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佟振保：“砸不掉他自造的家”
《红玫瑰与白玫瑰》(以下称《红与白》)叙写了佟振保的成长史，更主要的是他的情史。振保的情史具有都市青年成长的典型性。第一次性经验，是与巴黎街头的一个妓女，尽管龌龊不堪，但上了一堂性的启蒙课。第二次在英国读书时，和一个叫“玫瑰”的姑娘，一场夭折于荳蔻的爱恋，倒是纯情无瑕的“初恋”。第三个是王娇蕊，在回沪后不久，等于与一个有夫之妇的不伦之恋，但娇蕊却是小说里真正的“红玫瑰”。第四个是他明媒正娶的孟烟鹂，即“白玫瑰”。
振保先后放弃了两朵红玫瑰，因他早就“下了决心要创造一个‘对’的世界”，而她们都不符合这个“对”的标准。在拒绝王娇蕊时，他说“社会上是决不肯原谅我的”，但他是个孝子，做什么事必须遵循他母亲的“逻辑”，“我不能叫我母亲伤心”。然而，说也奇怪，这两次恋爱，虽然小说里并没有用“刻骨铭心”之类的话，却给振保的生命带来永久的创伤，时时在他心中作祟。他后悔，尤其是对于娇蕊，她真爱振保，且给他爱的满足，使他知道什么是他生命中的女人；他明知对她的背弃，更是虚伪。
这篇小说暗用了来自中国传统小说的鬼魂报复的套路，也是奇幻笔法的匠心独具之处。振保初见娇蕊时，即意识到自己受了诱惑，“他心里着实烦恼。才同玫瑰永诀了，她又借尸还魂，而且做了人家的妻”。后来毕竟堕入爱河，热恋了一场。和孟烟鹂结婚后，他没有爱情，越来越觉得感情空虚，于是常常外出嫖妓。嫖妓的时候仍是玫瑰附体，他“喜欢黑一点胖一点的，他所要的是丰肥的辱屈。这对于从前的玫瑰与王娇蕊是一种报复”。某天他回家，发觉烟鹂与别的男人偷情，潜意识里觉得这是对他从前勾引娇蕊的报复，“他心里砰的一跳，仿佛十年前的事又重新活了过来。……有一种奇异的命里注定的感觉”。此后振保每况愈下，喝得醉熏熏回家，无非是生气，砸东西。在外胡搞，甚至“不拿钱回来养家，女儿上学没有学费”。他自己一手建造的“对”的世界崩陷了。
佟振保的情感悲剧起因于真情的失落，在热情和道德的冲突夹攻中，他甘作后者的牺牲，却始终摆脱不了前者梦魇的追迫。但在张爱玲笔下，振保表现为一个“无可理喻”的现代性主体，表现为理性与欲望之间的分裂，无论他真情的悔恨或骚动，都在他的潜意识层面上展开。这篇小说里几个奇幻的插曲极其精彩，都涉及振保理性世界的质疑或倾覆。他喜欢娇蕊，因为她“是一个痴心爱着他的天真热情的女孩子，没有头脑，没有一点使他不安的地方”。其实在《红与白》里，振保的描写是被客体化的，他的深层心理被置于女性的窥视中。对他的报复更多于怜悯，即使怜悯，也充满讽嘲。
八年后在车中与娇蕊邂逅，是小说中关键的一刻。娇蕊过得并不好，与王士洪离婚后，又结婚，生了孩子，人也变得憔悴了，但她坦然依然，天真如故。这更挫伤了振保，更使他自责自怜。这触动他回忆里的“神圣而感伤的一角”，当初“为了崇高的理智的制裁，以超人的铁一般的决定，舍弃了她”。这时他从车中的一面小镜子里看到了自己。这面镜子作为奇幻手法的绝妙例证，近乎恶作剧的尖刻讽刺，却不着痕迹。当读者从镜子里看到振保的“眼泪淘淘流下来，为什么，他也不知道”，其情绪的反常发泄隔着一层距离，似乎是更为酣畅的；然而振保的内心危机走向高潮，在当众流露久遭压抑的莫名哀伤里，意味着自信力的彻底幻灭。由此窥见主人公的精神病态，为接下来一段超现实奇幻描写作了铺垫：
他家是小小的洋式石库门弄堂房子，可是临街，一长排都是一样，浅灰水门汀的墙，棺材板一般的滑泽的长方块，墙头露出夹竹桃，正开着花。……蓝天上飘着小白云，街上卖笛子的人在那里吹笛子，尖柔扭捏的东方的歌，一扭一扭出来了，像绣像小说插图里画的梦，一缕白气，从帐子里出来，涨大了，内中有种种幻境，像懒蛇一般地舒展开来，后来因为太瞌睡，终于连梦也睡着了。
这一段“诡异效果”的美学呈现直接触及“家”的母题。据弗洛伊德对“诡异”的解说，生活经验中最为熟悉之物，莫过于“家”或“居屋”[15] 123；4。此刻在振保眼中，他的家在恍惚间变成鬼窟，其惊恐无可言喻，更具“乡愁”典型。这也体现了张爱玲的奇幻叙事学的基本特征：写实与奇幻手法相交织，使都市日常生活与白日梦、呓语、幻境或潜意识之间的界限模糊，而使读者在迷离幻美的沉溺中直面启悟。这一奇诡也隐喻振保的“盲目”，家的幻灭引起他新的恐惧与怨恨，如今他“砸不掉他自造的家”，这一切意味着现代主体的盲目，做不了自己的“主人”。
小说中“白蛇”的意象，在整篇小说的符号系统里，则非孟烟鹂莫属。《红与白》通篇充斥白色意象，与玫瑰红相映照，而“参差的对照”地织入振保的空虚世界。烟鹂“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笼统的白”，“像病院里的白屏风”。她缺乏个性，脸上总是罩着“白色的膜”，“白蚕似的身躯”也缺乏女性的风致，连“最好的户内运动也不喜欢”。“她爱他，不为别的，就因为在许多人之中指定了这一个男人是她的”。她本来就是既成社会规范的牺牲品，在振保的空虚世界里徒增其苍白。小说里凡有关烟鹂的描写，白色的意象比比皆在，总共不下20 处，事实上成为一种“过分”的修辞策略，影射出作者构思这一角色及其与整体的寓意。这白色的使用至少起两种功能：在制作更为精巧的奇幻文本的同时，诉诸一般读者的欣赏心理。在中国，红白两色与婚丧喜庆的情感结构是深入大众骨髓的。
最后有关烟鹂的白色意象，在振保眼中产生疑惑和恐怖，他对妻子不贞的怀疑本身也“疑疑惑惑起来”：
仿佛她根本没有任何秘密。像两扇紧闭的白门，两边阴阴点着灯，在旷野的夜晚，拼命的拍门，断定了门背后发生了谋杀案。然而把门打开了走进去，没有谋杀案。连房屋都没有，只看见稀星下的
一片荒烟蔓草— —那真是可怕的。
这一段奇幻文字将振保的心理悲剧推进至高潮，也进一步深化了对于“家”的“诡异效果”的处理。其中所含的讽刺，不仅是针对振保的，从更普遍意义上亦是对现代家庭的。小说将结束时“可怕”在延续，振保经常处于“自我”和“本能”之间激烈冲突的精神状态中：
砸不掉他自造的家，他的妻，他的女儿，至少他可以砸碎他自己……但同时，另有一个意志坚强的自己站在恋人的对面，和她拉着，扯着，挣扎着—— 非砸碎他不可，非砸碎他不可!
“非砸碎他不可”传达出冲突的紧张性，但最后两句不用引号，第三人称的叙事口吻转换成第一人称的口吻，由于这一“间接语气”的使用，意味着叙事者对主人公由讽刺转换成同情，给自身投下疑窦的阴影，使我们难以窥测作者的真正意图。事实上，至上述的“白门”意象为止，小说一直依循既定的调子，即表现了振保一心营造的理性世界的脆弱及其自我的崩溃，但诡谲万端的是，这白门没有带来一种封闭性结局，反而门被打开，却一无所有。比那种给予主人公以悲剧性结论更具启示的是，振保被置于将信将疑的精神状态中，忍受日常的折磨，与黑白分明的认识相比，这当然更为“可怕”。
可怕的是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形态，而奇幻手法在模糊现实与虚幻之间的界限时，将叙述自身“问题化”，更明显而充分地体现在小说最后两页，其叙述紧张而浓缩，充满吊诡和反讽，在男女主人公身上分别出现转折或颠覆。突然，一百八十度地，烟鹂变得主动起来，躯壳里注入了魂灵，她的世界全变了。最后描写“她穿着一身黑”，轻轻一笔便倾覆了她的“白屏风”形象，也模糊了红白玫瑰之间的界线，不惜打碎其辛苦经营的白色世界。再看小说结语：“第二天起床，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意含揶揄与讥讽，固然也是张氏一贯的不作斩钉截铁结局的风格，但包含更深一层的意思。尽管已陷于疯狂，振保作为理性世界的一个机件，仍在照常运作，最终“砸不掉自造的家”。这里的“家”既指具体的社会机制，也指抽象意义上的观念存在。这里也体现了张氏与“五四”激进主义的根本区别之处：并不简单地将现代社会斥之为罪恶，也不制造英雄式的自我毁灭或被毁灭的幻像。

三、吴翠远：“世界上的好人比真人多”
《封锁》所呈现的奇幻修辞的复杂创意，不仅趁“阳光里盹着”时制造了一个醒者的梦
境，更在于创造幻境于主人公的神思恍惚之间，遂奇迹般地为都市平民开拓想象空间，扣击生命的普世意义，发掘日常主体与现存秩序的离异。小说里所暗示的封锁，不光是空间的切断，且诉诸时间意识，暗示被封锁的世界成为另一种时空。由此封锁被转化为一种技术手段，帮助清出场地，从中将营造一个三度空间的舞台并据此摄制为虚幻的艺术。在摄镜般的描述之前，作者首先不得不运用语言修辞，将读者导向另一种时空的意识，而这一段修辞精妙无比：
封锁了。摇铃了。“叮玲玲玲玲玲”，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小点，一点一点连成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
在文学迎受现代视像艺术—— —尤其是电影—— 的挑战方面，张爱玲所具的自觉及其所达到的成就，当时作家中无出其右。如果说《封锁》多方运用电影原理和技术，如三度空间、镜框和特写等，而创造了一幕幻中之幻的悲喜剧，那么它充分发挥文学语言魅力的特性，也补充了视觉艺术传媒的不足。如这一段魔幻文字巧妙利用了汉字，由“摇铃”的行为转到“叮玲”的铃声，再转到“冷”的感
觉，再诉诸视觉“一点一点连成一条虚线”；一系列意象的转换，由具象到抽象，复杂地运作于读者的感知系统，仿佛置身于影戏院里，目的在于使之构成一个特定“时间与空间”的幻觉，亦可谓苦心经营，行文却天籁自成。
在蒙太奇式地描绘封锁开始时的慌乱情景之后，镜头移至电车里。生活仍以真实的语言照常进行，只是无聊，为了打发时间。张氏对头等车厢乘客的描写，琐碎的片言只语，折射出稍为体面的小市民的众生相，然而诸般对象如给报纸粘住的包子、怕弄脏裤子的熏鱼、代替思想的核桃和核桃般的面孔，亦最契合张氏那种“雾数”风格。随着镜头不紧不慢的推移，我们的主人公出现了，男的叫吕宗桢，女的叫吴翠远。叙事者将他们打量了片刻，介绍了他们的形象和身份，我们的视线又被引向别人。然而在这漫不经意的描述中，在吴翠远那里却掠过一丝不真实的感觉。在她的邻座，“孩子的脚底心紧紧抵在翠远的腿上。小小的老虎头红鞋包着柔软而坚硬的脚……这至少是真的”。
一个突如其来的戏剧性安排使男女主人公坐到了一起。恋爱使他们发现了真我，照见了各自生活的空虚与自我的缺失。宗桢向她倾吐“秘密的悲哀”——他的不幸的婚姻、负累的家庭、当年的志向……。“平时，他是会计师，他是孩子的父亲，他是家长，他是车上的搭客，他是店里的主顾，他是市民。可是对于这个不知道他的底细的女人，他只是一个单纯的男子”。此刻的宗桢仿佛回到了伊甸园，脱略了社会和伦理的羁畔而成为一个“能够使一个女人脸红，使她微笑”的“单纯的男子”。这也是他唯一认同的真实，其他种种身份都意味着累赘，丧失了价值。
在翠远方面，也是同病相怜。在生命旅程中，她一向被贴上“好”的身份标签。在家里她是一个好女儿，在学校里她是一个好学生。大学毕业后，就留在母校教书。出身于一个“新式的，带着宗教背景的模范家庭”，家长盼望她“找一个有钱的女婿”。这样的世界好是好，可是对她来说毫无生趣—— “翠远不快乐”。刚碰上宗桢，听到他的花言巧语，便觉得他“不很诚实，也不很聪明，但是一个真的人! 她突然觉得炽热、快乐”。一想起她家里的人就生气，“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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