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小说在士大夫进入之后，最明显的变化，是在语言。而语言的变化，实际也显示了士大夫的欣赏趣味。这时的翻译小说大部分用文言翻译，出现了林纾这样不懂外语，全凭古文做得好而成为优秀翻译家。徐念慈曾经分析：“林琴南先生，今世小说界之泰斗也，问何以崇拜之者众？则以遣词缀句，胎息史汉，其笔墨古朴顽艳，足占文学界一席而无愧色。”（16）就连当时的白话小说，也有许多趋向文言，成为类似于《三国演义》式的半文言小说。此时的白话小说，普遍的倾向是文言成分加重。这既由于小说作者大部分是士大夫，也由于小说市场上士大夫占了主要的份额，作家不能不适应市场的需要。尽管清政府先是在科举考试上变八股为策论，其后又在1905年废除了科举，士大夫已经断了根。但由于科举所改学堂学的课程中，经学仍占较大比重，学生的知识结构与以前士大夫仍有许多相似之处，加上越来越多的士大夫进入小说作者读者的队伍，文言小说在民国初年反倒有了较大的发展。中国古代的文言小说相比白话小说而言并不算发达，如果剔除那些笔记，只以虚构的故事来算，数量远不能与白话小说相比，而且很少有长篇小说。林纾在晚清用文言翻译西方小说，为文言小说的创作，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民国初年，文言长篇小说异军突起，又出现了一批骈文小说。何諏的《碎琴楼》，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徐枕亚的《玉梨魂》，吴双热的〈孽冤镜〉等，都是当时极为畅销的著名作品。其中《玉梨魂》到二十年代就印了二十多版，还不算盗版印的。作者徐枕亚凭稿费自己开了一家出版社，起名叫清华书局。他的续弦刘沅颖是清末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的女儿，也是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因崇拜他写的《玉梨魂》、《泣珠词》而嫁给他。由此可见当时文言小说受欢迎的程度。民初最著名的白话长篇小说《广陵潮》与《留东外史》都遭遇过退稿的命运。当时白话小说的影响，远远不如文言小说。

   民初文言长篇小说的流行为我们出了一道难题。以往我们一直认为：鸳鸯蝴蝶派是一个通俗文学流派，它的崛起是与上海这一近代都市的崛起分不开的，市民是它的主要读者。我们认定的通俗文学应当是语言通俗，它的读者主要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大众，它缺乏超前意识，思想上与俗众同步，因此它在文学上缺乏新的探索，不能领导整个社会的文学发展。但是，这种理论预设显然不适应民初的文坛。

    首先，作为通俗小说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语言必须通俗。很难想象语言不通俗的小说，也能为文化水平较低的大众所接受。古文和骈文用的显然不是通俗的语言，尽管文言长篇小说所用的古文与骈文已经不是古代的古文与骈文，它们为了适应小说的需要，已经出现了“俗化”，如古文、骈文的用典大大减少；但是，它毕竟还是典雅的文言，并不适应文化水平较低的大众。它比起古代的白话章回小说，显然要艰深得多。因此，民初文言小说的读者并不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大众。

    其次，民初小说并不缺乏超前意识，它只是缺乏五四时期才有的思想解放意识。确定超前意识的依据，是它比前人多提供了什么，而不是它比后人少什么。民初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许多突破。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是最早描写“和尚恋爱”的小说，恋爱的和尚可亲可敬，富于人情味，其恋爱还不止一次。它写出了和尚在感情与戒律之间的徘徊矛盾，显然具有超前意识。徐枕亚的《玉梨魂》是最早描写“寡妇恋爱”的小说，恋爱的寡妇与追求寡妇的青年在小说中都是值得赞颂的正面人物，他们处在“情”与“礼”的冲突中难以自拔，只能以悲剧结局。这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出现令人同情，为之洒泪的恋爱的寡妇，其超前意识也是显然的。更不用说象《孽冤镜》对包办婚姻的抨击，对家长制的控诉了。诚然，民初小说有着维护旧道德的一面，不敢冲破旧礼教的束缚；但是，在这些作品问世时，陈独秀、鲁迅、胡适都还没有说出“打倒吃人的封建礼教”的口号，我们怎么能要求这些作家超越历史呢？

    第三，民初小说家对小说的艺术也曾经做过不少探索。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把小说的描写引向人物的内心世界。晚清的言情小说《禽海石》、《恨海》已经敢于描写悲剧，不再是大团圆结局，造成悲剧的原因，是社会环境。民初的言情小说也写悲剧，造成悲剧的原因是人物自己内心的矛盾冲突。他们对礼教的崇仰和他们对不被礼教容忍的爱情的执着，构成了他们的内心冲突。为了表现这一冲突，他们引进了当时还只有外国小说才有的“日记体”与“书信体”。他们大量运用第一人称叙述，运用第三人称限制叙述，以特定的视角，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大大丰富了中国小说的表现手法。在民初才第一次出现长篇日记体小说，专门的书信体小说。这些艺术探索都为五四新文学的问世作了铺垫。因此，今天讲中国近代小说的转型，离不开讲民初小说，它为中国小说的发展，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民初作家也与一般通俗小说家不同，他们在创作小说的同时，也创作典雅的诗文。这些典雅的诗文也在他们主编的报刊上发表。他们中有许多人都是“南社”成员，这意味着他们被当时的纯文学界所接受。徐枕亚的骈文得到当时著名诗文家樊增祥的欣赏，他的第二次婚姻还是樊增祥帮忙，才获得成功。民初小说家不象一般通俗小说家那样懒于探索，他们乐于在小说形式上创新。他们主编的小说杂志上，有时专门标出“新体小说”一栏，刊载探索小说。他们还喜欢模仿外国小说，吸收外国小说的形式技巧。托尔斯泰的《复活》翻译出版后，包天笑马上模仿《复活》的故事梗概，创作了小说《补过》，表现出很大的吸收外来影响的兴趣。因此，他们此时的表现，更象纯文学作家，而不象通俗文学作家。这些作家也领导了当时的文坛，就连鲁迅、刘半农、周作人、叶圣陶等五四新文学作家，在当时小说杂志上发表作品，用的也是文言，其风格与他们在五四后发表的作品，有很大的不同，而与民初小说的风格，却有许多切近的地方。作家毕竟不能超越历史，新文学作家也不例外。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说它的某些文学作品是通俗文学，也就意味着在这些通俗文学作品出现的同时，另有一些纯文学的作品。由此形成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并立。但在民初不然，民初小说就代表了当时文坛的水平，没有另外的纯文学与之对立。民初小说家的创作探索，就代表了当时小说的水平。他们为文学的发展，也曾作出过卓越的贡献。把民初小说作为通俗文学，民初的文坛上就没有另外的纯文学小说。贬低民初小说，也就贬低民初对文学作出的贡献。因此，对民初小说，似乎不应完全作为通俗小说来看，这样会贬低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因此，民初小说的承担者，鸳鸯蝴蝶派不完全是一个通俗文学流派，至少在民国初年，它代表了当时中国小说的水平。

    于是，中国市民文学发展的独特性也就显示出来。表面看来，它随着都市的崛起而崛起，随着都市的发展而发展；但是，在晚清它经历了一个急剧膨胀的过程。大批士大夫介入小说，成为小说的作者与读者之后，市民小说也就“雅化”了。民初小说是这一“雅化”的典型。一般说来，市民小说很难达到当时纯文学的水平，民初小说借助于雅俗的合流，却达到了这个水平。但是，中国文化正处在新旧嬗变的转折期。由士大夫与市民融合而成的鸳鸯蝴蝶派的“文化改良主义”渐渐不能适应纯文学的发展需要。士大夫几乎是一进入小说就断根了，士大夫的断根，使得他的影响越来越弱。加上鸳鸯蝴蝶派受市民社会的影响，一直有一种“媚俗”的倾向，自己也处在困境之中。（17）于是，“文化激进主义”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统治了文坛，文化改良主义的鸳鸯蝴蝶派则成为一个通俗文学流派。

    1912年教育部通令在小学“废止读经”，改变了清末学堂的课程设置，也在营造五四新文学的社会基础。1917年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始时，正是这一批学生开始走上社会之时。随着新的学生不断毕业，新文学的社会基础也就越来越雄厚。其实，鸳鸯蝴蝶派的“文化改良主义”与新文学的“文化激进主义”在许多方面是一致的，如提倡白话文，如吸收外国小说影响等等。当五四新文学问世之后，取代了鸳鸯蝴蝶派在文坛上的地位，鸳鸯蝴蝶派才完全转入了通俗文学。此时中国的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又再次分明起来。在二十年代，新文学作家决不会写章回小说，鸳鸯蝴蝶派也很少再象民初统治文坛时那样，努力去探索“新体小说”，章回小说成了他们创作的主流。这就形成了各自的市场。鸳鸯蝴蝶派的小说越来越趋于用白话，那些坚持用文言写小说的作家如徐枕亚，尽管在民初曾经那么受到读者欢迎，却在二十年代被淘汰了，因为他的作品日益缺少市场，不再符合通俗小说的要求，难以适应新的市民的需要。

    但是，士大夫文化在鸳鸯蝴蝶派身上依然留有痕迹，它表现在章回小说的回目设置上，也表现在章回小说夹杂的诗词中，更表现在章回小说那凝练的语句，细致的描写上。假如有人写一部章回小说史，他会发现与古代的章回小说相比，不是就某一部作品而论，而是从一个时代来看，鸳鸯蝴蝶派的章回小说很可能是最成熟的，最精致的，最能体现章回小说的特点，也最富于士大夫文化的气息。而一个时代的章回小说竟然在这时能取得新的突破，恐怕还得归功于民初文言小说在市民中造成的阅读氛围。

    因此，中国近代都市化与通俗小说的崛起，实际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新旧文化的交替，“市民”成分的不断变动，教育体制的急剧转变，种种因素拧在一起，造成通俗小说急剧的雅俗对流，给小说的雅俗划分带来复杂的因素。这一复杂过程也是中国特有的，它与西方的自然演变不同。它也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缩影。

参考文献：

（1）上海旧县志与郎格的《上海社会概况》都是这个数字。

（2）本文关于上海的人口统计俱根据邹依仁《旧上海的人口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3）钟骏文《小说闲评叙》，《游戏世界》第一期。

（4）老棣《文风之变迁与小说将来之位置》，载《中外小说林》第一年第六期。

（5）黄人《小说林发刊词》，《小说林》第一期。

（6）徐念慈曾写过《丁未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载《小说林》第九期。

（7）、（16）觉我《余之小说观》，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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