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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对抗性公共空间·批判的知识分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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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1:1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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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界对于文化研究的兴趣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这种兴趣部分来自人文科学研究者对于自己原先从事的学科状况的不满；而这种不满又集中在由于人文学科日益学科化导致的对于公共性社会文化问题的参与能力的日益萎缩，以及这种学科化的人文科学学术体制对于批判性知识分子的挤压。众所周知，人文学科在90年代参与社会公共问题讨论的能力较之80年代急剧下降（80年代人文科学的源头活水来自它与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的紧密联系）。在众多的因素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文学理论的日益学科化以及由之而导致的与社会现实及社会公共领域的日益分离。人文科学（尤其是文学理论）失去了它在80年代的参与能力，它或者躲进学院变成"象牙塔"（现代学术体制）中的"学问"，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参与重大的公共领域的讨论；或者汇入了大众读物的汪洋大海，参与众声喧哗的无聊合唱，蜕变为叫卖式批评（1）。重建人文科学（对我来说尤其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社会文化公共领域的有机联系，是有志于批判性知识分子志业的文学工作者的紧迫使命。
1、 学科化与文化科学诸领域的分离
在西方，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人文科学由于日益加剧的学科分化而导致的社会参与能力与文化批判功能的丧失。当然，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只是在西方，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因而西方知识界也更早、更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亨利·吉罗克斯（Henry Giroux）、大卫·萨姆韦（David Shumway）、保罗·思密斯（Paul Smith）以及詹姆斯·索斯诺斯基（James Sosnoski）等人在其合作的长篇论文《需要文化研究：抵抗的知识分子与对抗性公共领域》（The need for cultural studies: resisting intellectuals and oppositional public spheres）中指出：在北美的大学中，对于文化的研究因专门化而变得支离破碎，它被纳入孤立的、相互隔离的系科（2），并因此而生产出一种合法化的意识形态，其结果是压制批判性的思想。人文科学的理性化的结果是对于特定而狭隘的学科"领土"完整的一味守护，它通过把统治性文化的批判者们加以隔离的方法，极大地帮助了统治性文化的再生产。批判的知识分子正在蜕变为相互隔离的"专家"，他们在"学术自由"的旗帜（所谓"专家们自己指导自己的行动"）下把自己捆绑在限制他们的批判权利的学科话语藩篱中。（3）
我们可以看到，学科分化的结果已经使得研究文化现象的各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
（1）、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叫卖式的文学批评与文化批判常常以激进的姿态出现，或抓住一些所谓文化名人的隐私或文字大加讨伐，或在激进的民族主义的姿态背后隐藏着迎合的阴暗心理，其共同的特点则是在制造虚假的公共问题与知识分子批判话语。
（2）、（3）、Henry Giroux，David Shumway，Paul Smith，James Sosnoski：The need for cultural studies: resisting intellectuals and oppositional public spheres，参见：Jessica Munns and Gita Rajan编《文化研究读本一种：历史,理论，实践》（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history, theory ,practice）， London and New york,1995. 第647页。
历史学、文艺学、文化学、美学等）之间产生严重隔阂。这些学科中的学者丧失了就其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其相互交流、相互协作的能力。比如，西方传统大学体制内的文学理论教学是在一个封闭的学科框架中进行的，这一框架在对一个社会的研究与对一部小说的研究之间设立了几乎是不可跨越的边界。这种情况在今天依然未有根本的改变。更为严重的是，包括文学在内的人文科学学科分化与知识分子的专家化，还导致专家（比如专业的文学研究者）与公众的分离，文学的专门研究机构与更广泛的社会公共领域的分离。"就专家必须通过与由非专业人员组成的公众的区别来界定自己而言，专业化使知识分子脱离了其他的公共领域。批判因此而成为不可能的，而社会与文化的再生产机制倒是大行其道。"（1）
在这里我们必须把所谓"专家"的角色与知识分子的角色加以区别，这种区别对于我们理解文化研究的意义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正如Paul Piccone指出的："除非我们依据纯形式的与统计的教育标准来胡乱制造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否则非常清楚的是：现代社会所生产的是一支异化的、私人化的、没有文化的专家组成的军队。这些人只有在非常狭隘地划定的领域才是有知识的。这种技术知识分子而非关心总体性的、传统的思想家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起来以便管理日益复杂的官僚与工业机构。然而它的合理性只是一种工具的合理性，仅仅适合于执行狭隘的任务，而不是处理社会组织与政治方向的实质性的问题。"（2）
这正是人文科学的学科分化与知识分子的专家化导致的严重后果。
本文力图要表明的是：文化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知识探索领域，有助于打破文学理论（尤其是大学与专业研究机构中的文学理论）话语的生产与社会公共领域的日益严重的分离，促使文学工作者批判性地介入公共性的社会政治问题。也就是说，文化研究的根本旨趣是一种"解放的旨趣"（哈贝马斯语）。用吉罗克斯等人的话说："在能够批判性地分析一个社会的矛盾的知识分子缺席的情况下，统治性的文化就会更加有效地继续再生产自己的最坏的影响。而且，缺少文化批判的领域，抵抗的知识分子在公共事务中就没有自己的声音。"（3）
2、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
上世纪下半叶，西方的文化研究对于西方传统人文科学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而随着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这种挑战同样也是中国的人文科学者面临的问题。文化研究的挑战首先来自对于传统人文科学学科划分的质疑。一个没有疑义的共识是：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它的跨学科性或反学科性。依据劳伦斯·格劳斯伯格的概括，文化研究的特征包括：1、文化研究关注文化与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关系（文化是整体的社会方式），反对孤立的研究精英文化，或把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截然区分，并且只关注前者而忽视后者；认识到这个问题必然使人们超越文化领域进入一系列其他学科，在这个意义上它是跨学科的；2、文化研究特别关注文化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关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它的价值取向是坚决站在边缘的或弱势的文化一边，在这个意义上，它具有强烈的批判性与参与精神，"它是由政治关切而不是理论关切驱动的，它的问题从来不是来自自己的理论实践，而是来自其与"真实的"权力组织的相遇"；3、文化研究强调文化生产与知识生产的历史性、地方性、实践性，反对普遍主义，反对任何理论话语（包括它自身的理论话语）正规化与权威化，在这个意义上，它是高度自我反思的；4、最重要的是，文化研
（1）、（2）、Henry Giroux，David Shumway，Paul Smith，James Sosnoski：The need for cultural studies: resisting intellectuals and oppositional public spheres，参见：Jessica Munns and Gita Rajan编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history, theory ,practice，第647页。
（3）、同上，第647-648页。
究是极度语境化的，它的理论、政治、问题、对象方法以及承诺都是如此。"对于文化研究而言，语境就是一切，一切都是语境"（context is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is context for cultural studies），这意味着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与价值立场总是在具体的语境中建构起来的，并且依据语境的变化而不断地变化调整。不能被等同于任何特殊的问题意识(problematic)或理论场域，不管它是交流、意识形态还是表征、身份以及主体性。（1）
格罗斯伯格把跨学科作为文化研究的首要特征。在他与别人联合编选的《文化研究》（论文集，1992）"导言"中，他再次强调：传统的界定一门学科的方式，常常是通过厘定其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型；但是这两者都不适用于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既没有固定的研究对象，也不存在什么不变的分析方法。（2）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授S．杜林在他编选的《文化研究读本》的"导言"中也说："文化研究是正在不断流行起来的研究领域，但是它不是与其他学科相似的学院式学科，它既不拥有明确界定的方法论，也没有清楚划定的研究领域。"（3）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文化研究不仅是跨学科的，而且有意识地地打破科学界线。学科归属上的"无家可归"状态在文化研究的早期就已经定下基调。霍加特在创建伯明翰中心时就强调：文化研究没有固定的学科基础。这一点使得文化研究老是在各种学科之间游荡，而自己则[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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