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文学理论较多地停留在经验的说明和描述上，少有深入到文学的一些根本问题上作哲学思考的；这样，认识不仅难免肤浅，而且对于问题往往会出现种种误判，理论也就失去了其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怎么来改变这种现状？我认为最关键的应该抓住“文学是人学”这个根本问题，因为它表明文学不仅以人为对象，而且是以人为目的，是为人服务的。如果这理解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人是什么？文学对人有什么意义？文学理论在为实现文学自身目的方面又有什么作用？这三个问题也就成了我们研究文学理论所必须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一
　　
　　人是什么？既然文学是表现人、服务于人的，这个问题也就成了我们思考文学首先应该解决的理论前提。要是对这个问题也不明确，那么，我们分析、评价文学现象也就失去了现实依据和思想依据。
　　对于这个问题，历史上各家的认识一直非常分歧，归结起来，都是环绕着感性（肉体、个人性、经验性）与理性（灵魂、普遍性、超验性）之间进行的。如在我国，杨朱、李贽等人都偏重于感性，孔、孟、程、朱等人则偏重于理性。在西方，古希腊昔勒尼学派的创始人亚里斯提卜，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如爱拉斯谟、蒙田（一译蒙台涅）等都偏重于感性，而柏拉图，中世纪宗教神学、剑桥柏拉图学派则偏重于理性。虽然也有力求把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的，如我国的陆、王，德国的康德和黑格尔等人，但这种统一一般都是在思辨的领域完成的，并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客观现实的基础。直到在马克思那里，才通过对“人的活动”和“活动的人”的分析给予其科学的回答。但由于在马克思那里，这还只是作为一种理论的构想，一种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提出的，还有待我们去作进一步的具体分析和论证；所以直到今天，还没有被多数人所完全理解和接受，以致人们的认识还始终徘徊于感性与理性两极之间。建国以来，在对人的理解上，我们基本上是只谈人的理性、普遍性、社会性，而对个人的权益、人格尊严等几乎一概采取否定的态度，以致后来成了“四人帮”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粉碎“四人帮”以后，出于对“四人帮”极权统治的义愤，以及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而使长期以来被压制的人的物质欲望和个人权益得到认可和肯定，又使得人们的感性要求日益走向膨胀和畸形的发展。反映在思想意识领域，又有人把理性简单地等同于专制、极权，认为“理性君临一切造成人的异化”，并且把人性直接视为本能性、自然性、动物性来加以提倡和宣扬。一时间我国社会的物欲横流，道德沦丧，文化失范，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理论在起着推波助澜作用。
　　我们并不否定这种理论出现的历史必然性，以及这在思想上清算“四人帮”极权政治对个人权益的抑杀和对个人尊严的践踏，促进个人的自由解放方面所起的某种作用，因为人作为马克思说的“有生命的个人存在”（1），总是需要一定物质生活条件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命，因而他总是有一定的自然欲望和物质需求的，它自然应该受到社会的维护和尊重；看不到人的感性需要也就等于把人虚化了、抽象化了。但是不论怎样，感性存在至多也只不过是认识人的一个维度，是不足以全面说明人的本质的。这是因为：一、物质的东西总是个人享受的，所以在物质生活领域，不仅没有共同性可言，而且还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和对立。所以早在四百年前，培根鉴于自文艺复兴以来由于对人的自然本性和欲望的片面强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就提出了“全体福利”这个概念，不仅要求把“利己”与“利他”，“自爱”与“仁爱”结合起来，而且把“利己”、“自爱”看做是“消极的、低级的善”，“利己”、“仁爱”则是“积极的、高级的善”（2）。这一思想后来也为18世纪法国唯主义思想家和十八九世纪英国功利主义思想家所继承，成了他们所提倡的“合理的利己主义”主要的思想来源。因为他们认为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之中的，所以只有顾及他人的利益，自己的利益才会有所保障。这比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家所宣扬的那种赤裸裸的个人主义，显然是一种认识上的进步。二、物质的需要是有限的，它不仅不能给人以永久的快乐，而且反而会给人带来痛苦和烦恼，就像叔本华所说的使人像钟摆那样在痛苦两极来回摆动，物欲不能满足是痛苦；一旦满足之后，就会感到厌倦，这又是一种痛苦，从而使人永远在苦海中挣扎（3）。我曾经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说一位商人终日为财富奔波，但当他有了亿万家产之后，感到自己好像是登楼登到了顶层，发现这一切原本都是空的，而使他深感空虚和迷茫。这就是存在主义哲学、心理学所说的潜能丧失发展机会而逼近非存在时所生的焦虑和恐惧。以前我们国家太贫穷了，由此带来不良社会现象如偷盗、诈骗等，我们都以为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的富裕会随之改变的，就像管仲说的“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有辱”，叶适说的“衣食逸则知教，被服深则近雅”。而现在看来似乎并不是那么回事。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比以前充裕多了，但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社会风气却并没有随之有所改善和提高，凶杀、抢劫、诈骗、绑架、奸淫、贪污、腐化等，社会犯罪率反而节节攀升；人们并不因为生活的富足就感到快乐和幸福，以前所少有的精神疾患如焦虑症、抑郁症等，反而成了当今社会的一大心理顽症。为什么？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一味地追求物质享受所造成的私欲膨胀，而使人丧失了对自身生存的终极关怀所造成的生存困境给他带来的精神危机。
　　这说明，对于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生存来说，是不可能没有理性、社会性、精神性的维度的。苏格拉底很早就提出人拥有生命和理性两种机制，生命不是人特有的，唯有理性才能显示人的本真存在而使人优于动物。康德继承了苏格拉底的人性观，并综合了经验派和理性派关于人的理论中的合理成分，认为人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他不仅能“感觉到自身”，而且还能“思维到自身”（4），这就意味着人开始超越了物质生活所囿，而有了反思自己的能力，因为自然状态的人是不会思维到自身的；能够思维到自身，也就表明在他的生活中除了物质的、经验的世界之外有了一个意义的世界，一个精神的、超验的世界。经验世界是相对于人的自然需要而言的，在这个世界中，人所追逐的只是一种有限的目的；而超验的世界是相对于人的精神需要而言的，只有进入到这个世界，人才能找到自己生存“无限的目的”，亦即为人所永不停歇、永无终止地追求的“终极的目的”。这样，他才会有为什么活、怎样活才有意义等自觉的意识，而使得他与当下的、感性的生活形成一种必要的张力，从而激发人的生存自觉而使人免于走向沉沦。我国的《易传》很早就意识到了人生所潜在的忧患，提醒人们要清醒地认识自身使命和责任的艰巨，即使处身安乐也必须居安思危，不能松懈，一刻也不能放弃自己的努力。海德格尔的“向死亡存在”似乎也有这个意思，它要求人们认识到生命的有限，要有一种紧迫感去促使自己努力奋斗。由于人作为感性的个人存在都有趋乐避苦、追求安逸生活的习性，所以，这种人生自觉往往只有遭遇到一定生存压力，身处逆境、困境的时候才能激发出来。这表明痛苦和磨难，对于人生来说，不一定完全是一种不幸；在某种意义上说，可能是人生所不可缺少的一笔财富，因为它能磨砺人的意志，激发人的奋斗精神，拓展和提升人的思想境界。就像康德所说：“大自然把他赶出了那种儿童受保育的安全无恙的状态，有如把他赶出了一座无需他自己操劳就能得到供养的乐园那样，并且把他赶到了广阔的世界上来，那里有如此多的忧患、艰辛和未知的灾难都在等待着他”，生活的艰难困苦也就在于要求他们自己去创造一个“希望的天堂”（5）。唯此，人才有可能成长为真正的人。
　以上事实都表明了，那种片面地宣扬人的感性特征，把人性等同于自然性、生物性、动物性的观点不仅理论上完全不能成立，而且在实践上也只能导致人走向沉沦。这些年来，文学创作中所出现的低俗化、颓废化的倾向，什么欲望写作、身体写作等堕落的所谓文学层出不穷，也与这种理论的误导是分不开的。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要求回到人是理性的人的主张，因为这种人只是思辨哲学所创造的抽象的、没有血肉的概念，已非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的人。所以，正确的理解我认为还是应从感性与理性的辩证统一的观点来看。但与以往我们把重点落实在统一上的静态的人学观不同，在这两者之间，我认为对立是绝对的，而统一是相对的；对立是状态，而统一是目的。这样，就使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而使人只能永远处于为实现自己人生的目标，通过克服种种艰难险阻而不断地建构自身的过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永远是一个西西弗斯！我认为这就是我们从事文学活动，不论是文学创造还是理论批评所首先必须思考和认识的。
　　
　　二
　　
　　明确了人是什么，那么，我们探讨文学问题也就有了现实和理论上的基础和依据。
　　文学是一种意识现象，意识是相对于存在而言的，因此要说明什么是文学我们就不能不把它放到意识与存在的关系中进行考察。过去我们把文学看做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的观点，在今天已被不少学人斥之为“机械论”不再流行了，取而代之的时髦的说法是文学是“存在的显现”。这观点是否就无懈可击了呢？我看恐怕也未必。因为存在是不可能自发地“显现”为文学的，这当中还需要有一个作家发现和创造的过程。而创作作为人的一种活动方式，它与人的一切活动一样，是需要有一定的动机驱使的。那么，作家创造的动机是什么呢？尽管各种各样，但是从大量的事实来看，只要真正是美的文学，几乎都是由于作家的理想、愿望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得以实现，从而通过想象和幻想，把它化为一个美的意象，以求在心灵上得到满足和补偿。卢梭说：“我不能求得实在的人物，便把自己投进了虚幻之乡；……我创造出了一群既美若天仙，品德又超凡入圣的完美无缺的人物，都是些尘世永远也找不着的可靠、多情而忠实的朋友。我就喜欢这样翱翔于九宵之上，置身于旁边的那许多可爱的对象之中，在那种境界里流连忘返，不计时日。”（6）虽然这样耽于幻想的在作家中并不多见，但是这种不满足于现状而追求对现实的超越的精神却是一切美的文学作品都不可缺少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对现状愈是不满，要求予以改变的愿望愈是迫切，那么，他的渴望也愈是强烈。所以卢梭说：“我的幻想只是在我的境遇最不顺利的时候才最惬意地出现在我的脑际，当我周围一切都喜气洋洋的时候，反而不那么饶有兴味了。我必须在冬天才能描绘春天，必须蛰居在自己的斗室中才能描绘美丽的风景。我曾说过多次，如果我被监禁在巴士底监狱，我一定会绘出一幅自由之图。”（7）这就是历史上许多伟大的作品都不是出自太平盛世，出自过着养尊处优生活的作家笔下，而是大动荡、大灾难，作家们颠沛流离、九死一生的年代的原因。狄德罗甚至认为：“正是内战的猖獗，狂热的情绪使人们拿起刀枪，血流遍野的时候，阿波罗诗神的月桂树才复活返青，在和平时期，在安闲时期，它就要凋萎了。”（8）卢那察尔斯基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说：“伟大的文学现象和重要的作家个人多半也许纯粹是社会大变动和社会大灾难的结果”（9），“萧索时代往往是以艺术上的大飞跃反映出来”（10）。这不仅由于外部环境的压力可以激发作家强烈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而且共同的生活境遇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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