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出剧都有立志终生不娶的男主角，而且正如张健指出，在《一只马蜂》中，吉先生要求余小姐“陪我不结婚”，不能说是用反话劝她结婚，但是后来张健认为吉先生的话是认真的。应该说，在《一只马蜂》与《妙峰山》里关于恋爱与婚姻风俗的论述当中，喜剧意义却来自于人物的语言与意志之间的关系难以断定。观众是否该把人物宣称希望(或不愿意)结婚当作真话?我们不妨想想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对奇幻(fantastic)文学著名的定义：奇幻特有的效应是它使读者漂浮在疑真疑幻之间， 有一种类似这样的张力激发出丁西林两剧的喜剧生命力。虽然剧中人物再三宣称自己诚实，观众还会怀疑孰真孰假。华华的劝说降服了王老虎，这就使我们怀疑他先前宣称终生不娶的可信度，但是他的妥协不足以让我们相信他其实真的爱她——也不足以说明爱的存在(或不在)很重要。所谓的“爱”，充其量不过是“爱情的话语”，算不得情感上认真的一回事儿。丁西林的话剧呈现一种“对于理性的高度重视”， 但是让我们不停发笑的却是丁西林再三地把理性论说推到热闹非凡的程度。

　　丁西林通过剧中两个互补的主题(motifs)——王老虎的脚镣和华华的斧头——来促进婚姻话语的发展，这在整部戏中一再出现。第二幕中，王老虎在茶棚里被赵队长俘虏时，华华开始跟王老虎谈话，并说她愿意给他一个“小孩子的玩具”——一把“抵抗土匪”用的斧头：

　　王老虎: 一把斧头，抵抗土匪是没有多大的用处的。

　　华华: 你不要看不起一把斧头。它有时非常的有用。 比方说，一个人脚上的铁链，它只要三下两下，就可以敲断。

　　在此，就像王老虎对学生新兵发言一样，议题从军事忽然转到婚事。当华华确定王已有办法逃走之后，又问他：

　　华华: (想了一想之后)你有多少太太?——一喔，对不起，我太无礼了。象你这样的人，我相信是不会有几个太太的。我要问的是你有一个太太没有?

　　王老虎： 我有一个太太。昨天刚刚结婚，明天就要离婚。

　　华华： 你的这位太太怎么这样的命苦，这样的没有福气啊!

　　王老虎： 你要不要见见她?我这位太太，她和你的那位朋友—刚才在这里玩牌的那位太太一样，一天到晚不肯让她的丈夫离开她一步的。 ——一诺，现在我介绍你见见我的太太。(说着，他抬起了脚，举起脚上的铁镣)这是我的太太!

　　华华： 岂有此理!

　　王老虎： 你以为一个太太比一副脚镣好一点吗?你不要生气，我不是反对女人，我是反对结婚。一个人一结了婚，他的自由就没有了，女人和男人一样。

　　第三幕一开始，刚刚逃走的王老虎手里拿着铁链，走上舞台，开始收缴俘虏的奢侈品和军械时，华华再次主动提供自己的斧头：

　　华华： 王寨主，我很惭愧，我没有东西可以捐助。你如果不嫌弃，我原意把我的斧头送给山寨，可惜一把斧头不能算做军械。

　　王老虎： 华小姐，你不要看不起一把斧头。它虽然不是一件军械，有时是可以非常有用的。

　　华华： 谢谢你。你既这样说，我希望你回去之后，你做一个玻璃柜子，把我的斧头，和你的太太，一齐陈列在柜子里面，做一个纪念。

　　可见，丁西林以多种巧妙的方式运用这两个主题：华华的斧头原来是用来处理王老虎脚上铁链的工具，但是当婚姻议题出现时，铁链本身就添加了一层比喻性的意味，后来监禁和解放两个比喻合在一起，暗示华华和王老虎将在剧终结婚。再者，如果回想第一幕，王老虎不愿意让华华帮他敲断脚链，就等于说他其实宁愿接受婚姻甜蜜的痛苦。两个象征性物体后来还有几次出现，譬如第三幕结束时，全体人物正在准备上妙峰山，落在最后的华华看见王老虎放在桌上的铁镣，就把它捡起来，又说起了反话：“你看，一个男人多粗心，一有了紧急的事，就连太太都不要了。” 到全剧的尾声，华华和王老虎果然要结婚了，丁西林写：“新娘头戴花冠，身披白纱，颈上戴了一面轻巧的方枷。新郎著军服，脚上著长筒马靴，腿上高高地戴了一副美丽的脚镣。”

　　这些主题有助于释放出剧中最吸引人的喜剧魅力：充满活力又爱说话的华华，追求誓愿终生单身的王老虎。除了期待剧末喜剧性的婚礼以外，我们也喜欢看华华那不可抑制又使人喜爱的外向性格，压倒了王老虎的权威。华华不仅是王老虎的肉票而已，原来她是“国立景山大学”的毕业生，而王老虎也曾经在景山大学当过教授(后来改行，因为当教授“远不如做一个土匪”)，所以我们看到老师绑学生票的荒谬现象。华华虽然赞美王老虎做抗战英雄，但她并不遵从他的权威，而且一再地提出建议或者任意做出各种更改，譬如未得允许就主动去重新整理他办公室里的陈设。全剧最后一幕，她答应学生代表取消“土匪入伍考试”的布告，事后才通知王老虎：

　　华华: 他们说，只要我答应了，你就可以答应。

　　王老虎: (动了火)什么?只要你答应了，我就可以答应?只要你答应了!你是山寨的什么人你自己知道不知道!

　　华华: 不知道。你说吧。

　　王老虎: 你是我的一个俘虏!

　　华华: 太文雅了。

　　王老虎: 你是我山寨里的一个肉票!

　　华华: 你只说准了一半。我承认我是你们的一个肉票，同时你也得承认我是你的一个朋友。合在一起，我是王家寨的一个“票友”!

　　太太支配丈夫这一主旋律，也通过两对配角开发出另外一个面向。我们所看到的第一对是郭士宏，一位典型的既容易屈服又怕老婆的丈夫，和他自私且专横的太太谷师芝。另外一对则是发了战争财的司机阿祥，和他全身饰以珠宝、挥金如土的新娘小平果。这两对夫妻的状况，各自说明了一种男士不知不觉面临的婚姻陷阱，单身的华华则得以从旁观察他们这出好戏。

　　华华与王老虎谈恋爱的同时，除了恋爱与婚姻论述以外，剧中人物一再地发挥爱国热情，也构成另一条平行的论述。华华跟丁西林早期话剧里的主人公一样机智雄辩，但是同时也是一个不动摇的爱国分子。华华还未见到王老虎的时候，她就说他是抗战英雄。她一听到王老虎的部下被捕获，她立刻在众人面前宣称这个俘虏不是 “土匪”，因为他跟日本人打仗。相反地，我们也看到眼界狭窄的谷师芝一听到同样的消息就说道：“王老虎也许很爱国，也许很勇敢，不过土匪究竟还是一个土匪。”

　　除了只管私利不顾公利的谷师芝以外，全剧中只有一位有害于抗战事业的人物：王老虎的部下杨参谋。杨氏因为看到华华跟“王主帅”的关系很好，怕“他们一结婚之后，这轰轰烈烈的王家寨的事业，就立刻落到一个女人的手里，” 因此打算枪杀华华，然后自杀。一方面，杨参谋对婚姻抱持一个典型的旧式观念，怕“女人干涉到丈夫的事业，”另一方面，他对长官的愚忠，也是一个爱国的极端论者。王老虎的另外一个部下，陈秘书，劝他放弃“理想家”的态度，转为“实际家”的态度，但是杨参谋不肯或者不能改正他双重的僵化观念。最后，为了保全本剧的“抗战”和“喜剧”精神，丁西林让杨参谋和谷师芝下妙峰山，把两位消极分子赶出这个喜剧世界。

　　跟当时民国政府的实际表现相比，这个喜剧世界可以说又是批判又是理想的实现。王老虎是一个理想的领导：爱国、勇敢、公平、善于用兵、长于治理。丁西林特别标举王老虎偷军械时，情愿被捕，不愿杀中国人而自我牺牲的情操，与国军把王老虎当作土匪的短浅见识，作了强烈的对比。最直接的批评是第一幕里，阿祥跟华华在讨论王老虎要被枪毙的事情：

　　华华： 司机，我想一定不会的，你不用替他担心。你想，如果一个人抗战，我们把他枪毙，这不是帮我们的敌人的忙吗?

　　阿祥： 小姐，你也是这么说?可是军队里的事情难说得很。他们打起仗来很凶，他们做起事来有时候也糊涂得厉害。说不定碰到了一个糊涂家伙...

　　丁西林写作这个剧本的时代背景是，国军抵抗日本人，同时也跟共产党作战，丁西林一再地在剧中提出中国人不应该杀其他的中国人。但是这毕竟是个喜剧，何况又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下出版的，所以对国民党的批评没有那么严格。例如剧中的赵队长不仅对他的俘虏表示客气和有人情味，而且在大家被俘虏后，表示愿意加入王老虎的队伍。甚至，全剧最后一幕，华华与学生新兵加入王老虎的部队时，都大声呼喊“爱护中华民国!”

　　《妙峰山》是丁西林最长的话剧，在某些方面，持续鼓吹爱国的声音，使它显得有些冗长。幸好，丁西林通过这种轻松的喜剧形式，成功地把他调和于文字游戏和对世俗的幽默评论。丁西林剧中惯有的恋爱与婚姻两个主题再度复兴起来，回到了他最熟悉最精通的领域。因此，虽然《妙峰山》没有丁西林早期的独幕剧那么紧密，但是对于爱国议题的谈论，并不会淹没《妙峰山》的喜剧性，尤其因为华华持续不变的积极和快活，缓和了一切严肃的精神。

　　六、结语

　　写成于混乱的抗日战争年间的《三块钱国币》、《等太太回来的时候》以及《妙峰山》，都以抗战中国为故事背景，都强调战争环境中，人们流亡与移动是必然的生存方式。丁西林剧中的主人公都处在流动的状态中，有的住在临时住处，有的参加抗争民团的部队，有的准备离开已经不能继续居住的家庭。《三块钱国币》里的冲突，是在李嫂、吴太太和杨长雄都强迫性的移居到一起的先决条件下发生的。在《等太太回来的时候》里，一位留英回来的青年，发现上海已经变成了一场道德战场，他和志同道合的家人不久就明白，要把家园赢回来，就得先离开家，以退为进。《妙峰山》则把战时难民带到一块充满喜剧性的和谐绿洲。在这个得到蔡元培理想启发的乌托邦社会里，爱情与爱国在愉快的气氛里被颂扬，并结为一体。

　　多数的战时喜剧，如陈白尘《乱世男女》(1939)、老舍《面子问题》(1941)，以及杨绛《称心如意》(1943)等，具有浓厚的讽刺气氛，丁西林在此三剧中却不然。他主要的目的并非把夸张而可恶的人物提供给观众嘲笑，反而是描述积极榜样怎么样去面对或者克服战争环境所带来的挑战。在此我们不妨再提出我们当初的疑问：如果要谈到「抗战喜剧」的条件，我们很容易看到几个表面的性质，譬如以爱国为主题、原版标识为喜剧、写于抗战期间、以抗战为背景;但是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什么?

　　由于其别出心裁的口辩和出人意料的结局，包括最后的警句，《三块钱国币》的喜剧风格，大体上可以说，继承了丁西林的早期独幕话剧的精细及喜剧，击中“笑”害。不过，战时难民过的不稳定生活使得独幕风俗喜剧模式更为复杂，丁西林添加了深层的寓意，以及他所创造出的暧昧结局，进一步挑战观众，要观众自己去理解：「笑」可能不足以解决战时社会的不良权力结构等问题。《三块钱国币》是一出不提供全面胜利的抗战喜剧，他所指出的是，在乱世的环境里，空有言辞和道德理想是不足以战胜对方的，还需要非常的行动。

　　在《等太太回来的时候》里，爱国话语多到淹没了剧中少数的笑话，因此按照“好笑”的条件，该剧不能算是喜剧，它里面大量的乐观主义不免有一点勉强，反而减少了宣传效果。即使，我们最后发现，既是剧名又是剧终耐人寻味的妙句“等太太回来的时候，” 但也只是时间无限的延伸，讽意多，喜悦少，因此不能抢救这出严肃的战时话剧的「喜剧性」。

　　刘绍铭批评“有了《等太太回来的时候》和《妙峰山》，丁西林会被归为爱国者;有了《一只马蜂》和《北京的空气》，他会被归为艺术家”， 好像言过其实，因为丁西林写《妙峰山》似乎成功地回避了迫使许多作家“哭丧着脸”的战时“礼节”。丁西林把他熟悉的恋爱与婚姻等社会议题导入剧中， 糅合出一种奇特有趣的综合产品。在这样的糅合里，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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