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形的躯体在乱流中所映照出来的身影不只更大，而且更扭曲。
──《格理弗游记》第四部第五章

中外翻译史上罕见的误译

在中外翻译史上，像《格理弗游记》(Gulliver's Travels，旧译《格列佛游记》、《格利佛游记》或《大小人国游记》)这般普受欢迎却又遭到误译与误解的作品甚为罕见。甚至夸张一点地说，《格理弗游记》的中译史本身便是一部误译史，因为这部公认为英国／英文文学的经典讽刺叙事，在进入中文世界之后，不但易「文」改装，而且改头换面幅度之大不只是「一新耳目」，甚且是「面目全非」了。因此，这里便呈现了一个很吊诡的现象：一方面《格理弗游记》在中文世界里几乎是一部人尽皆知的儿童文学、奇幻文学之作，另一方面这种「盛名」反倒掩盖了这部作品原先在英文世界的经典文学地位，以及作者绥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身为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讽刺作家的评价。换言之，过分强调这部作品中的奇幻成分，固然突显出这方面的丰富性，却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些从以往的中译便可明显看出。

绥夫特的生平及作品简介

绥夫特于一六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生在爱尔兰的都柏林，父母亲都是英国人。身为遗腹子的他，在一位长辈的资助下，就读当地的最高学府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跟随当时知名的学者、宗教人士学习，一六八六年获得学士学位。一六八九年前往英格兰，担任著名的文人、退休外交家、政治家田波爵士(Sir William Temple, 1628-1699)的秘书，一六九二年获得牛津大学硕士学位，尔后多次往返于英格兰和爱尔兰之间，一七○二年获得三一学院神学博士学位。

伦敦是当时政治、经济、宗教、文学的中心，许多文人墨客都与政界人士过从甚密。绥夫特穿梭于伦敦与都柏林之间，一方面希望在英国文坛占有一席之地，结交许多文人朋友，包括当时诗坛祭酒颇普(Alexander Pope, 1688-1744)，彼此之间时有往返，另一方面也希望在政界发展，涉入惠格党(the Whigs)与托利党(the Tories)之争，写了不少宣扬政治理念的小册子，是托利党的一枝健笔。1 然而也因为涉入党派之争，得罪当道，未能如愿在伦敦获得任命，只得于一七一三年六月接受都柏林最大的圣派翠克大教堂总铎(Dean of St. Patrick's Cathedral)一职，直到一七四五年去世。

绥夫特眼见爱尔兰在政治、经济上长期遭受英格兰多方压榨与剥削，心中甚为不平，提起如椽巨笔，发而为文，充当爱尔兰人喉舌，为民请命。时值新古典主义时期，讽刺文体(satire)盛行，他便以此文体撰诗为文，讽刺不平之事，匿名出版的《布商书简》(Drapier's Letters [1724])，迫使英国放弃改变爱尔兰币制的企图，纵使英国政府悬赏指认作者，有意追拿，许多人也明知是绥夫特之作，却无人向官府举发，他也因此被视为爱尔兰的英雄。〈野人刍议〉("A Modest Proposal" [1729])一文更建议爱尔兰穷人把稚子卖到英格兰充当佳肴，既可减轻人口压力，又可赚取收入。2 全文以看似为民兴利的动机、无邪的口吻、生动具体的形像，呈现英格兰剥削、吞噬爱尔兰的情景，为英国文学史上最有名的讽刺文。他也曾撰诗自悼，〈悼绥夫特博士〉("Verses on the Death of Dr. Swift, D.S.P.D." [1739])一诗长达四百八十四行，自白、自褒、自讽兼而有之。总之，他深知自己的长处在于犀利的文笔，特殊的发言位置，并善于选择适当时机积极介入，济弱扶倾，伸张正义，发挥最大的效应。这种情况正如萨依德(Edward W. Said)所说的：「知道如何善用语言，知道何时以语言介入，是知识分子行动的两个必要特色。」3 无怪乎萨依德多年前便以「知识分子」一词相许，在晚近接受笔者访问时更推崇他为最伟大的英文文体家(stylist)。4

在绥夫特的众多著作中，流传最广的就是一七二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于伦敦出版的《格理弗游记》，当时他已年近六十，贵为圣派翠克大教堂的总铎。此书一出，不但颇受英国人瞩目，广为流传，不少人针对书中影射的人、事「对号入座」，而且得到外国人的青睐，第二年便出现荷兰文、法文、德文译本，第四年又出现意大利文译本，风行欧洲。然而由于书中有些讽刺过于露骨，伦敦书商莫特(Benjamin Motte)于初版时唯恐因文贾祸，于是增删、改写若干地方。绥夫特甚为不满，九年后在都柏林书商福克纳(George Faulkner)出版的作品集中，纳入了亲自修订的《格理弗游记》做为第三册，书前特以主角格理弗的名义撰写一函，批评遭到窜改的前一版本。5

绥夫特四十岁左右罹患梅尼尔症，导致晕眩、重听，以后一直为此疾所苦，不少人认为他作品中的愤世嫉俗与他的身体状况有关。七十岁之后，痼疾益发严重，逐渐丧失记忆与心智能力，于一七四五年十月十九日逝世。绥夫特终生未娶，身后与红粉知己琼荪(Esther Johnson，即《致斯黛拉的日志》[The Journal to Stella]中的斯黛拉)同葬于大教堂的地下，遗产的三分之一(一万一千英镑)在都柏林创立第一所疯人院，6 甚具规模，至今依然是爱尔兰著名医院之一，以治疗精神病闻名。他除了为爱尔兰伸张正义，发扬人道精神之外，留给后人的最大遗产便是他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格理弗游记》。

必也「正名」乎？

Gulliver's Travels原名"Travels into Several Remote Nations of the World"（寰宇异国游记），在中文世界里最耳熟能详的译名是《大小人国游记》，顾名思义，就是主角到大人国和小人国的游记。然而对原作稍有认识的读者都知道，全书共有四部，依序为主角到小人国、大人国、飞行岛等国以及马国(慧骃国[The Country of the Houyhnhnms])的冒险记闻。前两部是分别到身躯比例为主角十二分之一与十二倍的异国冒险。第三部其实写作的时间最晚，内容也较庞杂，分述主角到数个异地的奇遇，透过丰富的想象，讽刺人类的痴心妄想。第四部尤其引发历代批评家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其中所描写的慧骃是理性甚或理想的化身，作者认同格理弗的言行举止，表达对于人类的轻蔑与仇视；有人认为作者是在讽刺极度推崇理性此一作法的虚幻不实；有人认为其实慧骃只是理性的马，既不是理想的人类，也不是借机讽刺人类的理想；更有人认为作者笔下连格理弗也没饶过，透过仔细描写他对慧骃的过度推崇，显示他判断错误、容易受骗、行为荒诞不经，甚至重返人类世界、回到故国和家园之后，依然格格不入。7

就此书最通行的译名《大小人国游记》而言，此名简单明了、响亮易记，内容对称，既免去了第三部的纷杂枝芜，也避过了第四部的荒谬(人竟然不如马)。因此，这个版本尽管在内容上腰斩了全书，在书名上为了中文的音调而以「音」害义、掉反了顺序(「大」在前，「小」在后)，却几乎成了中文世界里家喻户晓的「儿童文学」经典，甚至是许多人所知道的唯一版本。其实，这种「腰斩」的现象并非不寻常，因为在英文世界里，也经常将前两部独立出版，当成儿童读物或奇幻文学。

至于《格列佛游记》或《格利佛游记》，不但书名较忠实于原作，内容上也多能保留第三、四部。若细究本书的批评史，此译名仍有值得商榷之处。如前所言，不少批评家认为，主角到了第四部时，因为极端推崇理性的慧骃，反而鄙视甚至痛恨同为圆颅方趾的人类，此荒诞行为显示他判断错误、容易受骗。而其姓氏"Gulliver"不仅甚为罕见，而且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gullible"一字(「容易受骗」)。因此，旧译「格列佛」或「格利佛」，虽然称得上是忠实的音译，但并未试图传达原文幽微、讽刺之处──毕竟像如此「不安于室」、汲汲为稻粱谋、三番两次拋妻弃子、远赴重洋，最后落得愤世嫉俗、格格不入的主角，如何与「悲智双运，觉行圆满」的「佛」相称。再者，以「佛」命名，在中文里也不多见。

因此，笔者采取变通之计，将"Gulliver"译为「格理弗」，一方面避免过于标新立异，以致完全舍弃中文读者所熟悉的旧译「格列佛」或「格利佛」，另一方面有意维持原文中的意涵，暗示主角勇于冒险、敏于学习、致力于「格」物穷「理」，却屡遭拂逆，到头来却落得自以为是、窒碍难行、违背常理、格格不入、落落寡欢(「弗」)。虽然「弗」字依然不似中文人名，但相较之下，新译「格理弗」在音译方面不亚于旧译，在意译方面则企图兼顾原作之用心及其批评史中衍生的意涵。是邪？非邪？有待读者自行判断。

此外，全书以讽刺时政闻名，甚至原伦敦出版商唯恐引来牢狱之灾，更动了若干敏感的内文。然而，旧译对于版本的歧异、书中的历史与文学典故，或者茫然不知，或者视若无睹，顶多以最通俗的版本中的略注为满足，未能提供相关的典故出处及文化、历史脉络，让读者除了了解表层的普遍意思之下，有机会一窥可能蕴藏其中的特定讯息，探索作者的用心、艺术手腕与再现策略，浅尝当时读者「对号入座」的乐趣，甚至以类似的眼光来观察自身所处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发掘其中的异同，进而对人生有更深一层的体悟。这也正是新译着力之处，希望配合绪论、译注及其它相关资料，进一步呈现原作之丰富奥妙，以及跨越语言、文化、历史疆界之后，在另一时空中可能展现、绽发的新面貌。

早期的三个中译

虽然一般人以为清末民初的翻译名家林纾与人合译的《海外轩渠录》是此书的第一个中译，其实不然。此书的第一个「中译」《谈瀛小录》其实是改写，于清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五至十八日(一八七二年五月二十一至二十四日)连载于当时的《申报》(比一八九九年林纾的第一本中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早了近三十年)。细观此《申报》版便可发现几项特色。首先，此时《申报》初创，报上还刊登广告希望民众能加入提供信息的行列，而由该报内容可充分感受到「开民智」的意图。其次，《申报》版并未署名，以致不知究竟出自谁人之手。然而可以确定的是，此人精通中英文，必然是极少数涉及洋务的高级知识分子，甚至可能是清廷遣派出国学习富国强兵之道的留学生，或西洋传教士训练出来的外语人才。尤有甚者，此文夹在其它新闻报导与评论之间，就该报体例而言，呈现了虚实夹杂的现象。就是这种「虚实夹杂」的编排方式，反倒使得读者「虚实莫辨」：若读者「以虚为实」，固然不是译者与编者所愿；但若因而「以实为虚」，连带对其他的新闻报导与评论起疑，则更有违报纸的初衷。另一种想法──这应该也是编者的想法──便是：读者通晓文学与文化成规(literary and cultural conventions)，对于译者和编者的策略「默而识之」，因此非但未受其影响，反而因为自己的默识能力(competence)，自由出入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