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和思想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和变化，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处于从研究观念到研究方法的转型期。概括起来可划为四个阶段：渐变期、突变期 、一元发展期、多元开放期。

一

       20世纪初至五四（1900－1918）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观念和方法转型的渐变期。 也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新时代的发轫期。

      20世纪以前的中国学术界，弥漫着浓厚的信古、崇古之风。几千年来的学术思路基本上是沿着“注经”和“解经”路子，遵循着“注不破传”和“疏不破注”的尊经信古的原则，没有大的发展。虽说十三经的注疏洋洋几百万言，但都是阐述“圣人”的思 想，作者本人不敢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解。即使是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也是打着对经书 注释的方式，来贩卖自己的“私货”——来阐述自己的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的。如北宋的王安石，清代的戴震（注：王安石著《三经新义》借训释《诗经》《尚书》《周礼》来阐述他的变法思想。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借训释字义，批判程朱理学的唯心主义，坚持“理在气中”的唯物主义哲学。）等人，他们的新思想和新见解都淹没在对“圣人”思想的注疏中。在文学研究方面也是如此，对诗歌、散文、戏曲和小说的研究，大都体现在学者对诗文集和戏曲小说的注释和评点中，既没有系统的理论体系，也 没有科学的说明，只能是科学研究的资料，而不是学术研究的最终成果。清代乾嘉学派的考证，算是比较接近历史学研究的科学方法了，但也只是“准科学”，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于受到维新变法思潮的影响和西学东渐的沾溉，才有个别先知先觉的思想家和学者打破了旧的治学框子，尝试着用新的治学观念和方法，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做了新的试探。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梁启超和王国维 。

       梁启超在20世纪初为推行其政治维新的学说而提倡“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 ”。他论诗能以西方诗歌与中国诗歌对比，主张中国诗歌革命以“旧瓶装新酒”，“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注：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1页 。），并首先将“理想派”和“写实派”的西方文学流派的概念用于中国的小说批评中（注：参见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号（1902年11 月）。）。在五四以后，他写专文以人格和文格来论述屈原和陶渊明（注：参见梁启超《屈原研究》，《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11月9－15日；《陶渊明》，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从情感的角度来分析杜甫的诗歌，以“情圣”的称号以取代“诗圣”的称号来推戴杜 甫（注：梁启超《情圣杜甫》，《晨报副刊》1922年5月28日。）。 梁启超虽不以古典文学研究为主业，但他能以西方文学观念来观照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以其当时的地位和影响来说，实为开风气的人物。王国维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也是一个首开风气的人物 。他第一个运用西方美学的观念研究《红楼梦》，写出了《红楼梦评论》这样具有近代 美学意义上的论文，并首先将戏曲做为中国正宗文学来研究，写出了中国第一部《宋元 戏曲史》。他的《人间词话》在中国古代美学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开拓，是中国新美学 的奠基之作，其中提出中国诗歌“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注：《蕙风词话·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91页。）， 书中引入西方“理想派”与“写实派”的文学观念，来解说本国诗歌的不同流派和创作方法，并在借鉴西方美学观念的基础上，根据中国抒情文学传统，提出“境界”之说，开辟了中国美学新概念，是一部中西结合研究中国诗歌美学的杰作。梁启超和王国维首先给古老的中国吹进一股新鲜空气，其时虽未能蔚然成风，影响的范围还不大，但却起着导夫先路的作用。

二

     五四运动至解放初（1919－1949）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转型的突变期。

      五四运动如一阵狂飙，将西方文化的新思潮，吹进了当时依然是闭关锁国的中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它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对中国的封建文化进行了猛烈而强有力的批判。西方文化的新观点、新视角、新思路和新方法，像潮水一样冲击着中国固有的学术观念，打破了中国惯有的学术套路，运用大胆怀疑的理性精神和逻辑实证的科学方法，对中国的传统学术和文化进行反思，从整体上重新审视、清理和重建了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中国的科学研究，只是在五四运动以后，才逐渐地建立起来。

       在学术方面，出现了疑古思潮，主张重新审视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对传说中的上古史提出怀疑（注：五四时的疑古派以胡适、钱玄同、顾颉刚为代表，他们的主张都集中体现在他们所编的《古史辨》中。）。对先秦的经书、诸子的真伪和出现的年代进行重新审视，对几千年来的崇古信古之风针锋相对地进行大胆批判。

       在文学研究的领域中，如对上古传说中的三皇、五帝、黄帝、尧、舜、禹是历史或是神话传说的争论，对孔子是否删《诗》的争论，对屈原其人之有无的争论，对李白是汉人或是胡人的争论，对《水浒》成书过程的争论，对《红楼梦》是影射或是自传的争论等，及对旧的经典进行重新认识，都是受了五四怀疑和批判的民主精神的影响。

        五四的科学精神则表现于在学术研究的领域中大量引进了西方科学研究的新概念和新观念。如对学科的区分和界定，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文史哲是不分的，文学研究一向是经史的附庸。西学东渐以后，文学研究才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同时，新的科学方法的引进，也增加了研究的新视角，扩大了研究的视野，改变了研究的方式。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过去一直是注释式、评点式、诗话式或诗文选式的方法。新的研究方式则采用现代的论文和专著的形式，以全局审视来代替零散的、局部的、对具体作的个别的品味，以理性的把握来代替直觉的、感性的体悟。运用归纳、演绎和推理的科学方法，极大地开阔了研究的视野和研究的力度，超越了对具体作品的依附，增强了思维的逻辑性，使思想和认识进行条理化、系统化和科学化。新方法引进了西方的逻辑学、美学、文艺心理学、民俗学、人类文化学、文本学、 接受美学等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尤其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引进，以历史的、审美的、文化的各种视角来观照文学现象，以辩证的观点来研究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发展的观点来观察事物的动态变化，有益于揭示文学发展的规律性。

       五四运动以后的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中期，是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这是一个名家辈出的时期。如前所说，梁启超和王国维是在五四前开20世纪学术新风气的人物，但他们在五四以后的学术活动也很活跃。同时又出了一批像胡适、鲁迅、陈寅恪、闻一多、郑振铎等大师级的人物。

      胡适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他不但倡导了中国的白话新文学，对中国历代的白话文学也有深刻地研究。他受进化论的启发，用“历史的演进法”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考证出这些小说故事是在历史流传中逐渐丰富起来并经过多次加工成书的。他用自传说来解释《红楼梦》，考证曹雪芹的家世，对索隐派的旧红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从而建立了新红学，直开俞平、伯等人的《红楼梦》研究的先河。胡适自称自己是一个有“考据癖”的学者，他的考证既继承了清儒家法，同时也受了西方实证主义的影响。他所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影响了五四之后的整整一代学人。

       鲁迅在“取英美之新说，探其本原”（注：鲁迅《题记一篇》，《鲁迅全集》卷八，《集外集拾遗补编》第332页）思想的指导下， 在收集中国古代小说的基础上（他集辑有《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等书），写出的中国第一部小说史《中国小说史略》，至今仍是中国史上的圭臬。他的《汉文学史纲要》观点和见解之犀利与《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关系》对文学与世态关系研究之深刻，其通识卓见，至今仍是少有可及。

       陈寅恪是一个能掌握和运用八种文字的中西贯通的渊博学者，是他首先发现，南北朝时对中国语言的四声之研究是受梵文唱呗影响的结果（注：见陈寅恪《四声三问》，《清华学报》九卷二期）。他的这个独特发现，对中国音韵学的研究，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他的中外古今的“通识”，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别有会心。他的《元白诗笺论稿》（成于40年代而出版于解放初），以诗证史，以史解诗达到圆融无碍的地步。他的博识和会通功夫，只有后来的钱锺书才能步其后。

       闻一多运用考古学、语言学、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等方法来综合考察与研究中国上古神话、《诗经》和《楚辞》，破译了许多难解之谜。闻一多对唐诗研究有一种高屋建瓴的眼光，他用审美的眼光从文学史的高度来评价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认为它是宫体诗的自赎，是“诗中之诗”、是“顶峰上的顶峰”。他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来研究陈子昂，通过对陈子昂与张若虚、阮籍、庄子、李白、杜甫等人做比较，又将陈子昂诗与建安诗相比较，从而对陈子昂诗的特点与历史地位做出了恰当的评价。他善于运用中西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他将中国的诗经与印度的《梨俱吠陀》、希伯来的《旧约》及希腊的荷马史诗相比较，以说明《诗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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