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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回顾和反思

时间:2009-8-8 16:46:13  来源:不详
世界文化史的独特地位及与世界文化的关系。闻一多宏阔的理论眼光和坚实的考证功夫,使他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创获甚多。

       郑振铎对中国的通俗文学情有独钟。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是采用进化论的观点写的,将中国文学史分为古代、中世、近代三期,着重从文体的进化来分期,其中对外来文化如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做为重点研究,对民间通俗文学也极为重视,认为这是促进中国文学发展的两大重要因素。他的《中国俗文学史》对中国俗文学的研究有筚路蓝缕之功。郑振铎还写有一部《文学大纲》,将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之林来比较,有一种开阔的世界眼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这部《文学大纲》就是一部世界文学比较史。

        在这个时期编撰出版的,还有一些古典文学研究大家的代表作,文学史著作如刘经庵的《中国纯文学史纲》、谭正璧的《中国文学进化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等;分体史、断代史和专题史如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游国恩的《楚辞概论》、萧涤非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等,还有钱锺书以中西诗学比较研究著称的《谈艺录》。这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第一个丰收期。



      建国到文革结束(1949—1978)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转型的一元发展期。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也和其它文化事业一样得到一时的复苏。这个时期思想和学术研究统一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着重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角度来开掘文学的阶级属性、经济基础、意识形态,对唯心史观进行批判。应该说这对文学研究的正本清源是有必要的,对进一步理解文学在意识形态中的恰当位置是有益的。强调古典文学研究的思想性和政治性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过去文学研究轻政治思想、重艺术,忽视经济基础的研究上的不足,使文学研究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但是却片面地强调外部的社会条件对文学的影响,而对文学自身的艺术规律研究却被相对地忽视了。再则是由过去的私家著述和教学,统一为集体的著述,统一思想,统一教材,统一教学,统一模式,虽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著述质量和教学的统一,但却制约学者思维自由度和视角的多样化。五十年代初期,古典文学研究展开了几次讨论,如开展了对俞平伯“旧红学”的批判和讨论,古典文学的“人民性”的讨论,开展了唐诗“盛唐气象”的争论等,一些老学者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重新审视和评价过去的古典文学研究,对过去的著作进行了重新修订和改写。但由于片面地强调古典文学研究的“古为今用”和“为政治服务”,片面地拔高古人,把古人现代化,如对屈原、杜甫等人,都冠以“人民诗人”的桂冠,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美其名为“现实主义”诗歌运动,作为古典诗歌“为政治服务”的典范。1957年之后,学术讨论越来越政治化,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少了。1960—1963年思想稍有宽松,学术研究又活跃了一阵子,在这个时期编出了一些有分量的古典文学研究的著作,如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和全国高校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等。但是由于政治的过度干预,跟政治越来越紧,唯阶级斗争论,简单地以“人民性与反人民性”和“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划线(文革中又以儒法斗争划线),使文学史研究变成了阶级斗争史、思想发展史。使人们的学术思维越来越单一化,学术问题越来越政治化,以庸俗的社会学观点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使研究的多视角变成了单视角,多方法变成了单方法。研究的格局由五四以后的多元化又变成了一元化。这个时期虽然在研究方面没有多大进展(比起前一个阶段反而有明显的退步),但在古籍的收集整理方面却做出了一些成绩。如出版和再版了一批文学的总集,这些总集大部分都是前人整理的,部分是近人整理的。如《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唐诗》《全宋词》《元曲选》《元曲选外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六十种曲》以及历代诗话等。也整理出了一批新的研究资料集,如陶渊明、白居易、柳宗元、陆游、杨万里和《红楼梦》等研究的资料集。值得注意的是文革中出版的章士钊的《柳文指要》和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二书。在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声浪中,它们是惟一带有学术研究色彩的,其研究也算是一家之言,但已颇受“左”的思潮影响,颇为学者疵议。



         第四个阶段,即从改革开放至目前(1978—1999)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转型的多元开放期。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又一次得到解放,新思潮的涌起,给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又一次带来生机。这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空前繁荣期。从1978—1984年,这是拨乱反正期,对文革中对古典文学研究的扭曲和变形,进行了全面地拨正。从1984—1989年,是古典文学的理论转换期。在1984年掀起的新方法论讨论的热潮中,现当代文学首当其冲,引进了西方的各种人文学术思潮。如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形式主义、符号学、审美心理学、现代阐释学、人类文化学、人类神话学、接受美学等。此外还横向移植了自然科学的理论“老三论”、“新三论”等。这些五花八门的理论,确实使中国学者大开眼界。对古典文学研究也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作用。许多学者尤其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在这些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和启发下,结合中国的传统治学方法,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的新理论。在对新方法的学习和运用中,和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相比,古代文学研究者看起来起步较晚,但却相对说来比较扎实。

      90年代以后,是古典文学研究的成熟期。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和思想酝酿,开始结出丰硕的成果。改革开放以来20年间所出版发表的著作和论文的总量,是从五四到文革近六十年间所出版发表的2倍多。 其中有一批颇有份量的学术成果。在古代文论研究方面,其成绩尤为显著,最能体现新观念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启迪和运用。王运熙主编的八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罗宗强主编的八卷本《中国文学思想史》、蔡仲翔主编的五卷本《中国文学理论史》、敏泽的上下卷本《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袁行霈等人的《中国诗学通论》等,都是以国外新观念、新方法为参照,融会中西文艺理论来研究中国文论和古典文学的力作,显然古典文学研究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更大些。在文学史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文学史》和《中华文学通史》,眼界更为宏阔,更具有宏观意识,无论是从识见或是从规模上来看,都比以往的同类著作更胜一筹,而后者还包括了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对研究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交流,相互融会,作了初步的探讨,起了一定的示范作用。北京大学袁行霈、褚斌杰等人编写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纲要》、复旦大学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陈伯海主编《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等也各具特色,富有新意。这说明,在综合研究方面,已显示了在宏观把握方面的理论深度和驾驭能力。

         在分体研究和断代史研究方面,有马积高的《赋史》、郭预衡的《中国散文史》、王锺陵的《中国中古诗歌史》、葛晓音的《八代诗史》、李从军的《唐代文学演变史》、许总的《唐诗史》、程千帆、吴新蕾的《两宋文学史》、谢桃坊的《中国词史》、杨海明的《唐宋词史》、李昌集的《中国古代散曲史》、张庚、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严迪昌的《清词史》、蔡镇楚的《中国诗话史》、王文宝的《中国俗文学发展史》、马学良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史》等著作,不但开拓了新的领域,而且比以前的同类著作更有深度。

        在古典文献整理方面,国务院和国家教委都设立了古籍整理委员会。确定的国家重点项目有中国十五大作家集和各朝诗文总集的整理。十五大作家集中,詹锳主编的八卷本《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屈守元主编的五卷本《韩愈全集校注》、陈铁民编著的四卷本《王维全集校注》等已经出版,萧涤非主编的《杜甫全集校注》也已完成即将出版。各朝诗文总集中,周勋初、傅璇琮等人主编的《全唐诗五代诗》也即将完成。此外还有“五全一海”的大工程:北京大学主编的《全宋诗》、四川大学主编的《全宋文》、北京师范大学主编的的《全元文》、复旦大学主编的《全明诗》、南京大学主编的《全清词》、南开大学主持编选的《清文海》都在进行中。这些都是功在后人的大项目、大工程。此外还有薛瑞志、郭明志主编的《全金诗》、王季思主编的《全元戏曲》等。同时还陆续新出版了一批研究资料集,如关于《楚辞》、李白、杜甫、李贺、欧阳修、苏轼、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等。在文献整理方面,主要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收集资料,辑佚辨伪,对古籍进行大规模地全面的清理和研究,显示了深厚的基本功和古典文学研究队伍的整体实力。至于运用新观点、新角度、新方法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著作比比皆是,有专门研究文学史新方法论、文学史总建构体系的著作,有从美学角度研究诗歌美学、小说美学、戏曲美学等方面的著作,有从佛教、道教及原始宗教研究古典文学的著作,有从文化学等角度来阐释经典作品的著作。还有的著作和论文从审美心理学、神话学、人类文化学、阐释学、符号学、接受美学等方面,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了多视角、多方位的研究。这些研究著作和论文,有的开阔了新的研究思路,有的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在中外文化的综合研究方面,这个阶段也取得了丰硕的成绩。钱锺书的五卷《管锥编》,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打通,以中国诗文词曲与小说打通,以中国诗文与其它社会科学打通,寻求中外文学发展的总规律,实为中外文学比较研究之巨擘。



       回顾中国古典文学研究20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走了一个之字形的路。简单地说来就是从一元化格局到多元化格局,从多元化格局又走向一元化格局,又从一元格局走向多元化格局。也就是说,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个由旧学到新学,由兴盛到衰微又重新繁荣昌盛的漫长道路。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十分深刻的教训。

       经过一度磨难和考验,我们民族思维已经越来越趋成熟,思想也较五四时期更加深化。因此,当我们满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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