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像圣经，从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从拉丁文译成英文，从英文译成国语。翠远读它的时候，国语又在她脑子里译成了上海话。那未免有点隔膜。
封锁结束了，一切恢复 正常。理性重新统辖世界，那摄影棚似的车厢不复存在，翠远和宗桢之间的浪漫邂逅也恍如春梦。最后两段写翠远的所见所感，意味深长，也显出张氏始终未偏离女性的立场。翠远原以为宗桢已经下车，想象他会打电话给她，“她一定管不住她自己的声音，对他分外的热烈，因为他是一个死去了又活过来的人”。但她最后发现他并没有下车，而是回到他自己的座位，“她明白他的意思了：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虽然小说没有往下写，读者不难体会翠远的感受：她是动真格的，但此刻她领悟到“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在她心里，他也真的死了。

四、雅俗共赏：张爱玲对中西文学资源的超越
这两篇小说都以都市的普通知识男女为主体，揭示出现代的生存窘状，即日常生活的惰性及平庸掩盖下的荒诞及疯狂、失落和疏离。张爱玲运用奇幻手法作为女性的书写策略，出色地营构了“她者”的空间，其中跃动着难以扑灭的欲望，为冲破牢笼作无奈的挣扎、胜利的颠覆。这些作品不约而同、不同程度地叩问什么是“真”的问题；处于“诡异”核心的“疑虑”成为一种与现实世界的疏离机制，蕴涵着对理性的质询、对文明的异议。她所使用的奇幻语言所具的“启示”功能，首先诉诸美感经验，所引起的无论是轻微的骚动还是强烈的震撼，都在于唤醒读者而使之进入潜藏于日常生活中的“她者”的世界。而在张氏那里，奇幻手法作为引渡真理之舟，既未构筑超自然的乌托邦之乡，更不惮打乱自己的话语秩序。
上述两篇与唐传奇具有或明或晦的联系，或许令人不无惊讶的是，这种联系隐蔽而深刻，涉及叙述结构的层面。如果把《红玫瑰与白玫瑰》与蒋防的《霍小玉传》相参照，可发现在某些情节上有相似处：男主人公抛弃出身低微的女子，而遵从母命，与门当户对的另一女子结亲。结果薄幸郎遭到报复，美满家庭被毁。甚至在故事的结尾，都有将东西掷向自己妻子的细节。至于《封锁》所写的白日梦，我们只要举沈既济的《枕中记》与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就够了。
不见得张氏故意在运用传统方面别出奇招，即使她的故事里某些情节与唐传奇有相似处，多半属表面或偶然。在唐传奇之后的文学长流里，这类因果报应、浮生若梦或青楼传奇的叙事几成俗套，延绵不绝，为中国读者所喜闻乐见，其实已成为民族“情感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张氏自小便喜爱鬼怪传奇之类的古典小说，作为民族共同体的一员，分享了这份精神遗产，本不足为奇，然而与众不同的是，作为一个现代作家，对传统的浸润如此之深，自然流之于笔端，成为她的“新传奇”的隐型结构。由此在她奇幻叙事的织毯上，其色调斑谰、古色古香的，不仅是金瓶红楼的光影绰绰，其间更有一层传奇文化的“底子”，经由那类“俗套”的移花接木或深层渗透，却使“古老的记忆”死灰复燃，隐隐跳跃着不死的欲望。
在古典传奇的映衬中，也凸显出张氏奇幻小说的现代性。《红玫瑰与白玫瑰》异常巧妙地将因果报应作为奇幻手段，颠覆了脆弱的工具理性和苍白的现存秩序，从另一角度显示了张氏对现代性的批判。其中红与白的象征运用使文本的织毯更事增华而具有深层的文化意蕴。《封锁》的叙事结构渊源于“枕中乾坤”或“南柯一梦”，而将这种“第二真实”的奇幻原型转化为介乎真幻之间的都市白日梦，一个芸芸众生的日常悲喜世界，其写意的笔墨、惆怅的基调，令人低回不已。细思之，这故事发生在战时封锁的街头实景，张氏却就地搭起了摄影棚，在一个电车厢里真真幻幻地导演了一出哀婉的现代罗曼史；对于战争作如此反讽，其鬼才诡异，只有用一句《海上花列传》里苏白的赞叹：“实在亏俚想得出! ”
从理论资源上说，张氏的奇幻小说直接发扬了19 世纪以来西方现代主义文艺对于理性文明的反思与批判，而在小说中“真”的提法也有本土悠久的思想谱系，不仅源自老庄的“自然”思想，尤其在晚明时期李卓吾“童心说”中，关于“真”、“伪”的议题也指向传统与当世社会与文化机制的批评，在文学再现理论方面也和当时日常中发现“奇”的新认识有关。本文在这方面难以作仔细探讨，只是想说明的是，平时我们说张爱玲的小说雅俗共赏，那么如本文所揭示的，她的作品既触及现代都市生活的复杂与吊诡，具有质疑理性、反思文明的深刻内涵，在表现技巧上极尽现代主义之能事，但另一方面她不惮以一个说“传奇”故事人的扮相取悦于“大众读者”，且在语言与叙述结构方面浸润于本土的文学传统，诉诸大众的文化心理。由于这样的奇幻现代性，使得她的小说超越了中西文学资源，赢得了广泛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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