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泛娱乐化”是2007年文学和文化界最突出的现象。无论是文化界还是学术界，都卷入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娱乐化运动中。一方面，百家讲坛的兴起，标志着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新说书运动”正在展开，这是有关古典的时尚消费，虽然赢得了媒体和公众的青睐，但是并不能拯救传统文化，相反加速了传统文化经典的垃圾化；另一方面，出版商和作家的合谋，让文字垃圾快速市场化；垃圾制造者和垃圾消费者，共同造成了文化生态圈的劣质化和粗陋化现状。
【关键词】 娱乐至死 2007年文化现象 文学娱乐化 新说书运动 文化经典垃圾化
2007年，借助现代媒体的强大传播力量，“娱乐化”这一文化病毒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文学这一高度个体性的精神活动也被严重感染。文学越来越受到商业市场的支配，其消费性的娱乐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娱乐性越来越成为文学写作的强大推动力。从对“性描写”的迷恋，到“暴露癖”式的自我表现；从“美女作象”的标签到“下半身写作”的狂欢，写作者为了取悦公众，将自己改造成娱乐工具。这一文学写作的“泛娱乐化”现象，正成为文化研究的重要关注对象。
文化的“默多克时代”已经到来
正如美国人比尔·盖茨在IT领域的革命宣告了全球资讯时代的到来一样，英国人鲁贝特·默多克在传媒界的革命，则宣告了一个全球性的“文化娱乐化”时代的到来。“让我们娱乐至死吧！”——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文化号召力的口号。在这个口号的鼓动下，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硕大无朋的狂欢大舞台。
默多克不仅将传媒业发展成为产业上的巨无霸，而且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传播理念。通过现代媒体传播，任何新闻事件可以快速地辐射到媒体所能覆盖的全部范围，并且迅速使之转化为可消费的文化产品，商业亦从中牟利。在这种普泛性的资讯消费生产中，各界明星人物（政治明星、商业明星、演艺明星、文化明星等）的个人隐私，便成了最大的消费品。新闻“狗仔队”也就应运而生。这些没有翅膀的“信使”，传递着娱乐“天堂”的福音，向世人承诺着现世享乐的福祉。英国的《太阳报》就在这种“默多克主义”的引导下，完成了经营理念的转向，并成为娱乐化媒体的范本。
在亚洲，“默多克主义”的最早追随者，是香港的《苹果日报》。香港本来就是一个现代娱乐业的巨型基地，有着大量演艺界明星和商界巨子，娱乐新闻资源极为丰富，这为《苹果日报》提供了娱乐资讯来源上的保证。《苹果日报》豢养了一批“狗仔队”，其使命就是刺探名人隐私，在第一时间通报给总部。其他媒体，诸如《壹周刊》、《东周刊》，则是将“苹果化”模式操作到更加极端化的范例。台湾的娱乐文化则在电视节目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康熙来了》、《全民乱讲》等电视节目，把任何公共事件都转化为公众共同参与的“集体狂欢”。
在此背景下，文化“娱乐化”的趋势变得似乎不可避免。随着资讯的全球共享时代的到来，这一进程正在加快。电视和互联网的全球共时性传播，使得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有可能加入到同步娱乐狂欢当中。新闻事件没有了区域和时间的限制。一些重大的社会事件，在一些区域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情，在另一些区域，可能就变成了消遣的对象。
在文化“娱乐化”的进程中，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第一件是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几乎全世界的电视观众和报刊读者都在关注着同一根拉链，同一条内裤。政治危机性的事件迅速转化为公共社会的娱乐性的“丑闻”。克林顿的性丑闻显然与美国政治制度及其相关的权力再分配等因素有关，但对于其他国度的人来说，它就纯粹变成了一桩与性爱有关的丑闻，仅此而已。在这一丑闻面前，人们并未分担美国政治制度的利益或危机，但却分享了隐私窥探和绯闻所带来的快乐。第二件是好莱坞巨星阿诺·施瓦辛格当选加州州长。当然，阿诺·施瓦辛格的施政理念与其演艺明星身份没有必然联系，其施政能力也不会因为演艺明星身份而受到影响，他也不至于将施政当成一场演出。但施瓦辛格的当选，依然与其演艺明星身份的影响力密切相关。而意大利艳星参选意大利总理的事件，则将政治娱乐化的行为推向了极端。类似的事件还有好几例。
毫无疑问，娱乐是人民的权利。在公民权利应得到普遍尊重的理念下，娱乐是无可非议的。但“默多克时代”的到来，造成了对传统的公民社会的基本价值理念的强大冲击。公众，尤其是文化名流的个人生活，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公共消费的对象。传统公民社会的日常伦理最重要的指标：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界线，正在消失。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尚有待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在中国，本土大规模的“娱乐文化工业”的兴起，乃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事情。1980年代，娱乐业开始兴起。最初是以民间的、走私性质的和半公开的方式存在，如录音带、录像带的生产。娱乐场所和各类娱乐节目也一直以遮遮掩掩的方式存在。娱乐业的内容上，也处于复制摹仿阶段，其母本主要是香港、台湾地区的娱乐文化产品。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文化的全球化形态也在逐步形成。大陆对港台音像产品的大规模引进，境外娱乐业，尤其是港台娱乐业与大陆以合资、合作制作等方式，联合开发。美国好莱坞大片的引进乃至全球同步首映。这一切，都在大陆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娱乐文化的高潮。其它诸如专业选美、时装发布会和服装节，国际性的嘉年华，以及中国特色的狂欢节，夜总会、卡拉OK歌舞厅、专业化的迪斯科舞厅，电子娱乐产品和互联网娱乐文化，等等，都在趋于成熟。甚至，盗版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美国主导的娱乐文化在诸如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得以迅速传播。
中国本土娱乐文化的兴起，以湖南卫视的崛起为代表。通过诸如“快乐大本营”、“超级女声”、“越策越开心”等娱乐节目，湖南卫视赢得了巨大的收视市场。这些节目尽管在形式上依然以拷贝西方和港台的为主，但在中国国内像“红歌汇”、“星光大道”这样的节目，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又深深地打上了中国本土烙印。
孤注一掷的“秀场”投机
2007年，湖南卫视的《超级男声》风靡全国，电视“选秀节目”显示出其在文化影响力和商业利益方面的巨大潜能。各地电视台也随即纷纷推出自己的选秀节目，像江西卫视的“红歌汇”在全国就曾取得不错的收视率。
电视“选秀节目”之本意，无非是为普通人提供一个自我展示的舞台。选手希望通过自我展示，来赢得他人对自己的形象和技能的认可和尊重。而引进竞争和遴选的机制，则是为了增加选秀的价值内涵，并为节目确定游戏规则。由此可以看出，选秀节目向公众承诺了一种社会价值，即任何人都可以参与某种社会竞争，而且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能力并赢得他人的认可和尊重。即使是失败，也是在表明，自己在某方面实力尚不足，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生全盘皆输。
但在当下中国电视选秀节目中，我们也看到了屡屡爆出的种种丑闻。垄断性的媒体行业，不断制造着成功者的神话。有些地方不良的媒体生态，使得电视人也沦落为商不商、官不官、艺不艺的文化怪胎。一些唯利是图的节目制作人，不择手段地以各种各样的宣传和诡计，刺激着人们的“赌徒心理”，间接地鼓励参与者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出于对名利的极度渴望，一些“选秀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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