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非常荣幸今天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来做这场报告。我知道，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要研究的是中国。可是，我今天这个题目，要跟大家提一个这样的问题：仅仅靠中国文献来解释中国，是不是就已经足够？

　　大家都知道，一面镜子看到的，仍然是一个平面的、单向的对象。你也想看后脑勺怎么办呢？你要想看侧面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提倡一个用更多面镜子认识的方法，不仅仅是用一个同一的“西方”作为我们的镜子，我们周边那些文化，文化共同体，文化国家，文化民族，也有可能成为跟我们互相作为镜像来认识的一面镜子。有人说，那些什么朝鲜、日本啊，过去不是汉字文化圈的吗？我们中国人会有一个想象和印象，就是说他们跟我们差不多，以前不都受我们汉唐文化影响吗？大家千万别那么想。日本人跟中国人的差异，不见得就比法国人跟中国人的差异小。尤其是在近代，在十七世纪以后，大家在文化上越来越分道扬镳，实际上彼此之间的差异是越来越厉害的。尽管它们也许曾经共享过个一个传统，曾经都受过中国汉唐文化的影响，但实际上彼此之间的那个差异，已经开始显露出来。特别是，当我们用那个相对来说似0乎很小的差别，来仔细地比照自己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细部特征。

　　可是呢，在我们今天学术界，能够摆脱“以中国解释中国”这种固执偏见、也能够跳出仅仅用西方来透视中国的简单模式的人，还不是那么多。所以，我觉得通过周边，通过周边所保留的各种有关中国的文献，来认识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重新认识中国的途径。 　

　这些文献有哪些价值？

　　当我们去看这些资料的时候，越来越发现问题的严重性，但同时也确实有越来越多的发现，外面的这些资料太有用了。当我认真看这些文献的时候，觉得很震惊。这个震惊不仅仅是因为它非常的多。刚才说到《韩国历代文集丛刊》3000册，《燕行录全集》106册。可是还没说越南和日本呢，越南汉文文献不少呀，日本的《唐通事会所日录》也不少，描述清代初期中国情报的《华夷变态》也好几千页，这些都是零星一小角，如果你看日本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纂的史料，你就会发现里面有关中国的东西太多了。比如说，在长崎保留的日本官员对中国船员、中国商人的讯问记录，就有好大一堆啊。

　　大家都知道法国年鉴学派，以及现在意大利的历史学者，常常会运用审讯文书来做很细的研究，比如说《蒙塔尤》、《奶酪与虫》这些名著。如果我们善于使用，也可以找出一些很有趣的东西来呀。比如，日本当时对来日本的中国船主和商人都做讯问，像每一条船带了什么东西、有多少人、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出生在哪里、籍贯在哪里，都记录下来。此外，他们还会问各种问题，它有很多常问的问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左到军事、右到经济，什么都有。这些资料反过来就是了解中国的好东西啊。当然，那个时代日本、朝鲜对中国的了解和对中国的记录，有很多见闻，也有很多记忆，也有很多想象，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彼此开始隔绝了。大家都知道，十六世纪末期，就是在丰臣秀吉打到朝鲜以后，中国、日本之间就彼此在文化上隔绝得很厉害，互相也没有信任了。而十七世纪中叶，在满族占领了整个中国以后，朝鲜尽管还按照规矩朝贡，但是在文化上也跟中国有很多隔阂，所以对中国有很多想象和偏见，那些资料里面不完全是见闻和实录。

　　我跟大家讲几个故事。一个故事就是，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人提倡穿汉服吗？当然现在所谓汉服并不是汉代服装，而那个时候的朝鲜和日本文人和官员最主张的是大明衣冠。像朝鲜使者一到中国来，就讽刺中国的汉族文化人，说你们都变成蛮夷了嘛，身上穿的是野蛮人的满清衣服，反过来，虽然我们本是蛮夷，生活在文明边缘，可是现在我们身上是大明衣冠，所以，真正的中华文化已经转移到我们这儿了，你们那儿是“明以后无中国”，我们这儿却“应是小中华”，文化观念已经变了，对中国的观察就会有偏见和想象。

　　第二个故事，是一个江南女子季文兰的传说。季文兰在传说中是江南女子，被满人把她的丈夫杀掉了，然后把季文兰从南方掳到沈阳。在路经北京附近丰润县的榛子店的时候，季文兰就在墙上题了一首诗：

　　椎髻空怜昔日妆，红裙换着越罗裳，爷娘生死知何处，痛杀春风上沈阳。

    日本汉文文献《华夷变态》，是清代前期日本长崎官员对中国人的询问记录。　　这件事情在朝鲜人的文集和《燕行录》里面被提过几百次，有好多首唱和诗，每个朝鲜朝贡使者经过榛子店的时候，都在这儿发感慨，为她掬一把辛酸泪。这个事情暗含着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家仇国恨”，意思是满清的野蛮人把汉族的文明人打败了以后，连江南秀才之妻也被掳走为奴了。传说越来越厉害，就出现了很多想象。可是，这件事儿是子虚乌有，压根儿就是想象。为什么？这件事据诗下面的小序，是发生在戊午正月二十一日，可戊午这一年并不是明清易代的时段，如果是明朝万历年间的戊午，满清军队打不到江南去，甚至连北京都打不到。实际上，这个戊午是康熙年间平定吴三桂的时候，而季文兰的丈夫应当是吴三桂部下。朝鲜人知道不知道？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情是个美丽的误会。但是尽管如此，一直到光绪年间，还是不断出现对季文兰的想象和唱和，把她想象成家破国亡的故事主角。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朝鲜人对清帝国是怎么样想象和理解的。

　　第三个故事发生在1764年的日本，朝鲜通信使到江户祝贺德川家第十代将军继承职位，在归国途中经过大阪，有一个翻译铃木传藏把通信使属官崔天宗杀死了。过了若干天，铃木传藏被捕处死。这个事情很简单，无非就是杀人偿命，特别之处只是杀的是外国人。可是，这件事情在日本很多文学资料里面被想象和改造，变成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传说被杀的崔天宗在日本曾跟遊女交往，后来崔天宗回国，而日本游女生下了孩子，崔天宗回国后，由于老婆跟外甥私通，合谋把他杀了，他的外甥还冒名崔天宗当了通信使属官，若干年后再到日本。但这时崔天宗跟日本游女的孩子长大了，就是铃木传藏，为了给父亲报仇，他把冒名顶替崔天宗的外甥给杀了。大家看，这件事情无非是想象出来的故事。可是，这件事情在日本广泛流传，为什么呢？有学者讨论这个问题，就指出它跟另外一个流传很广的跟中国有关的故事可以对比，就是“国姓爷合战”的故事。日本人之所以会对郑成功和铃木传藏有兴趣，有一个共同点是，他们的母亲都是日本人。日本文学通过这两个故事表达的意思是，日本的孩子才会有复仇的决心和付诸行动的能力，无论是家仇还是国恨。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当偏见不能去除的时候，日本人和朝鲜人对中国的记载里面，就会有很多是想象，在这些想象背后，可以看到保留在他们心中对于中国的一些认识。那个时候已经不是汉唐时代，而是明清时代了，朝鲜和日本带有偏见在想象和观察中国。当然，更多的不是想象，是实实在在的资料。我们知道，中国史书的记载，因为有时代的忌讳，也有传统的观念，所以，有些事情我们不记、或者被删掉，逐渐使得中国历史被观念重铸了一个脉络和图像。可是旁观者清，当时的日本人和朝鲜人到中国来，他看到很多他觉得有趣的东西，他就会记录，这些东西可能中国人就不记录。比如说，咱们现在有很多演皇上的清宫戏，你们也可以从各种画册里面找到康熙、雍正、乾隆、嘉庆这些帝王的形象，但是，在我们的文献里面，很少看到直接、生动地描述皇帝长什么样儿的。可是，我们在《燕行录》里面看到不少，因为他们是朝贡使，他们在正月初一的时候要面见皇上，他们就会记，可是，他们又没有忌讳，所以他们记得很真切。比如说康熙，就说他“身长不过中人，两眼浮胞，深睛，细小无彩，颧骨微露，颊瘠颐尖”，而道光，他们会说道光皇帝长的很丑，说牙都掉了好几颗了，“黄面，上广下狭，短须无髯，脸长细眉，大口齿落，身长背偻”。像这些东西，我们过去就在史料上不大容易看见。又比如，如果有兴趣研究东亚的近代史，也可以从日本人、朝鲜人的记载中找到很多资料。像朝鲜有郑健朝的《北楂谈草》，金允植的《天津谈草》，这都是他们和很有名的中国官员的对话笔谈记录，我们可以很惊诧的看到，当时的李鸿章在日本和朝鲜之间的态度，看到朝鲜人跟许其光、周玉山、刘芗林、马建忠、徐建寅、罗丰禄这些当时很重要的人物关于国际关系的对话。在异域记载中，有很多可以补充历史的细节，有些历史细节我们也曾经看到，可是他们记的，跟我们的可能不一样。也许能够帮我们重新理解历史，我们现在谈论“现代性”，在中国历史里找呀找，可是这些所谓“现代性”的现象在清代很多，比如说，人的自然生死可以平静面对泰然处之，这可能是现代人的理性观念，宗教信仰应当多元化，这也是一个现代性的表现，男女之间可以平等，这也是一个现代性态度，商人和市场的普遍和地位提高，这也是现代的表现，可这四样东西在清代好像都非常普遍，以后见之明来说，它都是进步。可是，看日本人和朝鲜人的记录，在他们看来，恰恰是这四样现象表明，中国是彻底堕落了，文明沦丧了，传统断绝了，他们最看不惯的是，第一是丧礼用乐，第二是当时中国崇拜的不是孔夫子，而是佛陀和关公，第三是男女无别，内外之分相对来说不严格，第四是经商之风大盛。如果按照一个现代化的模式来看，也许要说满清王朝给我们带来了“现代性”啊，可是呢，用朝鲜人和日本人的观念来看，这就是汉唐中国的灭亡，汉唐中国文化的沦丧。

　　历史上的有些细节很有趣的。最近，周振鹤教授作了一个有关中国船只到日本去所携带（持渡）书的研究，如果你注意到中国船当时到日本去，带了什么书，什么书好卖，日本人需要什么书，你就可以看到中国当时的刻书业为得到利润刻什么书，而日本受到什么中国书的影响。这是很有趣的细节，我们做思想史、文化史的人，特别有兴趣的还有在日本、朝鲜的文献里面，到底可以看到当时中国人的思想和学术风气有什么变化？比如说，在朝鲜人的记载里，可以看到中国当时北京琉璃厂十几家书店卖的书，你就可以知道那时候的学术风气是不是在悄悄发生变化。虽然官方还在拿程朱理学来考学生，可是在琉璃厂买不到程朱理学的书。有一个朝鲜人跑来跟纪晓岚讲，说托你买点程朱理学的书，纪晓岚讲，近来风气都变了，都重《说文》、《尔雅》之学，你要的那些书，北京买不着，还得派人到江南去给你买。可是，我们又接着提个问题，江南不是流行考据学的吗？为什么江南能买的到呢？如果把朝鲜人详细抄的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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