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中国古代，“和而不同”也是处理不同学术思想派别、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是学术文化发展的动力、途径和基本规律。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儒、墨、道、法、名、阴阳等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在一些有宏阔眼光的学术史家看来，“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21]即认为各家的理论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治理好国家，只是所采取的方法和理论根据不同而已。这恰恰说明了“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22]“道并行而不悖”[23]的道理。汉代史学家班固更加明确地指出，各家“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皆相成也”。[24]在他看来，各家的观点虽有差别和对立，但又是互相启发、互相借鉴、互相促成的。“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25]只有以博大的胸怀兼容百家，取长补短，和而不同，才能收到“通万方之略”、治理好国家的实效。

  我国古代的许多学者，都从历史经验和自己的实践中得出了与班固大致相同的认识，肯定“相反相成”、“相灭相生”是学术发展的规律。他们认为，不仅要看到各种不同的文化、学派、理论、观点之间的分歧和殊异，同时也要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与一致、共同之处，因此互相交流、对话、讨论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只有通过不同思想观点的互相诘难、互相启发、互相补充、互相吸收，学术理论才能得到发展。如果将自己封闭起来，采取孔子所批评的“固、必、意、我”的态度，就只能窒息学术的生命。东汉学者仲长统指出：“同于我者何必可爱，异于我者何必可憎。”[26]因此，党同伐异是不可取的。北宋的张载也说：“乐己之同，恶己之异，便是固、必、意、我。”[27]与他大致同时代的苏轼曾经对王安石提出尖锐批评，认为“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28]苏轼与王安石在政治态度和学术思想方面都有严重分歧，他对王安石的批评是否客观公允暂且不论，但他认为在学术文化上不能搞“专同”，不能搞思想“一统”的话却是讲得很有道理的。容不得对立的思想学派存在，企图用一种学说来“同天下”，那么就如同在盐碱地上只长着一片黄茅白苇一样地单调，学术文化发展的生机也就被扼杀了。应该说，用这种观点来批判历史上的文化专制主义还是很中肯的，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是为了达到“禁私学”、“绝异道”、“持一统”、“定一尊”的目的，即皆“欲以其学同天下”，搞“同而不和”，结果中断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阻滞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在总结中国学术发展的历程时，对“和而不同”的文化发展规律有深刻的理解，提出了“一本万殊”的学术史观。他说：“古之君子，宁凿五丁之间道，不假邯郸之野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使美厥灵根者，化为焦芽绝港!”[29]又说：“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依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若以水济水，岂是学问?”[30]在黄宗羲看来，学术思想上的各种观点，包括“相反之论”、“一偏之见”，都有其存在的价值，都可以启发思想，促进认识的发展，学者就是要善于从“不同”处发现“同”，认识到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一本”与“万殊”其实是统一的。如果不能正视差异、矛盾(“相反之论”)的存在，一定要使认识“出于一途”，那么智慧的“灵根”就会衰萎枯竭。“以水济水，岂是学问”的质问直接承继了先秦“尚和去同”的思想，有力地批判了“依门傍户、依样葫芦”的教条主义和传统经学思维方式。

以上所引资料，说明从司马谈、班固到黄宗羲，中国古代的许多学者都对“和而不同”的学术文化发展规律已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作过不少精辟的论述。简单地说，“和而不同”就是“相反相济”、“相反相成”、“相灭相生”、“一本万殊”，在学术思想上要允许不同意见、“相反之论”存在，通过“以他平他”的交流与交锋，互相启发，取长补短，从而达到“和”即对立面的统一，或多样性的统一。当然，“乐己之同，恶己之异”，必欲使天下学问“出于一途”，追求学术思想上的“专同”、“一统”的现象也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这就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支持的“同而不和”的文化观。“和而不同”的辩证文化观正是在与这种追求绝对同一的形而上学文化观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历史实践证明，正是由于“和而不同”符合学术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也符合在中国古代早已形成的“尚和去同”的价值取向，所以才能够为广大群众和知识分子所接受，形成为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起着推动学术发展的积极作用。

  “和而不同”不仅是处理不同学术思想派别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而且也是处理国内不同地域文化、各个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在我国多民族文化交融汇合的过程中，虽然也有过摩擦、碰撞和冲突，但主导方面是和平相处、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从而形成了“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中华民族文化。中华文化还以开放的胸襟，善于吸收、消化域外文化精华来使自己获得新的发展生机，汉唐时期佛教的传人及其中国化，16世纪以来的中西文化大交汇，都是异质文化交流融合、双向互动的典型范例。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多民族文化融合与中外文化交汇中不断丰富发展，“有容乃大”，“历久常新”，是与“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在中国早已深入人心分不开的；相反，搞文化封闭和文化专制主义则不得人心，因为它只能使富有生命活力的学术文化走向“焦芽绝港”，日益殆弊。

“和而不同”：化解文明冲突的良方

“和而不同”的文化观使中华文化具有开放的性格和对“异文化”的宽容精神，它在与其他民族文化相处中自然就容易走向交融、合作与共同发展。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中国人从本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中深切地体会到，文化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丰富多采的，不同的文化之间是可以相互沟通、相互交融的。推而广之，世界各国的不同文化也应该相互尊重、相互沟通，这对各个不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也是有利的。”[31]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相互联系日益密切，文化全球化与多元化的关系，不同文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日益紧迫地摆在全人类面前，“文化自觉”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显得更加迫切，更加重要。信息时代科技文明与社会生产力得到了长足发展，它对人类是祸还是福?未来的世界文明格局是从总体上趋向于对抗、冲突，还是趋向于交融合作、多元共存?各国学者之间有着非常不同的看法。我个人认为，在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当今世界，“文明冲突论”显然不符合时代精神，中国传统智慧中的“和而不同”的思想资源，在今天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价值和世界意义，它应该成为处理不同文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在今天，“和而不同”是消解文明冲突的一个良方，一剂对症良药，我们应该加强对它的研究和宣传。

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赛缪尔·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理论。他认为冷战后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已经不再是经济和意识形态，而是在文明之间的差异与断层线上。今日世界分裂为西方、儒家(中国)、日本、伊斯兰、印度、斯拉夫一东正教、拉丁美洲，也许还要加上非洲，共七、八种主要文明，他断言：“在可见的将来，冲突的焦点将发生在西方与几个伊斯兰一儒家国家之间，”也就是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的冲突。亨廷顿站在维护西方文化霸权的立场上，为美国所设计的国家战略是：促进西方文明内部的团结与合作，将文化与之接近的东欧和拉丁美洲融人西方，加强同俄罗斯和日本的合作关系；抑制伊斯兰和儒家国家的军事扩张，制造儒家与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差异和冲突，如此等等。总之，这一切都要以符合西方利益为准绳。[32]

  亨廷顿作为一个资深的国际战略问题专家，他意识到冷战后的世界并非西方的一统天下，指望“西方价值观成为世界唯一的意识形态”是不现实的，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西方化，也未能使非西方社会西方化。在全球政治已经成为多极的和多文明的今天，非西方文明已不再是西方殖民主义下的历史客体，而同西方文明一样成为推动、塑造历史的力量，并且日益从配角变成游戏的主角。因此，“在可见的将来，不会有普世的文明，有的只是一个包含不同文明的世界”。[33]这些认识都是非常清醒的，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但是，他显然不甘心于西方文明绝对强势地位的失落，在为西方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出谋划策时，不是把基点放在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合作上，而是放在所谓“文明冲突”的预设上，企图通过打击、遏制异类文明来达到维持西方文化霸权的目的。这就不但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而且在实践中违逆了和平与发展的当今世界潮流，难免要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批评。

众所周知，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不是只有对抗和冲突，而且也有相互接触、交流、协调、互动、融合与共生。从世界文明的总体发展趋势来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彼此借鉴融合始终是主流，文明对抗、冲突只不过是暂时的、局部的现象。不同文明是在既冲突又融合、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中发展共进的。亨廷顿显然夸大了文明冲突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对文化交流融合这一面视而不见，更不理解“和而不同”的文化发展规律，因此得出了文明冲突不可避免的错误结论。这可能是与西方人的那种重分不重合、只见对立不见统一的思维方式分不开的。从表面现象看，文明冲突论者是只见对立不见统一，仍然坚持“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但它其实并不是不要统一，不重视同一性，它所追求的统一恰恰是“同而不和”的“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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