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岳麓书社出版周作人的早期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

　　《苦茶随笔》、《苦竹杂记)、《风雨谈》、《谈龙集》和《谈虎集》，在“出版说明”中有一段文字说，“周作人依附日本人的行为不得原谅，但他的著述仍自有其文化史研究的价值”。周作人以及林语堂、梁实秋、张爱玲直至苏青，其著作的重新出版与读者的接受，在最初都源于对其文化史研究价值的肯定，它与在学术上重新评价20世纪中国文学史联系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出版者、学者、读者)开始学会了从文化视野而不是从单一的意识形态视野审视文学评价作家;明确了多元化审美格局建立的重要性;意识到了艺术传统的滋润对当代文学的必要。

　　对“边缘”性作家的重视，意味着对政治功利“疏离”。以主体性为特征的“个人话语”，其精神的深度与人性的自由，对有着文人情怀的读者充满了魅力。

　　即使在最初，人们在接纳了“闲适”“冲淡”中的“深度意义”时，并不排斥“闲适”的趣味与情调，就像朱自清在三十年代所说的那样：“悠闲也是人生的一面，其必要正和不悠闲一样。”政治功利主义隐退，粉墨登场的是经济功利主义，文化不可避免地成了一种消费。“闲适”中的“意义”被剥离与排斥，作为趣味与情调的“闲适”成了大众的消费品。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人的著作以各种名义被重新编排出版，成为大众文化消费中的“盘中餮”。从有意无意的“误导”到有意无意的“误读”，商业动机暴露无疑。

　　在这样的背景中，人们很容易把汪曾祺、贾平凹的散文归入到已经成了消费的闲适文化潮之列，他们两人尤其是贾平凹著作的大量出版和《废都》的“爆炒”，更加深了这一印象，我以为这是一种“误读”。当然，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理解接受作家作品，但这并不能取消作品内涵的规定性，汪曾祺或贾平凹作为当代的“士大夫”或“名士”或“隐士”，其意义并不在提供消费意义上的闲适。就汪曾祺而言，“士大夫”人格的文化意义是对文人性灵的缅怀、情趣的守护和在边缘外审美人生。而贾平凹，尽管在人们的印象中，可能是“一个智慧而又淡泊的隐士，一个对功名利禄都早已看穿的优雅的旧式文人”，但他从来没有远离传统/现代、文明/愚昧的冲突;在近几年的创作中。他发现了知识分子进退维谷的尴尬与异化，并因此有了《废都》;他由审美而审丑，人生的苦涩代替了甜美。汪曾祺和贾平凹的这些重要特征，使我们所议论的“士大夫”人格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了，它具有了一种“当代性”。

　　在议论汪曾祺时，我一直谨慎地使用“疏离”这一词，以避免牵强附会。汪曾祺对自已作品的“淡”曾发表过感想：“有一个文学批评用语我始终不懂是什么意思，叫做“淡化”。淡化主题、淡化人物、淡化情节，当然，最终是淡化政治。‘淡化’总是不好的。我是被有些人划入淡化一类了的。我所不懂的是：是本来是浓的，不淡的，或应该是不淡的，硬把它化得淡了。我的作品确实是比较淡的，但它本来就是那样，并没有经过一个‘化’的过程，我想了想，说我淡化，无非是说没有写重大题材没有写性格复杂的英雄人物，没有写强烈的，富干戏剧性的矛盾冲突。但这是我的生活经历，我的文化素养，我的气质所决定的。我没有经历过太多的波澜壮阔的生活，没有见过叱咤风云的人物，你叫我怎么写?我写作，强调真实，大都有过亲身感受，我不能靠材料写作。我只能写我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或者如姜白石所说‘世间小儿女’。我只能用平平常常的思想感情去了解他们，用平平常常的方法表现他们。这结果就是淡。” 因此，我觉得用“冲淡”来评价汪曾祺的作品更加准确。

　　除了“本色”，“本来就是那样”，有没有“疏离”的成分呢?汪曾祺在解释“随遇而安” 的心态时说，“这种心态的产生，有历史的原因(如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本人气质原因(我

　　就不是具有抗争性格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客观，是遇，是环境的，生活的，尤其是政治环境的原固。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经死掉的，大多数都还在努力地工作。他们的工作的动力，一是要实证自己的价值。人活着，总得做一点事。二是对生我养我的故国未免有情。但是要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轻信，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的热情，恐怕是很难了。他们对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

　　再回到“平淡”上来，汪曾祺说“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家常’一点的”。又说“不能一味地平淡。一味平淡，就会留于枯瘦”。这一朴实的想法，说的正是闲适中的不闲适。

　　这些年来，汪曾祺的散文愈写愈多，集子也出了不少，但我逐渐地少了阅读《蒲桥集》的感受，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的定势和迟钝，另一方面，当汪曾祺把“传统”“文人”“闲适”的魅力带给我们时局限也随之而来了。汪曾祺所选择的方式在《蒲桥集》中达到了极致，再下去不能不为才气和性灵所累。我觉得我尊敬的汪曾祺先生老了。他真正的成了“最后一个中国古典抒情诗人”。——在这篇旧作刊出之时，汪曾祺先生已经辞世，我谨以此文寄托哀思。汪先生，您好吗?

 
参考文献：

　　1. 参见汪曾祺：《随遇而安》，《汪曾祺文集》散文卷。

　　2. 汪曾祺《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的自己》，《北京文学》1989年第1期。

　　3. 张颐武：《闭适文化潮流批判》，《文艺争鸣》1993年第5期。

　　4. 汪曾祺：《七十书怀》，《汪曾祺文集》散文卷。

　　5. 参见汪曾祺：《随遇而安》，《汪曾祺文集》散文卷。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