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人的尊严的希望完全打破了。这种“姑息”的心理,慢慢变质,流为一种狭窄的爱国主义。11李欧梵更是在引述了夏志清的这一断语后又追加了一句,“甚至就连最深刻的中国现代作家鲁迅似乎也不能超越这种感时忧国的精神。”12这一研究结论固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生存样态有关,但它未尝不是研究者的一种偏见。每一个研究者都有着自己介入作品的特定视角,由于研究者事先对中国现代文学已经形成了一种心理期待,在释读具体文学作品时,便不自觉沿着固有思维定势走下去,而在无意中对作品的其它内涵形成了一种“盲视”。这种思维定势一旦形成,即便现代作家在作品中表现了对现代人的生存境况的追问与探寻,研究者也会视而不见。即以在李欧梵看来“不能超越这种感时忧国”精神的鲁迅所创作的小说《示众》为例,按照原有的释读逻辑,它所指向的不过是作家对看客心理和国民劣根性的批判。然而,当我们抛开这一视角,从审美的角度来审视这篇小说时候,“示众”这一场景所显示的不再是国民性,而是人类生存世界的“相对性”。小说中的任何一个“看客”在看别人的时候,都是一个充满了主动性的“主体”,其目光都是贪婪而又肆无忌惮的;不幸的是,“看客”本身也反过来成为被“看” 的对象,由此构成了“看”与“被看”的对立与循环。人类的令人悲哀之处在于,任何一个“看人”的人永远不会关心“被看”者的感受,同时也不去想自己“被看”时的样子。人们就这样浑浑噩噩地生活着,只知道“看”的愉快,而忘记了“被看”的窘迫。作家通过“示众”这一小小的场景,写尽了现代人的悲哀。如果沿着这一思路思考,鲁迅的《狂人日记》、《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名篇都具有了更为深广的哲理意蕴。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作家作品中都蕴含着这种审美期待,在李金发、沈从文、曹禺、钱锺书、施蛰存、冯至等作家和现代诗派、新感觉派、九叶诗派的作品中对现代人的生存境遇的追问、对艺术的自主性的追求甚至已经成为主调。
对某个作家来说,问题依然是如此。研究者往往只注意到某个作家“反现代化”(追求文学的审美自主性的一面)的一面,而忽略了同一个作家对“自由”、“平等”、“法制”的诉求。实际上,每一个作家都是复杂的多面体,他的现代性立场也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在特定的历史情势下,他的现代性立场会悄悄地发生位移,过去一度隐匿不见的潜在因素,会突然浮出海面,成为他创作的主调。以曹禺为例,我们很难说他是重视现代性的审美层面还是启蒙层面,因为以1937年为界,他的这种立场不由自主地发生了转变,如果说《雷雨》、《日出》、《原野》中更多地表达出现代人的反传统、反道德的审美立场的话,那么,在《蜕变》、《桥》、《艳阳天》等作品中则更多地表现为启蒙的立场。前者更多地表现了作家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关注、对人性深彻的洞察力以及艺术观念的先锋性的追求,而在后期的作品中,更多地表现为对自由、平等、正义、民族复兴等宏大主题的关注。因而,忽视了作家创作历程中的任何一个层面,都是片面的。
三
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这一局限并不是“现代性”理论造成的,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理解“现代性”。在文学研究领域,将原本互为依存的现代性人为地割裂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这就把极具包容性的现代性理论简单化了。文学的现代性既要考虑审美行为的自主性,同样还要兼及社会学家眼中的“现代性”,因为文学毕竟与社会生活、政治、宗教、哲学密切相关。在此情形下,我认为“现代性”这一理论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概括力是其它理论视角无法比拟的:它既关涉到对科学、民主、自由、进步等价值理念的追求,同时又融铸了现代人的生存体验;既包含了对文化传统的批判,又表现了它的自我反省与更新能力;它打破了意识形态的观念壁垒,超越了以“世纪”、“时期”来为文学史命名的局限,而以一种存在的“状态”或“本质”(一种“精神特性”)来为新文学命名。
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一理论对现代文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尚未全部凸显出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它必将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转型起到重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它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解释经典作品得以长盛不衰的奥秘。“生命从不体验各种事物本身,而只在各种事物中体验生命自身。”13普通读者并不是在作品中体验“历史”,他也不是以作品反映历史的真实程度来判断艺术品的高下。在他们看来,无论一个作家如何重视生活真实,他笔下所虚构的生活总与鲜活的历史有着相当大的距离,揭示历史真相的任务在历史学家那里,爱好对历史盘根究底的读者自会到历史档案中去追寻历史的足迹。另一方面,随着曾经发生的历史事件离我们越来越远,读者对那段历史的关注程度也渐渐弱化,作为一个文学鉴赏者,相对于历史的真实性而言,他更愿意从作品中体验“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福楼拜说过,“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而“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像作家从个人体验出发塑造自己笔下的人物一样,读者也往往是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出发去理解作品的,他们更重视作品对人的生存境况的揭示。在这种境况下,哪部作品向读者呈现了人的存在与生命的奥秘,它也就拥有了感动当代读者的力量。西梅尔对近代哲学的转型说过这样一段话,“哲学史揭示出这样一个特殊的、不太受欢迎的事实:就生命的若干最重要、最令人困惑的成分而言,哲学并没有作出更为深刻的估价。除了一些偶然的看法之外,关于命运的概念,关于我们称之为‘经验’的那种东西的谜一般的结构,哲学对我们守口如瓶;关于幸福与苦难对生活所具有的深刻意义,及其这种意义的道德含义,叔本华以前的哲学从不对我们提起”。14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过去确实太重视文学与政治、革命、进步等层面的关系问题了,而从根本上忽略了当代读者的个体生命感受。在这种情况下,“现代性”的审美层面有助于弥补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这一缺憾,它对人的“生命与感性”的关注,将过去与现在有机地融为一体,揭示了作品何以经久不衰的奥秘。
另一方面,对传统的反思与批判是“现代性”的主要特质之一,从这一理论视角有助于研究者理解作家本人的文化立场及这一立场对其创作的影响。过去,我们经常将作家的创作转向归结为作家政治思想的转向,甚至得出“思想进步、艺术退步”的结论,从现代性视角出发,这远不是一个符合实际的判断。以曹禺为例,过去,研究者通常将曹禺的创作转向单纯地归结为政治的转向,实际上,事情远没有这样简单。现代性的研究视角会使我们发现作家在“政治转向”之前的“审美转向”和“文化立场转向”,从而对曹禺创作中的“反传统”与“传统”思想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进而对作家的转向之谜作出更有说服力的解释。事实上,正是“政治转向”之前的“文化立场转向”决定了中国现代作家1949年以后的价值取向,准确地讲,是作家由“反传统”到“皈依传统”的立场转换,导致了其创作的全面滑坡,他由一个坚持文学的自主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听命于“他者”召唤的一个传统文人,这哪里是什么“思想进步、艺术退步”,分明是“思想退步,艺术随之退步”。因而,这一理论视角对研究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转向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启蒙精神已经被研究界的前辈作了富有深度的开掘,它对现代文学这一学科的形成、发展乃至成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另一方面,研究视角的单一化也影响着这一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在这种情况下,以极具内在张力的“现代性”视角审视现代文学作品,不仅会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以往过于偏重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层面所带来的某些缺憾,同时,现代性理论对研究界整体观照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也有着启示意义,促进研究的多样化,进而推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世纪转型。
参考文献：
①据李欧梵推测,“中文‘现代性’这个词是近十几年才造出来的,甚至可能是杰姆逊教授来北大做关于后现代性的演讲时,连带把现代性的概念一并介绍过来的,这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察。”(李欧梵:《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见《李欧梵自选集》,第265—266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事实上,如果仅就“现代性”一词出现于中文中的时间而言,则要早得多。民国七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新青年》第4卷第1号上,就登载了周作人翻译的英国人W.B.Trites的《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文中出现了此词,涉及“现代性”的部分如下:“陀氏著作,近来忽然复活。其复活的缘故,就因为有非常明显的现代性(现代性是艺术最好的试验物,因真理永远现在故)。”该文译自《北美评论》第717号。此外,《文学杂志》第3卷第6期(1948年11月)上登载了袁可嘉翻译的史班特(Stepher Spender)的论文《释现代诗中底现代性》,该文的英文原题为What Is Modern In Modern Poetry。
②参见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雷颐等译,第82页,第21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
4年版。
③费正清在《中国:人民的中央王国与美国》中说,“在我们新大陆,我们帮助产生近代世
界;而近代世界却是被强加给中国人的,中国人不得不咽下去。”转引自柯文:《在传统与
现代性之间》,雷颐等译,第13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④参见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雷颐等译,第233—23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无独有偶,本杰明·史华兹也指出,在个人自由和国家利益之间,穆勒更看重的是个人的自由,他认为“国家的价值,从长远看来,归根结蒂还在组成它的全体个人的价值。……
一个国家若只为(即使是为着有益的目的)使人们为它手中较易制驭的工具而阻碍他们的发展,那么它终将看到,渺小的人不能真正做出伟大的事”。但这一观点经过严复的转译,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假如说穆勒常以个人自由作为目的本身,那么严复则把个人自由变成一个促进‘民智民德’以及达到国家目的的手段”。参见《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141页,13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⑤王韬:《六合将混为一》,见《园文新编》,第90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⑥参见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幅面孔》,顾爱彬等译,第355页,商务印书馆,2002年。托兰尼也说,单纯的科学技术的应用并不能把我们引向现代社会,它的实现还有赖于现代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参见Alain Touraine, Critique of Modernity,trans, by David Macey, Basil Blackwell Limited, 1995, pp9—10.
⑦参见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见《死火重温》,第50页,人民文学
出版社2000年版。无独有偶,棚濑孝雄在分析日本现代化问题时,认为日本虽成功地完成了“现代化”的三个主领域,即“工业化”、“民主化”及“个人主义”,但究其实际,则日本有市场运作,却有政府严格的规制,有民主制度,却为权威主义的渗透,日本发现了个人的新价值,却只是“my homeism”,而并不具备西方个人主义的核心,是“有现代化而无现代”(modernization without the modern)。参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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