名的功能时，它重又消失在黑暗之中，重又沉默了。换言之，它在照亮的行为过后即刻又被淹没在它曾经照亮的那个空间之中了。但在这个无休止的差异和重复的运动中，那个被闪电照亮的空间，又重新把闪电淹没的空间，决不会是被照亮之前的同一个空间，仿佛它的内部已经发生了变化，仿佛它的结构已经得到了改造，仿佛它的内在秘密已经泄露，就好比译文在经过翻译的行为之后不可能再是原文一样。这个照亮的行为证实了黑夜的存在，强化了夜的黑暗，造成了黑夜与黑夜之间的差异，意义也便由此生成出来，制造了等待着翻译的一个又一个文本。如福柯所说，它测量“它在界限的核心打开的那段多余的距离”，追溯“导致界限上升的闪光”，最后跳入“生存地带”的无限之中，而那就是“差异的生存”地带。[2](P35-36)
    这里所质疑的是起源。作为照明行为的闪电为黑暗设定了界限，然后在照亮黑夜或被黑夜淹没时跨越了这个界限。黑夜再次降临，等待着另一次闪电，一次又一次的闪电，以至无穷。但每一次都有所不同，因为每一次闪电的强度不同。闪光越强，对黑暗所遮蔽的世界的揭示就越多，反之亦然。类比之下，原文被转换成译文，并在翻译的行为中得到强化；然后，译文需要进一步的强化，抑或是来自原文的强化，或来自对译文自身的翻译的强化，这都是作为对可译性或忠实性的检验。对于我们所处的这个翻译的时代、重译的时代、甚至翻译竞争的时代，这种无休止的强化尤其重要。每一次强化都需要闪电，每一次闪电都是渗透，都是跨越边界，都是消灭起源。起源的消失既宣布了旧的界限的死亡，也就是人成为认识客体的终极界限；又宣布了新地域的诞生，在新的地域里，“一种思想形式仍然沉默的、摸索着的幽灵在探索界限”，致使“越界的行为取代了矛盾的运动”。[2](P50)在这个过程中，越界的行为开辟出一个新的空间或新的地带，它没有起源，没有终点，而只是一个生成的过程，蕴涵着众多可能性的一个开口，因此也是组装一台新的机器的场所。
    这个“沉默的和摸索着的幽灵”就仿佛马克思和德勒兹／瓜塔里所说的资本，它寻求设定界限，然后再在不断生成的金融资本中跨越这些界限。如果我们借用或挪用德勒兹／瓜塔里的游牧思想或资本的块茎概念来解释福柯的界限和越界思想的话，那么，每一次越界都必然是一条逃跑路线，都是褶子的展开，都是对先前被资本所占有、剥削因而耗尽能源的地域的解域化。资本从一地到另一地的运动，根据马克思和德勒兹／瓜塔里对马克思的阐释，是一个辖域化、解域化和再辖域化的过程。辖域化指的是设定界限的时刻，此时，资本发现了最适合于生产和剩余价值生产的场所。解域化的时刻指的是资本圆满地实现了价值，致使新的更大的生产力在生产工具的不断变革中改造现存的生产和消费机器。但是，这个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时刻也滋生了资本主义的权力因素，它阻碍着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不把剩余价值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目的，而只满足于现已陈旧的资本储存，满足于先前投资的利润，这就是再辖域化的时刻。就根本原理来说，再辖域化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几乎是与解域化同步发生的。也就是说，一旦资本主义的权力因素不利于资本的扩张，或停步不前，或产生某种抑制作用时，资本就会试图摆脱这种权力的束缚，逃离它的掌控，开辟新的领域。
    德勒兹／瓜塔里在《千座高原》中提出的块茎概念是解域化思想的哲学基础。植物学上的块茎指的是像马铃薯这样的植物的地下支干，它的水平结构不同于树或根的树状（垂直）结构。根据德勒兹／瓜塔里，块茎有六个特点，帕特里克·海顿扼要地将其归纳如下：（一）它有能力不断确立“权力的符号组织与之间的关联，以及与艺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相关的状况”。[3](P7)（二）各种各样的关系都是外在的，生产不可能是自行封闭的开放系统。“事物”的本质不是固定的、理想的和形式的，而是模糊的、不准确的，它们只是临时稳定下来的语言的、感知的、姿态的、环境的和政治的关联，以数量不等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它们本身就是由这些关系所决定的状况、项目和活动的结果。[3](P7,　P367,P407-408)（三）不同条件和外部关系的这种繁殖是一种组装，“一种繁殖的各个维度的增加必然会随着关系的扩大而改变性质”，[3](P7)与其他工作中的关系相互作用，与流动中的异质因素共同作用，以改变旧的关系，同时构成新的关系，把这种组装变成一种合成的、开放的统一体。（四）这个开放的统一体是多向的；它在一个时刻遵循一条路线，在另一个时刻又遵循另一条路线。这正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辖域化、解域化和再辖域化，是“在异质条件之间多产关系的基础上，复杂组合发生的性质变化”。[4](P96)（五）它总是有许多入口，使自身有效地参与各种活动和各种社会实践，而块茎本身则既由这些活动和实践所构成，同时又充实它们的内容。（六）它是各种共存条件之间创造交往、越界、共栖联合中的一种不规范的生成，构成了能够进行改造的开放系统或组装。这就是“发生在空间之间、外部关系在多元组合中穿越”的生成过程。
    块茎的这些特征——关联、异质、组装、多向、开放和生成——“开创了一种全面的多元构成主义……涉及一种创造性的联想主义，在实践上把块茎的概念与树状结构的等级图式对立起来，与各种理论的、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关怀协调起来”。[4](P94)这里，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组装的概念，它作为为某一地域设定界限的过程，把不同的或异质的因素聚合起来，而在不改变整体的情况下，这些个别因素是不能发生变化的。它同时既是解域化又是再辖域化，因为在改造以前的关系性质的时候，它也改造了从一个地域到另一个地域的组装，正如闪电照亮黑夜的瞬间过后，黑夜绝对不会是被照亮之前的同一个黑夜，因为闪电的不同强度已对被照亮的世界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同样，在作为界限或边界的原文被跨越或解域之后，它也发生了质的改变，因此绝不可能与翻译之前的条件达到量的对应。它现在已经是一个被解域了的文本，一组新的关系中的一个新的组合，因为译文是写给新的文化背景中新的读者的。“块茎的组装并不根据对应关系模仿、繁殖或再现任何基础的本质。这是因为块茎的性质是在其各种因素和表达形式的互动关系中形成的，它在块茎改造自身的时候发生变化”。[4](P96)
    这组新的关系和条件发挥小的或分子的功能，与其相对照的是大的或克分子的功能，后者恪守不变的意义和本体，“热衷于量本身而排除质的变化”。[4](P97)小的或分子的功能标志着一切生成的特点，这些生成“不模仿任何人或物，不与任何人或物相认同”，而“进入与其他人或物的合成之中”。[3](P1987,P272,P274)[4](P97)根据伊安·布坎南的提法，这个组装的概念“增强了我们的乌托邦信念，即事物是变化的，因为它[组装]被界定为连续变化中的存在”。[5](P119)这种变化就是把事物置入集体组装的多样性之中的结果，新的互动、新的关联就是在永远开放的关系系统中依据这种多样性组织起来的。这些关系的流动性促成了生成他者的过程，促成了块茎关系的质的变化，促成了异质因素的集体共存，最后，也促成了一种积极的微观政治。
    德勒兹／瓜塔里对小民族文学的分析，特别是对小民族、小民族语言和小民族文学作为异质因素而集体共存的特点的分析，就是这种微观政治的具体实践。这里的小民族当然是用以区别于大民族的，后者把它的主体界定为“由特殊的对立本质或条件所构成的刻板的克分子实体，它们与不变的功能、意义和身份有着本质的关系”；[4](P97)而小民族文学与大民族文学构成了“一种质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它指的是一切语言实践的革命潜能，通过在表达与内容之间生产多样的关系和关联而向占主导地位的语言阐释的二元对立形式发起了挑战”，[4](P98)就是说，通过建构多样性和组装（集体共存）而产生新的语境和经验。
    从根本上说，小民族文学，也叫小文学或小国文学，是德勒兹／瓜塔里微观政治分析的客体，最初是弗朗茨·卡夫卡在1911年9月25日的一则日记中提出来的，指的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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