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在文艺理论、文艺美学研究以及文论建设方面，也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本期特邀著名学者王一川及其学术团队对30年以来文艺理论、文艺美学与文论建设状况进行回望与前瞻，以期为学界提供有益的借鉴。
整理近30年来文论记忆碎片，我禁不住想起沈从文《边城》的结尾：碧溪岨的白塔对茶峒风水至关重要，塔圮坍了，人们纷纷捐钱重修，于是“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不料叙述人话锋一转说：“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在若有所失的惆怅中，我重新忆起改革开放或“新时期”以来的一幕幕。我的记忆之门有若干扇，分头通向文艺理论与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当下文学创作、文学阅读的关系及其演变等，哪扇门都会给我以新感受，但这里只想简要钩沉出1978至2008年间文艺理论者的飘动身影，这身影可折射文艺理论者在探索文艺理论时所处的自身角色状况及其演变，以及这种演变在当下引发的问题。理论者在文艺理论形成和传播中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身处某种位置，有着某种功能并产生某种结果，这些正属于文艺理论者的角色问题。从这角色的不断演变的匆匆身影可见出这时期文艺理论的风云变幻，也可为把握当下文艺理论走向提供一种参照。限于篇幅，我只能采取简化和粗放的描述方式。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文艺理论经历了三次转向：1978至1989年为启蒙论转向，1990至1999年为专业论转向，2000年至今为素养论转向。这样说当然并不否认其间贯穿着其他种种大大小小的变化或传承。需要说明，文艺一词在本文其实多是指文学，这样使用是想尝试回归鲁迅年代及后来曾一度风行的旧义：文艺就是指文学这种语言艺术或具有语言艺术属性的文学，文艺理论或文艺学当重新含有关于文学这种语言艺术的学问的含义。我们这些年一致拥戴英美式“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时，常常可能遗忘自己曾有过的现代文艺理论传统把文学首先和归根到底看做一种语言艺术。
一 启蒙论转向：文艺变革的思想者
在改革开放之初，文艺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还有着今天看来已变得陌生的奇特位置：与那时的政治运动为中心的惯性作用相应，文艺还扮演着政治斗争的先锋或前哨等角色，而文艺理论仍旧在充当着政治改革和社会变革的指导角色。相应地，文艺理论家被视为艺术真理的代言人和立法者。那时文艺理论家队伍主要由我国文艺体制内的两类人员构成：第一类是以中宣部、中国作协、中国文联、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各省份下属机构为主干的文艺理论专家加政治家；第二类则是高等学校的文艺教师。这两类体制内人员在开初并不存在多大的分别，因为都必须听从来自中宣部的统一的文艺政策指令。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文革”十年间的极端形势把现代文艺理论挤压成政治斗争的变形工具，甚至用来夺取文艺理论家的身家性命，上述两类人员都被迫陷于一场严重的精神危机或信仰危机。无论是第一类中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还是第二类中的北京大学教授朱光潜，他们在痛苦的噩梦醒来过后，都禁不住愤怒地控诉那种“用‘最最革命’的词藻装饰起来的惨无人道的野蛮暴行”①，并且急于与那段不可再有的畸形理论场断然诀别。他们发自内心地要挣脱梦靥而重新寻求文化启蒙之光，也就是要重新接续那被“文革”野蛮中断了的现代文艺理论或文艺理论现代性的固有链条。而按照这股现代性链条，文艺理论不是政治斗争的单纯工具，而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全面发展的人”的文化启蒙曙光；文艺理论者不只是被动的文艺政策执行者，而是自由自觉的与具体文艺实践相结合的文艺思想者。正是这样，他们共同期待着重新实行文艺理论的启蒙论转向，以及重新成为文艺运动的思想者。
最初的破冰之举要数公开发表的两则毛泽东指示和朱光潜关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巴黎手稿》）的“人性论”解读。毛泽东的一则指示来自《人民文学》1977年第9期发表的何其芳遗作《毛泽东之歌》：“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口之于味，有同嗜焉。’”另一则指示来自《人民日报》1977年12月31日发表的毛泽东致陈毅关于“形象思维”的通信：“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以上随便谈来，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一年里发表的这两则“最高指示”，分别开启和激活了蕴蓄已久的文艺理论美学化浪潮和文艺方法论浪潮。而随后《文艺研究》1979年第3期发表82岁高龄美学家朱光潜的《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整部书的论述，都是从人性论出发，他证明人的本质力量应该尽量发挥，他强调的‘人的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本质力量’便是人性。马克思正是从人性论出发来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论证要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充分的自由发展，就必须消灭私有制。”这里阐释的马克思主义人性论及“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的思想，则为理论家们在文艺领域推进“人性”和“人道主义”新潮铺平了道路。他在文章末尾甚至发出了这样的强劲呐喊：“冲破他们设置的禁区，解放思想，恢复文艺应有的创作自由，现在正是时候了！”这两则权威话语和美学名家的阐释实际上为随即汹涌的文艺理论改革开放潮流起到了号角与契机作用，更让亟盼重新做文艺思想者的文艺理论家们如沐春风。
借助毛泽东关于“共同美”和“形象思维”的指示及随后关于马克思《巴黎手稿》的人性论思想的讨论，文艺理论界涌动起多股相互交织的思想解放潮流，概括起来，主要的有三股：美学化、人学化、方法化。文艺理论的美学化，意味着文艺摆脱“为政治服务”的偏狭的意识形态视野，向着美或审美的广阔原野开放。这股潮流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美学热”。正是在这种超常的热潮中，文艺的本质在审美而不在意识形态成为许多人的新的共同信念，而50年代的美学讨论乃至“五四”美学传统都被逐一重新激活。这种文艺理论美学化的突出的学科实绩之一就是文艺美学在文艺学中的诞生。由北京大学中文系胡经之先生首倡而全国美学家群起响应的文艺美学学科，就这样在原有美学学科基础上作为国家教育体制和学术体制中的新学科而独立发展，从而为文艺理论和美学的后备人才培养和输送奠定了学科基础。而后来在寻求独立的艺术界则进一步分离出新的艺术美学学科，在美学领域形成哲学美学、文艺美学和艺术美学的三分格局。这可能是改革开放30年里声势最为浩大、赢得最多共识但又实绩相对缺乏的一股文艺理论主潮（其原因当另行讨论）。与美学化潮流更多地激起理论界的共鸣相比，文艺理论的人学化潮流在文艺创作界和文学史研究界更显得如鱼得水。这是有关文艺表现人性和人道主义的种种未必完全相同的意向的统称，它们共同地要求把人性、人道或异化等内涵重新植入文艺理论体系中，强调尊重人、个人和人性。这股人学化潮流随后演变为文艺理论中的“主体性”、“向内转”等思潮（伴随着论争），而在学科上则演化为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中的人文学科自觉。文艺理论的方法化潮流是随着关于“形象思维”的论争而逐渐涌起的。虽然“形象思维”论争很快终止，但由此开启的关于文艺理论研究方法的热潮毕竟被点燃了。文艺理论的方法化，是指把文艺研究不是看做过去那种必须服从上级的文艺行政事务，而是视为理论家们可以自由探讨和运用的学科专业行为。这意味着文艺研究从行政化到专业化的转变。逐渐涌出或重新涌出的方法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或现代派）、“三论”（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心理分析美学、存在主义、生命美学、结构主义、接受美学、阐释学、现象学等。而在学科归属上，方法化的结晶则是注重古今中西各种方法融通的比较诗学作为学科从文艺学和比较文学的融汇中生长出来，独立发展。
同文艺理论的美学化、人学化和方法化主潮交织在一起的，则是那时理论家们持续高涨的思想者角色意识。他们相信自己就是文艺思潮或运动中的新的思想者。但这里的思想者不同于通常在书斋沉思的思想者（如笛卡尔意义上的理性主义的静观者或怀疑者），而是思想着理论如何变为全民参加的社会实践的专家加政治家，更准确点说，就是马克思意义上的旨在改造世界的思想—实践者：“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文艺理论家自觉自己不是静默的沉思者，而是一定要改变现实的文艺运动的政治改革家。因此，这种思想者其实应准确地理解为政治—思想者，是政治家与思想家的结合体。而改革开放头十年的文艺理论进程，虽然始终伴随着波折，但并没有减退，更不能消解理论家们对自己的文艺思想家角色的自我认同以及社会公众对他们的认同。
分析这种文艺思想家角色意识，可以从中见出一种更深的知识型预设：文艺理论必然能凭借自身的新思想去指导文艺创作、批评和阅读，同理，文艺理论家必然地是文艺运动、文艺生活的指导者。也就是说，文艺理论充当精英与公众联系的纽带：理论的改革一定要深入作家与读者，转化成为他们的创作与阅读实践。在此时，文艺理论家与其说是罗丹意义上的静默思想者，不如说是普罗米修斯式的偷取天火给人类的新文化创生的英雄，或者不如更准确地说是德拉克洛瓦笔下的引导人民抗争的自由女神。当然，总体上看，文艺理论家还是文艺思想的自觉的创造者，也就是文艺思想者文艺变革的设计师。正是这种自觉信念驱使着他们激荡起美学化、人学化和方法化等一浪又一浪文论浪潮。
二 专业论转向：文艺研究的专家
但问题在于，正像任何一种人文思潮一样，文艺理论浪潮的持续兴盛应当是有条件的。且不论这种条件中如何包括了社会历史环境、文化语境、社会心理等多重复杂因素，单从直接的思想关联看，文艺理论浪潮应当依赖于文艺思想和更深广的文化思想资源的支撑。在此开放时代，至少四个原因决定了这场启蒙论转向及其推崇的思想者角色会渐趋夭折：第一个原因是苏联文论已无法给予中国文论过去曾有的那种持续的典范性支持。充满改革渴求的中国文艺理论家们在习惯性地投向苏联时，会难免生出自己比“老大哥”更为先锋的幻觉。第二个原因是在不断涌入的英美新潮文论中，再也无法寻觅中国理论家们沉浸和自恋于其中的思想者的伟大身影了，就连“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只能把革命从广场退却到书房、从社会撤退到语言了。第三个原因可能是真正致命的：改革开放年代的中国文艺正在根据“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崭新逻辑发展着，不再急切地充当“为政治服务”年代那种政治运动的晴雨表、风向标或锐利工具了，更不再以理论家们的文艺思想为指导了，而是逐渐地成为人们的文艺生活乃至日常文化娱乐生活的组成部分。这种作为生活的文艺必然会从当年的备受关注的政治运动的中心位置发生重大偏移，出现今日所谓“去中心”情形。正如阳雨（王蒙）当年所敏锐观察的那样：“人们变得日益务实以后，一个社会日益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建设、经济活动上而不是集中在政治动荡、政治变革和寻找新的救国救民的意识形态上的时候，对文学的热度会降温。很遗憾，但似乎事实如此。……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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