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丐恐怕是最依赖街头的社会集团，他们或三三两两，或三、五十结帮成群。每当周围农村有灾荒或饥馑发生，成都乞丐的数量便会陡然上升。英国地理学家兼外交官A·霍斯(Alexander Hosie)在19世纪末进入成都时，"成百的乞丐聚集在 东郊，费了好大劲才从拥挤在桥上衣衫褴褛而肮脏的人群中打开一条进城的路" 。乞丐的生活非常凄惨，一首竹枝词说他们是"饥寒两逼困江滨，未死犹如已死身。一个篾笆双束缚，可怜白日活埋人" 。他们一般被禁止在城内居住，每天黎明时分当城门开启时他们得以入城，或在垃圾中寻食，或沿街乞讨，或寻推车、扛物等力气活。在饿极时当然也抓抢食物。晚上则被迫出城，在庙檐、坟坝、江边和桥下过夜 。

    那些以街头为生者皆为城市中的下层人，他们的存在反映了贫富之间、教育水平之间、居民与外来者之间的鸿沟。在这些人中，乞丐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他们甚至于被其他下层平民所歧视。在20世纪初他们成为改良者进行社会改造的当然目标。

    四、街头的节日庆典

    节日是最具地方文化色彩的活动，各种庆祝仪式和表演都反映出一种社会关系，发展了各个不同的社会集团间的交流模式，并可以建立一种地方稳定和秩序的象征。

    在中国城市中有着各种自发组织承担本社区的各种活动。成都每条街都设有土地会，其会首由居民公选。在每年清明前后，土地会都要筹款请道士举行仪式，称"打清醮"。一些街道还会请木偶或皮影班子表演，并以祭土地为名邀街民聚餐。同时，土地会组织街民清掏水沟和水井。这项事务在社区生活中十分重要，若不每年及时清淘，当雨季来临，便会因水道不通而水漫街道，并殃及处于低洼的居民住房。"掏井挖泥街上唤，清明酒醉树间呼"便是这种活动的生动写照 。清代这种由街道组织的活动反映了地方社会共同体的和谐关系和自我控制的能力。民国时期在地方政府摧毁这些传统的街区组织以後，这项事务便被忽视，每当大雨则许多街区成为泽国。

    市民的城市生活经常与西方学者所称之为的"街头舞台"(street theatre)联系在 一 起。在成都，所谓"街头舞台"包含两方面意思：一是人们使用街道作为他们 谋生、日常生活、娱乐等各种活动的"舞台"，用著名社会学家V·特纳(Victor Turner)的 话说 ，是一出生动的"社会戏剧"(social drama) ；二是街头被用作地方 戏和其他 娱乐活动表演的真正的舞台。街头被用作演出场地会产生出异想不到的 效果，缩短了观众与剧情、观众与演员之间的距离。在成都，每年阴历二月都"沿街演戏"，称为"春台戏"，人们站在街上或街道两旁观看表演，不仅得到了娱乐，也促进了社交。地方文人是这样描述的："戏演春台总喜欢，沿街妇女两旁观。蝶鬟鸦鬓楼檐下，便益优人高处看"。另外，各祠庙、会馆和行会一般都分别在其特殊庆祝日之时，在门前的空地唱大戏，称为"坝坝戏"，号称是"千余台戏一年看" 。

    与过去对传统社会中妇女的角色的一般理解不同的是，成都妇女实际上在街头享有相当的自由，她们参加几乎全部的街头节日活动。在晚清成都，男人毫无疑问地仍是公共空间的主角，但从《成都通览》、竹枝词以及外国人的描写中，妇女在公共场所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受到严格的限制。19世纪末贝德便在成都街上便惊奇地看到"个头高高的、看起来很健康的大脚女人，穿着长摆衣服，头上插着玫瑰"，站在门外有男有女地一同闲谈，"很像英国妇女享有的那种自由" 。虽然她看到的很可能是较为粗犷的满族妇女，但其他资料却证明了贝德观察的普遍性。一首描写阴历一月初十六成都人在城墙上下"游百病"的竹枝词说："厚脸今朝百病游，红男绿女烂盈眸"，虽然这透露出文人对这种行为的不满，但也生动描写了节日活动中男女在公共场合暗送秋波的大胆举动。当然，妇女公共行为视地位不同而异，有的坐轿上街时"轿帷深下"，而有的则"不乘小轿爱街行，苏样梳装花翠明。一任旁观闲指点，金莲瘦小不胜情" 。一种是在公共场合显得腼腆和保守，保持了更多的传统和正统的礼教规矩；一种则较少受到传统的束缚。一般来讲，前者多来自士绅之室，而后者多出于平民之家。有趣的是，在20世纪初的街头改良中，妇女遭到了更多的限制 。因此在对妇女抛头露面问题上，社会改良者比民间传统显得更为保守。

    节日和庆典是城市繁荣的重要体现，与地方经济和文化皆有密切联系。各类人物像小贩、民间艺人、工匠等都因此得益。地方节日给手工匠、杂耍艺人和戏曲班子以极好的机会显示其丰富多采的技艺，反映出强烈的地方文化的色彩。对节日和庆典的组织和参加不仅是追求娱乐，而且推动了城市市民间的社会纽带和身分认同。

    五、街头改良

    城市精英总是寻找一切机会去影响下层民众的价值观念和公共行为。由于他们不满城市空间的传统利用，因而企图通过改良街头文化来加强街头控制并重新建构公共空间和"教化"下层民众。除此之外，这种改良的动力还来自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19世纪末以来中国城市中便已经酝积了相当浓厚的改良情绪并奠定了一定的改良基础；二是20世纪初由清政府发动的"新政"，即全国范围内在经济、教育和政治等方面的改革。这给予社会改良者一个施展抱负和才干的极好机会。

    在社会改良者的笔下，下层民众的公共行颇多受指责。从那些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改良者是怎样看待下层民众和大众文化的。在《成都通览》编辑者傅崇矩的眼中，老人呆在茶馆里散布风言，年轻人藏在柿子园后的城墙上偷看妓女，妇女则沉缅于算命。有些批评则明显地带有偏见，诸如"相貌最丑，偏好装饰"和"街上夜行，口中好唱戏"等也受到无端指责。特别是妇女在傅崇矩的眼中都是消极的，他估计成都妇女好看戏者十分之九，好玩麻将者十分之八，好游庙者十分之七。他描写的贫家妇女打街骂巷，"因其以左右手指骂，而以左右手掌弯拍腰胁上，若茶壶有柄也"，因而"俗称茶壶式"，这便是他所收集的成都妇女在街头的"穷形尽相"之一 。其实我们应该理解，成都下层妇女的这种公共行为可能也是她们为生存而挣扎的一种原始的反应，无论她们是与邻里还是与其家庭成员的争吵可能是为鸡毛蒜皮或一点蝇头小利，但这毕竟与她们窘迫和贫苦的生活条件有关，这也是她们争取生存空间的一种手段。改良精英企图通过社会教育和"启蒙"活动来改变下层民众的这种公共行为。

    对于改良者来讲，街头代表一个城市的形象。因此他们竭力推动改造街头面貌，特别是卫生状况。马尼爱游成都时便记述道：如果"误入不通之巷，时须跨过垃圾之堆。......沿途臭气扑人，饱尝滋味"。具体措施包括诸如牛马车夫和清道夫必须随时清扫街上的牲畜粪便、把散发臭气的硝皮作坊移到城外等。警察也制定了卫生规则，包括街头无垃圾、改善各街厕所以及彻底修理排水沟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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