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确实危及到真理先天占有者的权力地位，这些批判与反抗的过激化姿态不难理解。从另一方面来说，知识分子始终处于话语的焦虑状态，如何成为表达言说的中心这始终是知识分子的职业追求，而以靠近真理的姿态展开言说，这是最安全也是最有效率的一种言说。后现代不过是侥幸成为知识分子失语症自我诊断的一个话题，成为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无物之阵中的一个仅有的小小障碍，无的放矢的批判终于有了对象。与其说人们怀着激愤讨伐后现代，不如说是带着狂喜进行鞭挞。否则，那么多的形容词与长篇累牍的宣判就变得不可理解了。

　　后现代就这样从一个稚嫩的小浑蛋，被摔打成一个庞然大物———一个话语生产的永动机。关于后现代的话语不断增殖，不管是批判还是申辩，贬斥还是颂扬，它都变得不可拒绝。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好像超越了那段怀疑、犹豫和彷徨的历史，但人们好像突然间可以对后现代主义泰然处之了。这种接纳并不是从理论上和学理的意义上，更多的则是从现实的直接经验。例如，中国介入全球化的经济现实，中国迅速而大规模的城市化，互联网和电信的普及，全球化的影视传媒的影响等等，这些使人们接受后现代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很长时期以来，我都不太使用“后现代”这个词汇，只要能用惯常的词语我就回避那些加上“后”缀的术语。这倒不是因为我怯懦，而是疲惫和麻木。但现在，几乎是突然间我才意识到，我们是真的进入了一个后现代的话语空间，不在这个话语平台上言说，已经没有别的去处。例如，现在时髦的“现代性”、“全球化”、“后殖民”、“帝国”等说法，都在后现代的框架之内，至少和后现代沾亲带故。人们现在开始熟练地运用那些词汇，那些方法和观念。这也许是一个妥协的极好机遇，人们避免了尴尬，更积极的说法就是达到沟通与理解。谁让我们处在一个多元而又宽容的时代呢？

　　当然，如此说来，又有人指责说，中国后现代研究者都只是在努力为跨国资本主义重新进入中国大陆提供理论上的合法性和依据而已,然后又仅仅以西方的消费理论来全盘解释整个国家市场上所发生的一切现象。很显然，为“跨国资本”提供理论合法性诸如此类说法是夸大了中国后学的能量。中国的“后学”，主要是试图从原来的知识和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的一种努力，这就转过去寻求新的西方理论资源，这与跨国资本实在搭不上界。但是，全球化和市场化对中国的发展是否有益，这是一个在经验上完全可以得到理解和解释的现象，只要立足于对中国政治文化、经济现状的基本了解即可。很显然，在这一点上，中国的部分后现代言说者与“新左派”对中国当下现实的解释就存在一定分歧。因此，“后学”话语在中国当下并没有随着后现代文化更大面积的兴起而形成一种整体，相反，随着问题普遍化和思想的深化，分歧和分化会显得更加严重。

　　后现代在中国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我也不相信后现代的言说者和反对者都有多么高远而悲壮的情怀。对于后现代的言说者来说，这不过是知识演绎的必然结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观念和立场。观念的转化依赖于知识，而不是相反，观念是知识自然而然的延伸。我们总是过于偏执一种观念和立场，以为观念和立场将决定知识的优劣；事实上，只有以知识为依托的观念和立场的差异才是真实的距离。观念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它是知识孕育的结果。也正因为如此，后现代的言说者，实在是因为较早触及到了这种知识，因而才会有诸如此类的立场和观念出现。后现代的言说者，既不是什么悲壮的叛逆者，也不是什么下作的合谋者，只是对一种知识的探寻和热爱，使他们以这种方式存在。

　　后现代也因为它的舶来品本性而受到质疑，在主张中国文学批评本土化的人们看来，它的知识身份不具有合法性。我想，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思考：其一，文学理论与批评这门学科就是现代性的一门知识，它本身从基础到概念体系都来自西方，那些早些时候的西方知识可以为中国所用，被默许为“中国本土化”的，我以为这种默许因为习以为常而使人们忽略了它的外来色彩。但这里显然存在双重标准，何以新近的知识就是西方的，就不能用呢？其二，本土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不能指望在短时期内就能奏效。其三，本土化与全球化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全球化才使本土化成为一个问题和需要，而本土化只能在全球化的格局里才有意义。本土化的诉求本身构成全球化的一部分，离开了全球化，本土化的诉求就显得多余，因而本土化的纯粹性也是可疑的。其四，中国文化是一种大国文化，中国文化从来没有打算成为与西方相对立的差异性的他者文化。建立一种大国文化，或者说，一种大国文化的新生，无疑是最大可能地吸取人类一切优秀文化的成果。中国文化也许历经过唐代的兼收并蓄，纳百川而归海的时期，才有那个时期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也许现代性以来的中国文化也正在经历又一次的文化大融合，最大可能吸取西方文化的成就，才可能使中国文化在未来的时代变得博大深厚而充满活力。这个时期很可能是一百年、二百年，也可能更久。

　　如此看来，就没有必要为我们现在吸收西方的文化成果而感到愧疚不安，再退一步来说，对于寻求知识增长和思想自由表达的知识分子来说，知识的民族（国家）身份真的是那么重要吗？这一问题正是后现代知识的难题。后现代强调差异性，也强化文化身份，但在中国，后现代本身就遭遇身份合法性的窘境，而反后现代性的人们，却又正是采用了后现代强调文化差异性的立场。这本身表明，在中国，很多问题并不是那么单纯，人们的立场和言说，总是处在悖论的边缘。

　　在后现代的言说已经普遍化的今天，有必要重新梳理后现代的历史。当然不是要为中国的后现代塑造某种历史，而是有必要把后现代作为一种知识汇集在一起。虽然后现代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夹杂着不少的喧闹，人们也大都因为当初的激烈反对和刻意回避，使得现在要切入后现代知识体系，感到一种知识伦理的障碍。我想，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现在，应将更多的目光投向更富有建设性的后现代理论和知识。建设性的后现代理论与后现代神学这两方面在当今西方理论界的活跃就清楚表明，后现代并不是反人性和反历史的，后现代也并不是一味拆除精神家园，它完全可能建构，实际上它正是在追求这个时代人们可能的精神家园。尽管此一后现代非彼一后现代，但它至少表明后现代不是天然地就是破坏性的、反动的和堕落的。后现代理应有它的多面性和丰富性。

　　我们并没有迎来一个“后”的时代，但后现代知识会让我们的时代更生动和富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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