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秀场是一个社会的缩影，那么，一些秀场上的种种丑陋现象，表现出来的是社会的价值体系的混乱和颠倒。一方面，长期以来，除了曾经的一些空洞的、大而无当的理想主义高调之外，社会几乎没有给公众提供可靠的人生价值的评估尺度。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更多的娱乐手段和自我发展的机会，社会给平民选择生活方式、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太少，一大批年轻人希望通过选秀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秀场投机，几乎成为一些年青人“实现自我价值”的最便捷的途径。在这场人生的盛大赌局中，“选秀族”不顾后果地一拥而上，在通向成功的狭窄的“独木桥”上，挤作一团。成功者一夜之间身价百倍，而失败者则几乎一文不值，销声匿迹。

            　　重庆卫视的选秀节目《第一次心动》因“格调低下”被国家广电总局叫停，成为2007年最值得关注的娱乐事件。从重庆卫视的《第一次心动》节目里，我们看到的是一次次的“心痛”。

            　　这是一场不规范的、缺乏规则的游戏。界定模糊、漏洞百出、缺乏精确性和权威性的游戏规则伤害了比赛的公正性。在利欲熏心而竞赛的公正性又缺乏有效保障的情况下，违规手段就成了“选秀赌徒”的孤注一掷。于是，在这一场既无精神内涵又无观赏价值的秀场投机行为中，人们所看到是唯利是图和弄虚作假、水平低劣和粗俗举止。

            　　然而，这种种丑陋的行为，还要“秀”多久？2007年，“文化娱乐化”掀起的狂潮是否要演变成所向披靡的“文化海啸”？值得我们拭目以待。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秀场投机也跟任何其他领域的投机行为一样，一旦无利可图，大多数人必然会作鸟兽散。

            　　
            　　市场化条件下的“文学娱乐化”
            　　
            　　相比之下，文学要成为娱乐业的主角，似乎并无特别的优势。与其他文化活动相比，文学中的娱乐要素相对缺乏。一般而言，文学写作者缺乏娱乐明星所必备的身体条件，文学作品也不可能像娱乐产品那样，可以直接诉诸感官消费。但是，在文化普泛性的“娱乐化”潮流之中，文学在一定程度上的“娱乐化”倾向，似乎难以避免。

            　　作家如果不依附于作协体制的话，一般而言，就不得不转向市场。1990年代中期以来，日渐发达的非主流出版行业和互联网的文化平台，为那些非主流作家提供了越来越有利的生存条件。而在1980年代，一个写作者如果不能在公开出版的主流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的话，就没有可能获得作家的头衔，没有可能获得公众的认可。或者说，公众没有可能知道他们。当然，诗歌是一种例外。1980年代的前卫诗人一直是以民间诗刊的方式来发布自己的作品，聚集同仁诗人。诗歌界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民间传统。这一传统被称之为“第二诗界”。“第二诗界”的规则与主流文学界的规则正好背道而驰。不能赢得民间诗刊的认可的诗人，在诗歌界恰恰没有地位。与此相反的路向是汪国真。汪的诗歌尽管还不属于“完全市场经济”模式，但已经具备了诗歌娱乐化的雏形，他通过迎合公众趣味和媒体造势，达到了宣传上的成功。

            　　随着文化市场化时代的到来，文学界的人士在通往娱乐“天堂”的道路上，也不甘示弱。“美女作家”首先打开了文学通往娱乐“天堂”的大门。“美女作家”们在将自己的文学作品推向市场的同时，也大量发布自己的个人生活照。借助现代整容术、化妆术和摄影术等高科技手段，“美女作家”在照片上赢得了几乎可以跟演艺明星一决高下的效果。

            　　另外，学术娱乐化的热潮正在形成。“刘心武评《红楼梦》事件”，就是一个先兆。刘心武以小说家身份，通过电视台，将《红楼梦》演绎得如同侦探小说一般妙趣横生，吸引了大批粉丝观众。相比之下，那些貌似学理严谨的“红学家”们的言论和著作，就显得沉闷呆板，了无生趣。刘心武至少使学术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娱乐”的品质。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因为刘心武遭到主流“红学家”的责难，这在媒体和互联网上引起了一场风波。网民中不乏支持刘心武的“粉丝”，开始力挺刘心武而抨击“红学家”。当然，也有“红学家”的学术支持者。他们互相之间形成了舆论群殴的趋势。2007年，这种学术娱乐化的热潮更是日甚一日。“学术超女”于丹走红中国，但反对她的声音也很强烈，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等著名院校的十位博士联名要求于丹“下课”，在网上发帖“要将于丹抵制到底”，引起近万人跟帖，形成了“十博士抵制于丹事件”。

            　　“十博士抵制于丹”事件有着双重的意义：它既是对传统的精英学术对学术和知识的垄断局面的打破，又是一个将学术一定程度上“娱乐化”的信号。至于学术是否需要娱乐化，以及学术的学术性与其娱乐性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这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难题。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文化受众“粉丝化”。在娱乐界，受众“粉丝化”是较为普遍的现象。现在，在文化和学术的传播过程中，也开始出现受众“粉丝化”的趋向。如同“超女”的PK模式一样，双方的“粉丝”对峙。“粉丝化”的特征是迷狂、崇拜、追捧和无条件捍卫偶像。最极端的例子是，2007年当郭敬明被揭抄袭丑闻之后，他的“粉丝”们的反应是，对其抄袭行为也表示支持。而一些文化名流则推波助澜，为郭敬明的剽窃行为辩护，并变本加厉地将他作为“80后”作家的代表人物，举荐到中国作协。2007年10月郭敬明加入了中国作协，立刻引发争议，争议的焦点并非是郭敬明的作品够不够上标准，也并非由于作家协会的破格吸纳，而是一个有抄袭行为的写手有没有资格加入作协。双方观点争执不下。不过郭敬明加入中国作协，在客观上为这一道德劣迹涂上了主流文化的油彩。

            　　在现代媒体的强大号召力面前，观众和听众几乎无可避免地“粉丝化”了。“粉丝”与“偶像”之间的关系，改变了文化传播的结构和性质。“粉丝化”并非以知识理性对待知识，而是实现将知识和文化明星“偶像化”，成为顶礼膜拜的对象。这本身就是对知识的开发和反神话倾向的偏离和背叛。这一代“粉丝”们需要的，实际上既不是文化，也不是知识，甚至不是娱乐，只是出于对强大“偶像”的习惯性的“精神依赖”。“粉丝”们受支配性的人格，使得他们既懒得自己觅食，甚至连动嘴咀嚼一下都懒得去做，躺在知识的摇篮里张着嘴等待喂养。易中天、于丹等人所扮演的，无非是一个“精神保姆”的角色。他们将那些艰涩坚硬的学术“馒头”咀嚼一遍，拌上了玑珠般的唾沫，变成了松软滑腻易于吞咽和吸收的面团，然后反刍出来，喂养那些被哺养惯了的年轻一代读书人。这种靠偶像咀嚼过的精神食粮维持其精神生存的“粉丝”们，喜欢品尝的正是这种口味。

            　　
            　　新说书时代与文化经典的垃圾化
            　　
            　　继刘心武演说《红楼梦》、易中天评讲《三国》后，“学术超女”于丹细说《论语》，钱文忠主讲《玄奘西行》，引起公众的热切关注。一场“新说书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越来越多的新闻似乎都在表明：大众又重新回到了复古年代，媒体也为此而大造声势。当下这种重述古典风潮，是根据当下社会的立场和趣味，来重塑古典。这是一种有关古典的消费时尚。在这场古典文化“时尚化”的消费运动中，经典本身的功能类似于1970年代的“假领”。假领不需要太多的布料，只要一点花哨布头和时髦款式，就足以成为品味和身份的标志。“假领”是物质匮乏时代的产物，“文化假领”则是精神匮乏的产物。也许有一部分人试图接续母语文化之根，但通过时尚化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显然是舍本逐末。笔者理解人们对于“文化假领”的欲求，但倘若将这么一点古典皮屑就称之为“文化复古”，恐怕是很轻率的想法。总体上说，当下“新说书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所谓“复古潮流”，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假象，是一种“回光返照”。在一个文化普遍肤浅化、粗劣化、空洞化的时代，古典文化要得以生存，是相当困难的。它很可能被改造为盛大的“文化马戏”中的一个小丑，以老朽之身气喘吁吁地奔忙，博得观众的哈哈一乐，从而为自己的生存谋得“一箪食”。

            　　毫无疑问，“新说书运动”赢得了媒体，赢得了受众，为传统文化打开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市场。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市场得救了，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因而得救。当然，市场得救也是件好事。在一个市场的时代，倘若连市场都没有了，获救的希望也就更为渺茫。想拯救传统文化却又一味排斥市场，这种行为最终只能葬送传统文化。但市场本身从来不想拯救任何东西，它只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因此，文化介入市场，是一件相当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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