柄谷推荐了一个“LETS” （一个建立在非市场货币基础上的有限交易体系）实验，一个“反作用”于资本的经济模式，作结全书。但是很难看出这怎么避免柄谷在别处指出的陷阱。这个交换媒介的陷阱不再是一种迷信物，而是一种“劳动货币”，一种标明每个人对社会生产贡献的透明工具。但不管柄谷的著作在这些枝节看来多么不够严谨，它对有志于突破资本主义“文化”反抗僵局的人是必读的。它重申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实性。柄谷理论客观的反讽在于，它同样能解读成一个决定自己主观立场的视差裂隙的寓言：他是大阪和他现在效力的美国东岸学术界间的地理学裂隙；他的写作是文学-文化研究和他从事的社会－政治工作间的裂隙；而这工作本身又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构”阅读和一个日本新联合主义运动（New Associationist Movement）的实践性斗争间的裂隙。柄谷的视差立场远不是宣告了一个危急的失利，而是指向了真理：在今天全球化的世界，由我们生活不同层面难以兼容的鸿沟标记的，这样一个对视差之见和悬而未决的对抗的执着，是接近我们经验总体的唯一途径。

注释：
* Slavoj žižek：The Parllax View，译自《新左派评论》（New Lfet View），第25期，2004年9、10月。
  参见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剑桥，2003。以下简称《跨越性批判》。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达拉谟，1993。《作为隐喻的建筑学：语言、数字、货币》，剑桥，1995。关于柄谷在日本批评界的地位，参见浅田彰《虚无之左》，《新左派评论》，第五期，9-10月，2000，p24，35-36。
  《跨越性批判》，p3。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选集，第29卷，纽约，1976，p396。
  卡尔·马克思，《大纲》，1993，p420-421。
  《跨越性批判》，p20。
  《跨越性批判》，p290。
  《跨越性批判》，p241。
  此外，参见Helmut Reichelt，Zur logischen Struktur des Kapitalbegriffs，法兰克福，1969。
  《跨越性批判》，p9。
  参见Brian Rotman, Signifying Nothing: the Semiotics of Zero，伦敦，1978。
  《方法谈》，1994，p33。
  《跨越性批判》，p134。
  阿尔弗雷德·佐恩-雷特尔，《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一个认识论的批评》，伦敦，1978。
  《跨越性批判》，p183。柄谷乞灵于雅典民主制中的抽签行为。但是，他提倡的投票和抽签的结合是否与1268年建立的，选举威尼斯总督的寡头政治程序很接近呢？这程序是在某个当权者试图攫取世袭君主权力之后建立起来的。首先选出一个30人的议会，从中选出9人。由这9个人提名40个临时选举人，去轮流随机选择12人，由12人再选出25人。然后将25人减少到9人，由他们每人提名5人。通过掷色子将这获得提名的45人减少到11人，由11人中的9人来选择最后的41人，再召开一个秘密会议，选举总督。当然，这个如迷宫般复杂的程序，旨在防止任何团体或家族对结果非法施加的影响。此外，为了防止总督获得过多的权力，就列出了一系列他不能享有的职务（如总督的子女不能在共和政府以外婚配，他也只能在有人在场时拆看官方信函，等等）。
  《跨越性批判》，p183。
  《跨越性批判》，p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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