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晋玄学兴盛，原因何在？徐氏认为，面对事实上的国家残破，山河分崩，两都毁弃，异族入侵，东晋士大夫无论如何通达夷泰，亦难摆脱精神上的困扰与失落。而玄学以其崇尚虚无的本质特征，正好给士大夫提供了精神解脱、实现心理平衡的良方。玄学的冲虚静退精神，正适合于偏安政治及门阀世族闲适生活之需要，而谈玄成为东晋士大夫阶层思想文化的风尚，历百年而不衰。西晋玄学家多不习文事，文学之士亦少习玄学，因而造成文学与玄学的疏离。东晋玄学家与文学家的界限已逐渐泯灭，玄学家而兼为文学家者甚众，因而玄学渗透到文学的诸多方面。玄学影响当时的文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文学的内容、情调、风气方面，东晋文学（尤其是诗）缺乏遒劲的风气，气质上弱于建安；没有美丽的词采，藻饰不及西晋。二是促进了玄言诗的产生。徐氏指出，玄学对东晋文学的影响既大，对于其结果的评价，则论者多以为弊大于利，钟嵘、刘勰所云即是。玄言诗之弊，在于以诗谈玄，抽象枯燥，淡乎寡味，诗将不诗。故玄言诗之兴盛，实为诗歌发展史上的一段歧途。然而，在充分认识玄言诗弊端的同时，亦应看到，玄言诗对东晋诗歌的影响并非全是负面的性质，至少在以下两方面起到了某种正面的作用，即促进哲理诗之逐渐成熟和诗歌清虚恬淡风格之形成。徐氏对玄言诗的分析，对于纠正多年来认识偏颇的弊端，有重要意义。前人对玄言诗大多以否定为主，而徐公持通过深入研究之后证明，玄言诗内容虽然“平典”，但其清虚恬淡的风格特点，却是诗史上前所未有的，事实上创立了一种全新的诗歌风格，为中国诗歌增添了一种特异的品类。此外，因创作态度平淡，作品在词采方面反而呈现出质木无文的面貌，与西晋尚丽的文风大相径庭，这与道家重质轻文的主张相吻合。在徐氏看来，从哲学诗的角度看，东晋玄言诗既包含了诗人的社会体验和人生体验，亦表现其人生感受乃至哲学遐想。所以，从东晋玄言诗中，可以窥见当时诗人们的特殊内心世界，此世界以理性思考和追求智慧为其基本特色，与玄学清谈特点相表里，亦与玄学本质观念相一致。这种诗风，前代所无，是永嘉以来，在东晋特定的文化环境下形成的，因此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没有玄言诗的出现，此种诗风就不会在东晋形成，至少推迟产生，从诗歌发展史来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贡献。
徐公持的《魏晋文学史》对以往不太为人注意的一些东晋中小作家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表现出东晋文学研究方面的新拓展。例如湛方生，这一般文学史都不会提及的人，而徐氏却用一节篇幅，以数千字加以评述，使这个早已被人遗忘的诗人重现于文学史，并经典地指出，湛方生是东晋文学事实上的结束者，有了湛方生，陶渊明的出现就不再是突发的、偶然的。此前的文学史介绍东晋时，陶渊明就像是荒地上的一株嘉禾，而徐氏却以自己的研究证明陶渊明并不孤独。这是徐公持对东晋文学研究的独特贡献。
观百年东晋文学研究，前半个世纪有刘师培、鲁迅的开拓，是为开始阶段；1949年后由于特殊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研究进行得曲折而缓慢；70年代末以来，东晋文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以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为代表的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出现，标志着20世纪东晋文学研究全面走向深入。
【参考文献】
[1]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2] 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3] 刘跃进：《中古文学文献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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