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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意识”与日本战略文化的特点

时间:2009-8-8 16:46:20  来源:不详
了威信。当1853年美国海军将领佩里率领铁甲战舰来到浦贺港时,面对这从未见过的“黑色”庞然大物,日本人感到了惊恐万状和孤独无助。而当1856年日美两国就日本的“开国”问题进行谈判时,则正值“亚罗号事件”发生和中国输掉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际,这极大地影响了日本的谈判官吏,他们“深恐日本重蹈清朝的覆辙”,于是屈服于美国的压力,签订了日美通商条约,答应了“对外开放”。 
  (二)脱亚入欧 
  “黑船来航”无疑成了明治维新发生的基本原因。挨打之后有的人感到的是疼痛,有的人则感到的是对方的力量。1863年,伊藤博文去英国留学,看到西方的发达,便认识到日本“攘夷”是不现实的。所以他回国后致力于消除“攘夷”思想的工作,确立日本对西方的下位意识,参加明治维新,后来曾四次出任日本首相。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积极引进西洋文明,倡导“和魂洋才”,大日本帝国宪法本来是对普鲁士宪法的模仿,但后来成了明治国家的基本理念。经过“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等一系列改革之后,日本改变了政治制度,开放了门户,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富强。 
  维新的成功也使日本固有的等级秩序观念,特别是它的位置意识作为一种战略文化从国内拓展向国际,从内政发展到外交。他们开始对“大国”表现出强烈的向往和追求,大国意识膨胀的结果是确立了对“老大帝国”中国的上位意识。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日本开始不屑于与亚洲国家为伍,福泽谕吉在他的《脱亚论》中,提出了告别中国、朝鲜这样的亚洲“恶友”,加入欧洲先进行列的主张。还有人建议废除汉字改用罗马字,与西洋人通婚改良人种。 
  位置意识的变化,当然要求与新的上位者保持一致。这种意识一般高于道德判断,所以日本人毫无抵触地模仿着西方列强,对亚洲进行了殖民主义统治。他们首先为夺取朝鲜与清朝开战。然后,与大英帝国结盟,为夺取中国东北与俄国开战。最后他们向德、意看齐,与阻碍他们在大陆“开拓新天地”的英美开战。受到打击以后的日本人感到了美国的力量,所以二战后的日本又实现了由反美到“亲美”的转变。用日本前首相吉田茂的话说就是,“在这里,日本人服从权威者的传统性格”(注: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42页。)起了作用。 
  当然,用权力政治的观点也可以解释日本与强国结盟的战略传统,然而日本人服从权威者的传统性格显然要先于权力政治的理念,这种性格是日本民族文化中固有的下位意识的反映。“与强者结盟”就是与狮子站在一起,而不是与绵羊站在一起,这是日本战略文化意识的一个重要特点。从“日英同盟”到“德意日轴心”,再到战后的“日美同盟”,都证明了这一点。 
   

  四“普通国家”论——日本战略文化的连续性 
   
   (一)军事上的韬光养晦 
  战后日本无抵抗地接受“麦克阿瑟体制”是战败的必然,也可以说是其民族特性的表现。战后,他们重新承认美英等海洋国家拥有卓越的文化,放下武器以后,他们对于“凭借超乎日本人想象、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军事力量压倒了日本帝国的美国人”,表现了“随和、亲切”。(注:五百旗頭真外交戦略の中の日本ODA、国際問題2003年4月。)他们虽然没有忘记广岛、长崎的惨状,可同时也记住了战后美国大兵向日本老百姓分发巧克力的情景。于是,他们在外部强制和内部自律的双重作用下,对过去的极端军国主义政策进行了反省,逐步形成了以“和平宪法”为制约机制、以日美安保同盟为保障措施、以“专守防卫”为基本方针的安全战略,从而走上60余年的和平发展道路。 
  非军事化是日本在战后和平发展的主要特点。前首相吉田茂认为,日本应该首先在经济上得到发展,所以他曾经坚决反对美国的再军备要求,主张以“轻武装和经济优先”为主要特征的“吉田路线”。为此,有人认为这证明日本在战后形成了“反军国主义”(antimilitarism)(注:Jeffrey S. Lantis,Strategic Culture and Threat Assessment,http://66.218.69.11/search/cache?p=Jack+Snyder+stratgy+culture&fr=yfp-t-501&toggle=1&ei=UTF-8&vc=&fp_ip=CN&u=www.wooster.edu/polisci/jlantis/Strategic%2520Culture%2520and%2520Threat%2520Assessment.pdf&w=jack+snyder+stratgy+strategy+culture&d=Uzd0n0VuNz4v&icp=1&.intl=us/.)的战略文化。但是,这种判断未免武断,因为吉田茂也不是绝对反对再军备的,他只不过是在当时的背景下主张优先恢复经济而已。 
  到了60年代后期,随着日本在经济上的发展和实力的逐渐充实,情况自然地发生了变化。这时,吉田认为,现在“在防卫方面,日本也似乎即将度过依靠别国力量的阶段”(注: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第93页。)。他开始鼓励日本人说:“日本人是富于冒险精神的国民,而且他们的眼界决不会仅仅限于日本这个范围。对今天的日本来说,最重要的是,抱有理想,并且到广阔的世界中去寻找舞台。”今天,日本企业已经遍布全球。 

(二)“普通国家”论 
  战后日本在军事上韬光养晦,显然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东山再起,就算60年的和平发展能够孳生出“反军国主义”的战略文化,却不能保证它会是一种可以定着的文化。其实,战后日本的保守政治家早就打算在美军结束占领以后修改宪法,如岸信介曾致力于修改安保条约,建立自主的国防体系,争取日本的自立,但未能如愿以偿。 
  不过,日本人对世界的风向格局一向有非常敏感的反应,横向看齐意识使得他们能够迅速赶上潮流而与世界接轨。在冷战结束和全球化冲击下,现在日本又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产生了对非民主国家和“失败国家”的上位意识。 
  然而,现实却令他们焦躁不安,海湾战争的400多亿美元战费中,有130多亿是日本支付的,但是,美国舆论还是指责他们对世界和平“只出钱,不出力”。科威特发给美国媒体的感谢信中也没有提到日本,这对日本是个不小的冲击。日本保守政治家开始意识到“非军事化”已经不能满足美国的要求,也不能使日本获得自己的位置。于是,他们提出了“普通国家”战略,要使日本成为一个能够在军事上对世界和平做贡献的国家。 
  “普通国家”(有时译成“正常国家”)这一概念,最初出现在日本政要小泽一郎于1993年所著《日本改造计划》一书。该书称:日本既已成为经济大国,那就应当成为“国际国家”,其前提是首先要成为一个“普通国家”,和其他国家一样拥有一支像样的军队,配合联合国(其实主要是美国)到海外执行和平任务。 
  这样,“普通国家”战略也就与“入常”,进而成为政治大国联系起来,成了日本人上位意识和大国意识的反映或者说是恢复,它反映了日本战略文化的连续性。 
   
  五日美同盟——复杂的对美位置意识 
   
  (一)同盟的变质 
  冷战的终结为美国支配全球市场提供了条件,“全球化”的概念便是其理论根据。但与冷战时期的跟苏联平分天下不同,美国似乎对于独霸世界显得心有余力不足。它要镇压那些谋求地区霸权的国家,可又无力单独完成所有的任务。它必须依靠地区性“二号大国”(注:サミュエル·ハンチントン文明的衝突と21世の日本、集英社新書、205頁。)作为补充,必要时借其力量牵制地区性霸权国家。这种“二号大国”在亚洲就是日本。第一次阿米蒂奇报告提出了“美国与日本——向成熟的伙伴关系迈进”的建议,其中指出“日本禁止集体自卫权是对同盟间合作的制约,只有去掉这个制约,紧密的有效的安全保障合作才能实现”。(注:中曾根康弘·石原慎太郎永遠なれ、日本、PHP文庫、2003年、182頁。) 
  从日本方面看,其对美下位意识还没有根本改变,这意味着它短期内会继续追随美国以获得最大的利益。冷战后,他们越发自觉地推行这一政策,小泉纯一郎就曾不无自豪地说“只要把日美关系搞好了,其他关系也就不在话下了”。其实,早在1995年11月,日本就迎合美国的亚洲战略,修改了《防卫计划大纲》,并在1996年4月的《日美安保联合宣言》中重新定义了日美安保目的,规定日美安保体制从冷战时期的对苏联防卫转为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从而修改了1978年11月的旧“防卫指针”。日美安保的性质已经发生改变,由反对苏联的霸权转为维护世界的和平和牵制中国的地区性“霸权”。 
  前防卫大学干事、自卫队北部方面军总监、著名军事评论家志方俊之为日本的对美追随政策做了最好的说明。他说:“日本作为一个海洋国家,不管喜欢不喜欢,都有必要与具有相同价值观和同样是海洋国家的世界最强国家美国保持同盟关系。我们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保卫自己的海上交通线,必须与美国维持这种同盟,别无选择。我们不可能放弃日美同盟,谋求包括核武器在内的独自强大的军备,而与具有不同价值观和不同安全战略的国家建立军事同盟。”(注:志方俊之最新極東有事、PHP研究所、1999年,147頁。)他的话是日本人位置意识的典型表现。 
  (二)自主倾向 
  日本作为地区性“二号大国”,与狮子站在一起的心态是同时具有上位意识和下位意识的,它反映了冷战后日本对美追随政策中还有争取自主性的因素。安倍晋三说:“日本不能独自确保自己的安全”的状况“现在仍然没有改变,日本应该有‘自己保卫自己国家’的气概”。(注:安倍晋三美しい国へ、文春新書,2006年、129頁。) 
  其实,日本人的对美自主意识,早在70年代中期日本成为经济大国以后就逐渐显露出来。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曾抱怨日本的国防基本方针缺少自主防卫的思想。 他说,日本的防卫方针“依靠联合国与美国是中心内容,自主防卫内容却很淡薄,一点不像一个主权国家的防卫方针,是一个让人感到耻辱的方针”。(注:中曾根康弘·石原慎太郎永遠なれ、日本、96頁。) 
  可见,所谓自主防卫意识总不免带有摆脱美国的味道。石原慎太郎曾与他人著书宣扬日本可以对美国说“不”。他说:“现在这个不能明确表示自己意思的日本,就像一个给人当妾的缠足的小脚女人,自己想站起来却因为脚萎缩而站不起来,自己都不能支撑自己,我看都不愿意看。”(注:同上书,第105页。)他是在抱怨日本在对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上不够强硬。他还说:“现在的日本虽然有实力,但是一点也感觉不到有在亚洲发挥领导作用的意思,甚至连这样的战略也没有。”他警告日本人,如果这样下去,日本就会从所谓“日美欧”三极中脱落,沦为第十五六位的国家。(注:同上书,第42页。)石原的观点虽然不能代表一般人的看法,但也说明经济成功以后日本一部分人的对美下位意识正开始转化为上位意识。 
   
  六中国观——上位意识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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