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版所采取的写作／改写策略，也有意加强「真实」的印象。其实，绥夫特的原作便谐访(parody)当时流行的游记，以自述的方式强调其为「纪实」。然而《申报》版开头不是格理弗现身诉说自己的冒险，而是以「头上安头」的方式，加了一段文字，指称有人发现数百年前之「遗稿」，因而提供给报社披露。整个文本依照该报体例，以文言撰写，没有标点，更把主角转化为中国东南沿海人士，经常须赴海外经商，一次遭逢海难，死里逃生，醒来发现自己被绑在地上，接下来便是此人在小人国的奇遇。然而，连载不过四日，最后一期还说会续载，却不知为何戛然而止，毫无下文。笔者个人猜想可能有几个原因：文言精简，每日连载，耗稿量大，翻译不及，无以为继；虚构之文与报纸的纪实性质不符，夹杂其间，即使读者能默识文学成规，依然难免不伦之讥；正式发行之后，报纸走向较为明确，稿源渐趋稳定，不再需要翻译奇幻之文，以充篇幅。再者，就报纸而言，读者的反应想必也扮演相当程度的角色。

然而，此作品的第一个中译，不论就文本本身或当时《申报》、甚至更广大的文化、社会脉络而言，都有其特点，因为当时对于翻译的认定远比现在宽松，此作又属文学性质，再加上读者一时之间还不易适应外国文学的翻译(早在「林译小说」风行全国之前)。因此，《申报》版为翻译就是「改写」(translation as rewriting)以及译文的「驯化」(domestication)、「归化」(naturalization)、「本土化」(nativization)提供了具体的例证。

第二个中译出现于一九○三年七月的《绣像小说》， 一直到一九○六年三月(第五期至七十一期，先取名《僬侥国》，后改为《汗漫游》)。顾名思义，《绣像小说》是以插图配合小说。当时林译小说风行数载，读者已相当能接纳翻译小说，此译本虽然起初命名「僬侥」(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矮人)，但从开始便未掩饰其为翻译，容或为了标举异国风味，以招广徕。至于后来改用「汗漫游」之名，兼具「不着边际的漫游」及「漫漶难以稽考」之意，而其「水势浩瀚汹涌」之意涵，又与主角的多次海上冒险吻合，比起原先译名之限于小人国，可谓名实相副，后出转精。

然而，《汗漫游》一如《谈瀛小录》，依然未具译者姓名，显示其角色之隐而未现(invisibility)。如前所言，根据当时国情，通晓英文者往往是政府特意培养的外语人才，目标在于引介新知，追求船坚炮利、富国强兵。若为教会培育的人士，则着重宣教的作品。对于文学作品感兴趣固属人情之常，但耗时译出，并刊登于通俗刊物上，一连数载，不论就追求富强或传播教义的目标，都可能招致「不务正业」之讥，隐去译者姓名确也情有可原。

基本上，《汗漫游》的特色在于以白话翻译，长期连载，并配合少许自绘的图像。白话翻译所设定的读者群不但更为宽广，而且表现出译者的文字、文学甚至文化策略，置于「启蒙」与「救国」的两大时代目标中，自有更深远的意义。长期连载不但表示了此翻译广受欢迎，而且间接印证了印刷文化(print culture)在当时的传播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至于图像则一方面维持了中国绣像小说「文图相辅」的传统，另一方面透过插画者对于洋人以及文本的想象──或者，更精确的说，对于文本中的洋人的认知(或误认)──提供了时人认识外人的具体图像。其图像之「既中又西」，或者说「不中不西」，以生动的方式图标了《汗漫游》的多重翻译(转换)与图文互涉的意味──中译者对于文本本身的翻译；插画者为符合眼前的文本，对于传统小说绣像的翻译(转换)；插画者根据文本所衍生、翻译、转化出的图像；以及此图像文本与文字文本并置时，两者之间的互动、互释、相辅相成、甚或相互瓦解。

相较于《谈瀛小录》只译出原作的第一部或林纾的《海外轩渠录》只译出前两部，《汗漫游》基本上将四部全都译出，提供了更完整的面貌，但也不乏歧出之处，细节姑且不谈，只举两个最明显的例子：第三部仅译出飞行岛之游，割舍其它奇国异域之旅，大刀阔斧，砍去枝芜；第四部结尾在主角离开慧骃国后，另增遭巨鲸吞入腹中一节，今之读者固然可立即联想到圣经中约拿(Jonah)的故事或木偶皮诺丘(Pinocchio)的奇遇记，但对百年前的中文读者，此事确实骇人听闻，恰可作为主角诸多奇遇中的高潮，除非读者对照原作(当时有几人有此意图与能力？)，否则混入其中，实难察觉。此二例中，一为省略之过(sin of omission)，一为增添之过(sin of commission)，显示《汗漫游》就相当程度而言，依然难逃改写的命运──尽管此改写具有相当的理由与特定的效应。

第三个中译则是林纾与魏易（一说曾宗巩）合译的《海外轩渠录》。此译于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该书第一个以专书形式出版的中译本，而且托桐城名家林纾之盛名，成为流传最广、最为人所知的译本达数十年之久。即使以后其它白话译本相继出现，逐渐在市场上取代了林译，却依然无法动摇林译在此书中译史上的独特地位。

林译以《海外轩渠录》为名，意指「以海外奇闻异事博君一粲」，并藉以讽刺时事及人性，与中国的《镜花缘》有异曲同工之妙。8 林译特殊之处在于林纾不晓外文，只得与人合译，竟完成一百八十部左右的文学翻译，而且风行一时，成为时人了解外界的重要橱窗，诚属世界翻译史上的异数(anomaly)。再者，林纾以桐城名家身分从事翻译，以典雅的文言迻译各国作品，其中一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并不高，但拜其盛名之赐，得以与世界一流作品并列，其译者的可见度(visibility)及效应由此可见。此外，译者的现身也见于林纾为此译所撰写的序言。序言宣称，英国因有类似《海外轩渠录》的讽刺之作，故而兴盛(「葛氏〔格理弗〕痛斥英国〔，〕而英国卒兴」)，因而寄望翻译对于列强侵略下的中国能发挥相似的作用。此说固有夸大之嫌，但多少掌握了原作讽刺的旨趣，而且证诸林纾在诸多译序中所表达的感时忧国的强烈情怀，可看出他从事翻译除了为稻粱谋之外，实有更深的怀抱。

林译由于甚具名气，且出版专书，影响远较前二版本深远。然而由于腰斩全书，以致国人非但未能一窥全貌，反倒误残为全，以讹传讹，形成中文世界里「大小人国游记」的传统。除了腰斩之外，林译之误译、漏译、添译、改译也所在多有，唯因系二人合译，仓促行事(「耳受手追，声已笔止」)，责任谁属，难以认定。尤其原书有一处论及英国政体，林译与原文南辕北辙，究竟是口译者误解，林纾误听、误译，或君主立宪的政治立场使其有意曲解，实不得而知。话虽如此，林译《海外轩渠录》的地位不容置疑。9

一般说来，此书虽可概称为奇幻文学，但中译传统大略有二，一为讽刺文学，一为儿童文学，后者大都以改写的腰斩版形式出现，直到晚近才渐有纳入全本的趋势。此外，中文世界尚出现一旁支：由于此故事具想象力，内容生动有趣，半个多世纪以来便有英汉对照本或批注本，做为学习英文之用，延续至今。

文学理念与策略

笔者参观都柏林作家博物馆(Dublin Writers Museum)及翻阅爱尔兰文学史的相关论述时，发现几乎都以绥夫特为爱尔兰文学的鼻祖，然而不少民众似乎对他有着矛盾的感情，或许与其认同或讽刺有关。

讽刺作家在写作时痛下针砭，不留情面，文笔辛辣，却也往往字字珠玑，令人痛快淋漓之余，有时却也不免觉得难堪。同为爱尔兰作家的王尔德(Oscar Wilde, 1854-1900)便是一例。绥夫特曾如此定义「风格」：「适当的文字摆在适当的位置，便是风格的真谛」("Proper words in proper places, make the true definition of a style.")。此一说法为「字字珠玑」下了言简意赅的定义，在英文世界里耳熟能详。

然而，讽刺文学为何如此受欢迎？绥夫特在为讽刺下定义时，顺带又讽刺了一下人性：「讽刺这面镜子，观者在镜中通常只见他人的面孔，而不见自己。它之所以那么受世人欢迎，很少人反感，主要原因在此」("Satire is a sort of glass, wherein beholders do generally discover everybody's face but their own; which is the chief reason for that kind of reception it meets in the world, and that so very few are offended with it.)。换言之，人人自以为是，顾盼自雄，却不知睥睨、轻蔑的对象中可能也包括了自己。此说似乎可用来部分说明慧骃国中的格理弗，至于适不适用于作者本人，值得三思。绥夫特对自己讽刺的手法与心态，有如下的说法：「其志从不在恶意；／严厉斥责罪恶，却不指名道姓；／无人可以憎恶他，／因为成千上万的人都是他的对象；／他的讽刺指向的缺点，／无非是所有凡人都能改正的……」("Yet malice never was his aim; / He lashed the vice, but spared the name; / No individual could resent, / Where thousands equally were meant; / His satire points at no defect, / But what all mortals may correct . . . ")。

绥夫特对于自己写作的目的也有独特的体认。他宣称自己「殚精竭虑的主要目的是搅扰世界，而不是娱乐世界」("[T]he chief end I propose to my self in all my labors is to vex the world rather than divert it.)。吊诡的是，他不但以写作去搅扰世界，而且更因为讽刺手法独特，反使其「搅扰」化为「娱乐」；或者说，在他的讽刺艺术中，以「搅扰」来「娱乐」，以「娱乐」来「搅扰」，一体两面，互为表里。不仅如此，他在「搅扰」与「娱乐」中更有深心。一七二五年八月十四日，他对《格理弗游记》有如下的说法：「我写完《游记》了，正在抄誊；这些游记精采，大益于世道人心」("I have finished my Travells, and I am now transcribing them; they are admirable Things, and will wonderfully mend the World.")。由此可见，他所谓的「搅扰」甚或「娱乐」都只是手段，目的还是回归到文学「寓教于乐」、「文以载道」的效应。此为当时盛行的文学观。只是此处「寓」、「载」的方式，不再是单纯的「说教」或乏味的「传道」，而是透过「搅扰」与「娱乐」。进言之，其「教」、「道」本身未必比他人更高明，但由于「搅扰」、「娱乐」的手法高超，让人印象深刻，即使可能哭笑不得，却仍旧「欣然受教」。

结论

「畸形的躯体在乱流中所映照出来的身影不只更大，而且更扭曲」，《格理弗游记》第四部第五章曾用上这个比喻。此喻就相当程度而言可用来形容绥夫特以「汗漫」之笔、滔滔之势写来的这本书。至于此书跨越了语文、文化疆界的翻译、改写(含腰斩)，其「扭曲」之大更是匪夷所思，上文所举的三个早期中文译本便是明证。然而，此「逾越」却可能产生其它／另类的「愉悦」。绥夫特在《格理弗游记》中自创的"Yahoo"一词的演化，具体而微地显示出(甚至在同一语言中)翻译与变易的潜能与不可预测：由原先形容低劣、野蛮、淫荡的动物；到被杨致远(Jerry Yang)和伙伴费罗(David Filo)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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