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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卡早期创作生涯中一种新的语言经验。德勒兹／瓜塔里首先在《卡夫卡：走向小民族文学》中挪用了这个术语，然后详尽阐述了这个概念，在《千座高原》中将其用于其他几个作家身上，最后在“一份欠缺的声明”中用这个概念讨论了意大利剧作家卡米罗·贝尼(Carmelo Bene)。作为微观政治的客体和实践，小民族文学这个概念指“语言的一种特殊用法，通过强化语言内部的固有特征而解域语言的一种方式”。[6](P91)它有三个特征：(1)对语言进行解域；(2)把个体与政治现状关联起来；(3)对言说进行集体组装。[7](P16-18)在德勒兹／瓜塔里的机器组装的世界上，小民族文学是一个表达机器，是把表达与内容相融合的一种语言行为，“以便走向语言的极限或界限”。[7](P23)通过同时梳理表达的流动和内容的流动，小民族文学（以及小民族语言）不仅挑战了大民族文学（和大民族语言）中表达与内容的结构或有机对应所达到的逻辑性和一致性，而且发明了语言的生成，改变了经验内部语言与非语言、话语与非话语因素之间的关系，表明了一种语言是众多语言过滤的结果，从而打破了语言间的界限。[4](P98)
在此，我们有必要简要回顾卡夫卡关于小民族文学的日记。日记的第一段罗列了文学的益处或优势，对本文的讨论非常重要。
我通过洛维所了解到的华沙的当代犹太文学，以及部分通过自己的理解所了解到的当代捷克文学，都表明这样一个事实，文学的许多优势——精神的搅动，在公共生活中常常未能实现、而且总是倾向于分解的民族意识的统一，一个民族从自身文学中获得的骄傲，在面对周围充满敌意的世界时所给予的支持，一个民族所保留的、完全不同于历史编纂并导致更加迅速（然而又总是经过严格审查的）发展的日记，宽泛的公共生活领域的精神化，对那些不尽如人意的、并在这个只有惰怠才能产生危害的领域里很快就应用的那些因素的同化，繁忙的杂志所创造的对一个民族整体的不断整合，一个民族逐渐把注意力集中在自身之上，而只接受外来的反映的东西，对活跃的文学人物的崇拜，暂时的但仍然能留下永久痕迹的唤醒年轻一代的远大抱负，承认文学事件是政治忧患的客体，父辈与子辈之间对立的意义以及对此展开讨论的可能性，以一种非常痛苦的、但也畅所欲言和值得谅解的方式呈现民族的错误，开展一种活跃的因此也是自尊的图书贸易以及对书的渴求——所有这些努力都可以通过一种文学发挥出来，这种文学的发展事实上还没有达到非常广泛的规模，只是看起来规模很大，因为缺少重要的天才。（注：此段文字由英文译出，参照了孙龙生先生自德文的译文。参见叶庭芳主编《卡夫卡全集》第六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66-167页。）[8](P191-192)
显然，卡夫卡是在讨论意第绪文学和捷克文学，它们都是小民族的小文学。但在上述优势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的大小并不起着关键作用。事实上，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小民族比大民族更占优势。在小民族中，竞争的作家们可以保持相互独立，因为小民族中没有占统治地位的人物去左右他们，所以缺少天才也不是件坏事。“文学史提供了一个不可改变的、可靠的整体，它几乎不受时下趣味的影响”，所以，“不会有忘却也不会有记忆”。[8](P193)在小民族内部，“文学与其说关注文学史毋宁说更关注人民，因此，即便不是纯洁的，那至少也能可靠地保留起来”。[8](P193)最后，在小民族内部，一部作品的“界限”并不是由它与其他作品的关联，而是由它与政治的关联所决定的，因为小民族的文学坚持高喊政治的口号，内嵌着对个人和对政治的阐释，它在全国各地传播，接触较大的受众，就仿佛生与死的问题一样关系到每一个人。[8](P194)这最后一点，即小文学彻底的政治性，文学在世界中因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义务，是德勒兹／瓜塔里挪用这个术语的唯一原因。 卡夫卡本人没有提到的、但德勒兹／瓜塔里试图附加在这个名单之上的就是：卡夫卡是在描写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和语言环境：他是用德语写作的一个布拉格犹太人。弗雷德里克·卡尔在卡夫卡传记中说，他所生活的世界“被敌人包围着，被将死和已死的兄弟们侵扰着，被内部的和外部的命令支配着，在他看来，他本人扮演着一个边缘的角色，被一个只知道以自己冷酷的欺负、强迫、需要剥削儿子感性的父亲驱逐着，同时又完全屈从于已然成为父系世界的附庸品的母亲”。[9](P37)这个生活的世界实际上只是一个界限，一条边界，被两个世界挤压在中间，饱受进退维谷的张力之苦，这是在布拉格长大的许多年轻犹太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也是普遍的生存困境。这样一种生存困境从根本上说是语言造成的。卡夫卡在上中学之前一直学习捷克语，因此，比起德语来捷克语更为亲切，尽管他是通过德语而接触文学大师的。作为一个“受过德语教育的人”，卡夫卡生活在德语和捷克语混合的语言环境里，他讲的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布拉格德语，在发音、句法和词汇上都受到捷克语的严重影响，在某种意义上，那是一种日耳曼化了的意第绪语，按照德勒兹／瓜塔里的说法，也是一种被解域了的德语。德勒兹／瓜塔里在采用这个术语时的确要表明一种政治行为。一种被解域了的语言是“语言的小民族应用”，是“对标准因素的一种破坏性毁形”，[6](P97)是在大民族语言中雕刻出来的一种小民族方言。它适合外来的小民族的应用，就仿佛“从德国人的摇篮里偷走孩子的吉卜赛人”，也可以比作“今日的美国黑人对英语语言的应用”。[7](P17)
对于刚刚脱离了农民之根而来到布拉格的许多犹太人来说，他们讲的布拉格德语是一种矫揉造作但却正规的书面语，就仿佛我们大多数人今天学到的书面英语一样。它本身已经脱离了自身的语言和文化环境，在异国他乡受到肆意的滥用，在句法结构、词汇意义和语音等方面都受到当地方言的严重影响，比如，“不准确的介词；代词的滥用；可变性动词的使用……副词的繁多和连用；难懂的内涵意义；对作为词的内在张力的语音的强调；对作为内在失调之组成部分的辅音和元音的分配”。[7](P23)所有这些展示了布拉格德语“解域化的高度协同因素”：一方面，它由于脱离本土语境而失去了自身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又由于这种小民族的应用而成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它使布拉格的犹太人成为了讲母语的外国人。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提出要丰富这种语言，“用象征、梦幻、深奥的意思、隐蔽的能指等使它膨胀起来”。[7](P19)但卡夫卡却选择了相反的道路：他要使这种布拉格德语更加贫乏，让它进一步失去稳定性，失去规则，打乱重音和节奏，抽空一切象征、梦幻、深奥的意思，从而增强其情感力度，仿佛要用刺眼的闪电照亮漫漫长夜一样。不难看出，卡夫卡和当时的一些布拉格犹太人已经开始对德语进行一种小民族的应用了，并有意在自己的文学实践中操纵、发展、改变和扩大这种倾向。而在当代全球化的语境下，这似乎已成为后殖民作家和文化批评家的一件利器了。
其实，对德语的这种小民族应用是语言的一个施事功能，或述行功能。从语用学的观点看，行为是在一个陈述中完成的，陈述实现了行为。“语言的唯一可能的定义就是一组定序词，含蓄的假设，或在特定时间内一种语言中现行的言语行为。”[3](P79)如德勒兹／瓜塔里所详尽阐述的，陈述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在“特定时间内”确定的，而且是在特定的社会领域内，在特殊的语境下，在“关系和条件不断互动的过程中”，完成各种各样的组装的。所谓“定序词”就是有固定词序的词，这种词序是一组权力关系，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除了语言内部的许多范畴、分类、二元对立、联想、规范、概念和逻辑关系外，还包括实践、制度、商品、工具，以及由力所构成的各种物质关系。世界就是由于这些“定序”和复杂的关系网络而具有了某种连贯性和组织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勒兹／瓜塔里才认为语言的基本功能不是交流信息，而是强加权力关系。语言是一种行为方式，一种做事的方式，是共同发生作用的许多相异的行为和实体的组装，它分两个层面：一个是非话语的层面，即身体的机器组装，包括“行为和激情，互动的身体的相互融合”；另一个是话语的层面，即表达的集体组装，包括“行为和陈述，是身体的非物质性变化”。[3](P88)这里，表达的集体组装指的是各种行为结构、制度和实体，它们是语言陈述的必要前提，是语言实现行为的过程，它们不通过身体的互动或物质性变化而只通过言语行为来改造世界的元素和构造。这两种“组装”是相互独立的，相异的：“你永远不能让一种表达形式简单地再现、描写或证实某一相应的内容……在表达非物质属性时，并借此把这个属性归于那个身体时，你不是在再现或指涉，而是在干涉：那是一种言语行为”。[3](P6)于是，物质和再现、形式和内容、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了，言语直接参与了物质世界的行动。
然而，表达的集体组装和身体的机器组装又是可以关联起来的，把它们相关联的东西叫做“抽象机器”。它之所以抽象，是因为它没有具体的物质形式，是虚拟的但却内在于真实的世界之中。具体地说，一个词在不同的说话者那里可以显示不同的声音属性，有不同的语音和语调，不同的抑扬顿挫，不同的说话方式，而这些又决定着这个词的意义变化。也就是说，一个词可以随声音的变化而产生意义的变化，而一个词是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声音变化的，这些变化构成了一条内在的连续变化的路线，即一个连续体，一个词的每一次具体发音都是这个连续体的一个点的具体体现。同样，一个词义的每一次表达也是该词在它的连续变化路线上的一次具体体现，是在一个特殊环境内部的一次特殊行动，是对身体的机器组装的一次干涉，同时也决定着它的结构、实践和实体网络。这条连续变化的路线就是语言内部固有的“抽象机器”。按照这种理解，语音就不是传统语音学所界定的那种精神常数，即一个音素的意义是由它与其他音素之间的关系决定的；词义也不是传统语义学所界定的那种单独的表义核，即一个稳定的意义只在不同语境下发生偶然的变化；而是无始无终的一条连续变化的路线，它的每一点都是语言（语法、句法、词汇、语音等）的一次小的应用，都是对稳定的语言规则的一次破坏，都是对大语言的一次颠覆。因此，布拉格犹太人的德语、加勒比海地区的克里奥语、美国的黑人英语、亚太地区的洋泾浜英语、孟加拉人的印度英语、中国人的中国英语，以及非洲英语，就都成了语言的一种小民族应用。同样，相对于标准语而言，方言、俚语、土话、行话等非标准语，也都变成了语言的一种小民族应用，不仅把语言的和非语言的因素引入变化之中，而且开创了在一种语言内部讲双语、多语的机会，也创造了在母语内讲外语的方式。这样理解的话，我们通过语言所经验的世界就总是在变化的过程中，总是在根据各种不同的关系而进行的“建构”中，总能够揭示出这些关系中的社会、历史和政治特性。每一次变化、建构和揭示都不过是一条逃跑路线，一次变体，它对语言的标准和规则，对常规语言的习俗、制度、实体和环境加以解域、破坏、毁形。这就是小民族语言为抵制标准用法的严格限制，为确立语言权力结构的非标准界限，为达到解域语言的政治目的，而采取的越界和挪用策略。
如前所述，小民族中的“小”当然是针对“大”而言的，但却不完全是德里达的二元对立中直接对立的或等级制的两项。“大”是主导，是标准，因此是权力的施行。“小”是亚系统，是相对于不变量的变量，相对于标准的违规，相对于稳定的变化。大和小不是由数量来决定的；大可以是少数人，权力、标准、主导地位总是在少数人的掌控之中，而小则可能是多数人，是被统治的人民大众，是在数量上超过男性的女性，或超过白人的有色人。因此，就权力关系而言，这里的“少数”仍然是大，“多数”仍然是小；因为大永远统治小，永远是用来衡量小的标准；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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