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研究已经有了30年的历史,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的阐释及其对文学的政治层面的有意忽略开拓了研究者的视界,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道独特的景观。论文在讨论运用这一视角研究中国文学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也对这一研究所表现出来的局限性进行了初步反思,这主要表现在:对现代性的简单化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漠视了这一概念的内在张力;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独特性重视不够;对现代性视角的理论价值认识不足。这些问题的解决,将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研究。
关键词:现代性 张力 审美 反传统
尽管20世纪初就出现了中文的“现代性”一词,①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极富理论概括力的术语并未引起学界的注意。真正运用“现代性”理论研究中国问题是从海外学者开始的,20世纪70年代,历史学家柯文在研究王韬时使用了“modernity”一词,他是在与“传统”相对应的意义上使用“现代性”的,相对于这一词汇的经典意义而言,他是在较为狭窄的意义上使用这一词汇的。②有意识地将现代性理论系统应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则是旅美学者李欧梵,20世纪70年代末,他在参与编写《剑桥中华民国史》时,将1895—1927年的中国文学潮流定性为“追求现代性”。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现代性”概念才成为大陆理论界关注的问题,有意思的是,这种关注并不是从“现代性”问题自身出发的,它只是作为“后现代性”的一种对应性概念而出现的,学者们是为了阐明“后现代性”,不得不回溯与之对应的“现代性”,在这种情况下,“现代性”才成为广为中国学者所知的理论范畴。1996年,杨春时、宋剑华发表了《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一文,最终引发了一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现代性”论争,“现代性”由此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现代性”视角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已经有了30年的历史,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的阐释及其对文学的政治层面的有意忽略开拓了研究者的视界,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道独特的景观。与此同时,这些研究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出来,这主要表现在:对现代性的简单化的理解,而在某种程度上漠视了这一概念的内在张力;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独特性重视不够;对现代性视角的理论价值认识不足。本文拟围绕上述问题对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问题进行初步讨论。
一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西方现代性理论紧密相关,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对启蒙理性的张扬、对个性解放的倡导及其激进的反传统态度根本就是西方现代性精神的中国翻版。因而,现代性并不仅仅是属于西方的理论,它不仅和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关系密切,也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休戚相关。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中国的现代性还是与西方现代性理论有着一定的差异,它不但有着自己独特的起源语境,在对“现代性”内涵的理解以及艺术的表现方式上,都有着自己的特定指向。这些独特性表现为:在“追求社会进步”和 “表现人的生存体验”之间偏重于前者;在西方,存在着“启蒙”与“审美”的截然对立,而在中国,这种对立则表现得微弱得多。中国现代性的起源与西方现代性的发生有着很大的不同,如果说西方现代性的兴起是主动的,有着一种内在驱动力的话;那么,中国现代性的发生则是被动的,在外在的西方力量的逼迫下,一大批有志之士开始追求现代性,以走出民族的困境。③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缔约,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救亡图存的意识,这最终导致了他们对中国现代性的诉求集中在富国强兵方面,而对思想启蒙则少有考虑。美国学者柯文在谈及中国现代性的特征的时候指出,有关经济现代化的中国方案更着眼于国家的强大,而较少地考虑人民的福利。就19世纪70—80年代的改革者来说,求富与求强的目标是不可分割的。在那些谈论中外经济竞争的人们当中,也十分倾向于考虑在政治上与西方国家竞争。④自近代以来,那些追求现代性的先驱者们看重的是现代化技术,而非内在的精神,“中体西用”成为多数人所认同的一种选择。王韬相信,一旦中国与西方的技术(“器”)差距被拉平,西方丧失其军事和经济优势的时候,他们就会“陆騮水眎,奔走偕来,同我太平”。⑤应该说,这是一种没有“现代性”的现代化追求。在韦伯看来,经济的变化源自复杂的、本质上不可预测的精神变化,源自人们的信仰、信念、生活习惯和期望的变化,市场绝不仅是一种单纯的经济机制,它也是一种精神的表现,一种文化现实的表现,一种个体生活的投射与预期的复杂集合的表现。⑥这也就是说,工具层面的现代化(“用”或“器”)的实现必须与精神层面的现代性(“体”或“道”)相匹配,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否则,技术上的现代化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内容的形式,一种假象。因而,汪晖将晚清以降的中国“现代性”的追求看作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可谓一语中的。⑦尽管这种倾斜的“现代性”诉求在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改善,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一运动的最终指归还是国家-民族的复兴。胡适在其日记中曾明确地表示,吾辈安于学业是“为将来振兴祖国作好一番准备”, ⑧陈独秀在《我之爱国主义》中也直言不讳地说,“今其国之危亡也”,“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⑨由此可见,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所谓“救亡压倒启蒙”只不过是表面现象,因为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启蒙”本来就是为了最终的“救亡”。因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追求更集中地表现在对国家富强的渴求方面,这一点与西方更看重个人自由的现代性追求有着明显的差异。
二
存在着“两种彼此冲突却又互相依存的现代性”,10这是西方研究界的一种共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也顺理成章地沿用了这一判断。如果我们再将这一判断与德国浪漫派、波德莱尔、戈蒂埃、前期象征主义乃至于T·S·艾略特的作品相比照的话,就会发现,相对于西方文学的发展而言,这是一个切合实际的判断。然而,如果我们将这种判断全盘照搬到现代中国文学上,可能会或多或少地失之于武断。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很少有人自觉地有意识地表现“审美”与“启蒙”的截然对立,中国作家所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他们在追求现代性的审美层面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对“启蒙”的诉求。由于现代的中国作家迥异于西方的生存处境,与他们的先辈们一样,也非常看重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在他们看来,这是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子夜》的开篇就是一幅现代都市的壮观景象:太阳刚刚下了地平线。软风一阵一阵地吹上人面,怪痒痒的。……风吹来外滩公园里的音乐,却只有那炒爆豆似的铜鼓声最分明,也最叫人心兴奋。暮霭挟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电车驶过时,这钢架下横空架挂的电车线时时爆发出几朵碧绿的火花。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瞑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NEON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磷似的绿焰:Light,Heat,Power!
在大多数中国作家笔下,只有维护传统秩序的人才会惧怕现代化的文明进程,并将代表现代性的器物形象看作是妖魔鬼怪。“机械的骚音,汽车的臭屁,和女人身上的香气,Neon电管的赤光,——一切梦魇似的都市精怪,毫无怜悯地压到吴老太爷朽弱的心灵上,直到他只有目眩,只有耳鸣,只有头晕!”在一系列现代景象刺激下,作为传统世界代言人的吴老太爷抱着他那部《太上感应篇》、口中喊着“邪魔”一命呜呼了。在曹禺《原野》中的焦母眼里,“火车是一条龙,冒着毒火,早晚有一天他会吃了你,带你上西天朝佛爷去”。就这样,在西方相互抵牾的“启蒙”与“审美”,在中国成为相互兼容的两个概念,只不过由于其起源语境的差异,现代性的“启蒙”的层面比“审美”层面得到了更多的观照与重视,这是中国现代性的独特性所在。这种独特性既表现在作家的意识深处,也表现在他们所创作的作品中。这也就是说,启蒙的追求和审美的冲动对中国作家及其作品而言,是合二为一的,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其主导倾向略有差异而已。但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领域,我们并没有把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这种“审美”与“启蒙”兼顾的特性表现出来,而往往是只谈一点,而有意无意地忽略另外一点。这样就人为地把复杂的文学现象简单化了。
中国现代性的起源偏重于拯危救亡的特性,使许多现代作家都将注意力集中于国民性改造和民族振兴,用夏志清的话说,就是充满了“道义上的使命感”和“感时忧国精神”。应该承认,对科学、进步、正义的追求在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中确实处于强势地位,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长期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界所关注的也是对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启蒙层面的现代性的挖掘,使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解读一直徘徊在改造国民性、个性解放、革命、解放等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文学史,无论是现代文学史的分期、对作家的评价,还是对具体作品的分析都仅将文学看作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注脚。20世纪80年代这种情况虽有所改善,但实际上侧重点依然没有发生根本的转换,无论是黄子平等人的“20世纪中国文学”,还是刘禾的“民族国家文学”都没有摆脱这一框架。研究视角的单一性导致了研究界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审美”特质的盲视,最终将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价值降到了最低点。在这种思维定势的导引下,现代文学作品在研究者眼里失去了生命的光彩,以至于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这样评价现代中国作家:现代的中国作家,不像杜思妥也夫斯基、康拉德、托尔斯泰,和托马斯·曼那样,热切地去探索现代文明的病源,但他们非常关怀中国的问题,无情地刻划国内的黑暗和腐败。表面看来,他们同样注视人的精神病貌。但英、美、法、德和部分苏联作家,把国家的病态,拟为现代世界的病态;而中国的作家,则视中国的困境为独特的现象,不能和他国相提并论。他们与现代西方作家当然也有同一的感慨,不是失望的叹息,便是厌恶的流露;但中国作家的展望,从不逾越中国的范畴,故此,他们对祖国存着一线希望,以为西方国家或苏联的思想、制度,也许能挽救日渐式微的中国。假使他们能独具慧眼,以无比的勇气,把中国的困蹇,喻为现代人的病态,则他们的作品,或许能在现代文学的主流中,占一席位。但他们不敢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会把他们心头中国民生[1] [2] [3]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