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戏也包含强烈的寓意。当然，由于下棋具有多方面的含义，棋局是由残酷的战场转为文明的对决游戏，所以下棋暗喻人际关系的对立，可能是在战场，也可能是在客厅。但是因为这里描写的是战时易受伤的逃难穷人，人物的舌战所包含的意义超出了纯粹审美上的考虑。我们看杨长雄和吴太太之间的关系，好像正看到中国被迫向日本宣战的紧急情况。因此，杨长雄的困境和行为成为全剧的焦点。丁西林在对白前先表示出人物的心态：吴太太“得到了一个进攻的机会”、杨长雄“被迫抗战”、“放下了纸上谈兵，” 此后他用“情”、“理”、和“势”三种传统的“棋路”来辩驳吴太太依“法”求赔偿的立场。他反复而有系统地以外交文人式的谈判策略进攻，衬显出他的对手是一个无情的、无理的、恃强凌弱的人。最后一个场景里，吴太太连三次逼人，杨长雄两次忍受，第三次忍无可忍，终于用武力抗战。

　　出人意料的收场带给人短暂的惊喜，但是它所引起的观众/读者的笑声深为暧昧。左翼批评家如许之乔，嫌本剧缺乏决定性的结局，他在1941年批评结局是本剧最大的缺点：

　　这是非常“丁西林式”的对话。这人物的论争，仍是那么嬉皮笑脸的。虽然他颇为理直气壮，但绝不会有满意的结果。杨长雄“见义勇为”的美德，也只是“出气主义”而已。因为他气愤之余，掷碎了另一个花瓶，还得赔偿“三块钱国币”。这“出气主义”多少还离不开那“玩世”的“意味”。这争论也只能是次“和棋”。

　　许氏的批评暗示着这类净化性的笑的一种危险：观众可以暂时享受打败敌人的愉快，但是这种快感虽然令人陶醉，根本的问题却还未解决。吴文思指出：“这位青年打胜了这场舌战，但是只不过是舌战而已。杨长雄本来想要打吴太太，但是他的朋友成众‘知道这不过只是说说’。” 吴太太虽然经历了瞬间的尴尬，她还是得到了钱，还有机会欺负别人，李嫂则失去了生计。正如鲁迅不久以前在《阿Q正传》里提醒了国民，‘精神上的胜利’不但是不足的，最后只能导致自我毁灭的后果。

　　话虽如此说，丁西林这么巧妙地挑战观众/读者反省自己，是值得佩服的。在社会的层次上，这样暧昧的结局显示出作者深知战时内地实际的权力结构，在这方面，他的确比同时代打如意算盘的作家更为成熟。《三块钱国币》成功地暴露吴太太这一类的人的恶意和虚伪自我辩白，但是它并不提供一种全面的胜利。在国事的层次上，剧终的“和棋”实际显现当时的人的心态：1939年的时候，并没有人知道这场战争会怎么收场。剧终的惊叹号变成了一个问号：乱世中的中国人面对不公平的事情，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四、娜拉离家抗战: 《等太太回来的时候》

　　《等太太回来的时候》是1939年写成的，1941年在重庆初版，故事背景设在沦陷的上海。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青年梁治，到上海某一家旅馆看他的表哥许任远，许是某一家地下抗日报馆的主笔，目前以假名登记住在旅馆里。梁治的父亲则为日本政府工作，梁治打算跟汉奸父亲绝交。梁治的两位姐妹来把他带回家，不过回到家以后，母亲患的病以及父亲背叛祖国的行为，使得该是欢乐的气氛蒙上阴影。梁治的妹妹梁玉支持他避开父亲的决心，但是由于他的母亲和他的姐姐梁梅力劝他跟父亲见面，加上家庭责任心的驱使，因此当父亲忽然回家的时候，父子彼此面对，梁治勉强客气地跟父亲辩论谁会赢得这场战争。次日，梁治和任远歌颂现代青年的勇敢精神，梁治的姐夫孙泽生告知梁治的父亲将安排他担任汉奸“国际无线电台”的台长，梁治断然拒绝接受此一职位。六天以后在梁家客厅里，梁玉正在帮助梁治整理行李，准备逃到香港然后转往内地，被梁梅发现，梁梅立刻去叫醒母亲。最后的转折是，母亲来到客厅以后，把梁梅打发走，然后告诉梁治和梁玉，她已经准备好了要跟他们一块儿走。许任远送三个人去了码头之后，梁梅和女佣王妈上场，王妈说她觉得奇怪，太太昨天送了她一个四十块钱的“生日礼物，”但是昨天并不是她的生日。她说她“要问一声，等太太回来的时候。”

　　刘绍铭认为：“虽然作者把《等太太回来的时候》正式标为‘四幕喜剧’，喜剧二字是不精确的说法，在艺术上是失败的。” 因为丁西林早期的喜剧都写得成功，刘氏所提出的这一批判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从人物刻画的角度来看，年轻一代的典型多数是热烈爱国者，他们讲的话题集中在歌颂更年轻的一代是中华民国的未来、预示“抗战必胜”。梁治说自己的情况，就像中国小说中“一个潦倒的英雄”一样，“有家难奔，有国难投。” 梁玉情感深刻的爱国心显然给哥哥带来启发，是让他从知识论争走到具体行动的力量。譬如在第三幕中，梁玉宣布她和她的同学们正在募集捐款，帮助一位与加入“伪组织”的父亲脱离关系的高二女生，但是因为梁玉要把这位女同学的勇敢行为传给很多人听，她只愿意收每个人一块钱。这种行为使哥哥和姐夫称她为“中华民族女儿的领袖，”梁玉说哥哥“才是将来的中华民族青年的领袖”。 正如刘绍铭说，“本剧给人的印象是，丁西林如此拖延，不过是为了让每个晚辈有一个机会公开自己的爱国立场。” 这类卖力演出显现政治立场的写法，属于当时文坛上相当普遍的 “抗战八股”， 这是当时文人创作的使命感与一种义务。久而久之，梁治等人物的论述使人听腻了，人物的个性本身也变成了单一的、可以预知的，因此失去了戏剧的复杂性;我们很容易断定梁治会拒绝他父亲为他安排的通敌职位，他离开家也不令人惊讶。

　　整个剧中的喜剧情节，限于梁治和几位青年的对话中，偶尔穿插几句俏皮话，但是不能减轻严肃气氛。梁治听到父亲要让他当“政府”管理的无线电台长以后，就问：“国际无线电台现在归哪一个伪政府管?临时政府?维新政府?大道政府?”许任远也有一次对汉奸做一个分类的论述：“第一等是虽有良心，没有饭吃。第二等是本无良心，又无饭吃。第三等是虽有饭吃，没有良心。” 这句似乎是杨长雄在《三块钱国币》里分类穷人的一个回响，此种口辩方法的主要功能是让机智的主人公针对争论对手的诸多论点，达到“各个击破”的结果。不过在此，战友是同一派的，该笑话至多是一种冷冷的娱乐，因为讽刺对象并不在场，该刺是发而不中的，不能产生真正的愉快。

　　如果《等太太回来的时候》的结局算“喜剧性”的话，它的喜剧性正在于剧终观众/读者才惊喜地发现太太所隐藏的爱国精神，以及放弃传统家庭规矩、投入保护祖国的群体行为。正如张健指出，常在丁西林的早期话剧里出现的代沟，在《等太太回来的时候》里，终于被跨越了。在独幕剧，如《一只马蜂》里，代沟是在婚礼议题上产生的。《等太太回来的时候》前三幕里显现出一道鸿沟，一边站着重视国家义务的梁治和梁玉，另一边则站着强调家庭(社会)义务的梁梅和母亲。当母亲到最后表现出超越自我的意思的时候，这道价值观的鸿沟终于被跨过了。类似如此的，家庭的分裂，却是拯救祖国的代价。当然，剧中还有另一种跨越：太太离家之前，特别考虑到社会下层的王妈，表示她的跨越社会阶层的意识。太太离开家这一行为，不免令人立刻想起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违背社会对女性的需求、离家寻找独立的生活。但是在打仗的时候，社会规则已经是次级的考虑，一个人对社会的反抗，也就变成了帮助祖国的集体行动。

　　从那个时代的角度来看，丁西林这样积极地宣扬爱国精神，给正在异国残忍统治下受苦的国民提供爱国榜样，是容易理解的，并值得赞许的，他选择家庭里最稳定的一分子—母亲—来凸显宣传效果也是很合适的。不过，连这么乐观的结局也不足以引出观众/读者喜剧性的笑声或者满意。最大的问题在于丁西林喜剧语言的变化。虽然丁西林早期话剧的动力出于喜剧性语言的委婉暗示，《等太太回来的时候》却陷入正面解说的泥沼，毁灭了喜剧性反话效应的可能性。人物说的话和做的动作往往是一致的，所以动作背后的意义太透明，下场也不出所料。新的战时使命感所产生的教条语言体系，代替了丁西林擅长的喜剧语言，而且结果，就像刘绍铭指出的，是令人扫兴的结尾。

　　五、“要作战，也要做爱” ：《妙峰山》

　　《妙峰山》描述一位中国西部抗争民团的主帅因偷盗国军军械而被捕，逮捕者称他“土匪”，把他带到路边一家茶棚过夜，第二天就要把他拉去枪毙。他在茶棚里遇见两对夫妇、一个学生旅行团和一位充满魅力并善于周旋的十八岁姑娘华华。华华视他为英雄，并暗示自己愿意帮他逃走。他谢绝她的帮助，并声称自己已有办法。第二天早上，他果然逃脱了，并且把茶棚里的所有顾客都给绑了票，这样就被认出他不是别人，就是“土匪头儿”王老虎自己。他一一解释山寨的规矩之后，就把全体俘虏带到他在妙峰山上的山寨。来了不到十天，华华就把王老虎的办公室家庭化了，而且俨然是一个女主人，因此使王老虎一名部下兴起想要暗杀她的念头。幸好，这个部下被人说服离开山寨，危机因此解除，华华也赢得立志终生不娶的单身汉王老虎向她求婚。全剧的尾声(丁西林写过两个不同的尾声——长的有歌曲，短的没有)， 是两人在山上当着全体人物面前举行婚礼。

　　在《妙峰山》里，丁西林把喜剧地点从客厅转移到江湖英雄故事的发生地点，立刻使人想起《水浒传》的“土匪”山寨。这样的比较并非偶然，因为丁西林后来在话剧《智取辰钢》(1962)里，也带领众人重游《水浒传》。在一个欢愉的氛围中，《妙峰山》维持两条并行的论述主线：对婚姻风俗的社会评论，以及歌颂爱国的行为。爱国论述是由对抗日战士的正面榜样以及对青年英雄的歌颂所构成，而这个主题也出现在丁西林早先的抗战话剧里面。不过，虽然爱国主义算是本剧的主题，但是其实恋爱与婚姻才是舞台上最重要的话题。爱国跟爱情两种论述，乃是透过喜剧性的语言、主题(motif)和人物的刻画合而为一。

　　蔡元培逝世一周年时，丁西林写《妙峰山》，纪念他这位在中央研究院的朋友和同事。喜剧学者张健因此把《妙峰山》所构成的世界，解读为一个受蔡氏理想社会想法启发而创造的“爱的乌托邦”。张健指出《妙峰山》跟蔡氏1904年发表的白话小说《新年梦》的互文关系。张健认为《妙峰山》是丁西林对蔡氏以“自由、平等、亲爱”为基本原则的理想社会的喜剧性实现，就如同剧中王老虎所称，他自己的山寨是个“理想的乐土”。 另外，王家寨的原则包括行动自由、男女平等、投身抗战建国的共同爱国目标、公平对待俘虏，以及拒绝奢侈品等等。换句话说，丁西林使用喜剧模式推广朋友对教育和社会改革理想，以表示对蔡氏的致敬。

　　不过，如果说《妙峰山》的内在情节“讲述的是一个浪漫的恋爱故事”， 则会使人很容易误读本剧的喜剧逻辑。虽然恋爱跟婚姻可算作该剧主题，就像丁西林早期的独幕剧一样，它的喜剧目的并非为肯定一种浪漫的理想，而是要打着恋爱的幌子，借机来嘲弄流行的社会风俗，最后肯定结婚这一社会制度，譬如王老虎在第四幕里给学生代表和其他新兵说明山寨规则：

　　王老虎: 还有。我这里不准抽烟，不准喝酒，不准赌钱，不准恋爱。

　　(所有的人都竖起耳朵，包括旁听的华小姐在内。)

　　王老虎: 这最后一项，我要你们特别注意。这里不但禁止写情书，送表记，只要我看到哪一个人，一天到晚，唉声叹气，丧魂失魄，失头忘尾，我就将他军法从事，决不宽恕。

　　华华: 我可不可以代他们提出一个疑问?

　　王老虎: 什么疑问?

　　华华: 就是你准许不准许年轻的人结婚?

　　王老虎: 这里仅是禁止恋爱，并不禁止结婚。

　　华华: 谢谢你的答复。

　　王允许结婚不允许恋爱和华华假装她在替学生提问，都是相当荒谬的假象，一种夸张的对立。这种假象跟真正的爱情之所以不同，正在其反讽特质：为了取笑其虚伪和奇巧，丁西林借用恋爱跟婚姻的语言，把它推展到荒谬的极至。《妙峰山》结局中婚姻胜过爱情，《一只马蜂》结局中颂扬无婚姻之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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