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分了。其实在当时的记载里面，也有很多是讲万历、崇祯年间如何混乱和腐败的。比如说，使节来北京的时候，要见什么人，还要送银子送东西。当时，中国人最喜欢朝鲜三样东西：扇子、人参、高丽纸。都得送啊。送了贿赂，然后心里就气得不得了。可见当时对大明帝国的见闻、印象可能很不好。可是等到大清帝国取代大明帝国，在他的记忆里面大明帝国就变得很好了，好像是理想世界、文明大本营了。这是事后的记忆，记忆是会出问题的，有真的，有假的，有对的，有错的。第三个词是“想象”，甚至是带有偏见的想象。这主要是因为自从十七世纪中叶以后，日本、朝鲜，包括安南，对中国的满清王朝怀有偏见。其中，和中国最接近的朝鲜人，偏见最多。因为朝鲜人恨满清人，为什么呢？因为满清征朝鲜，签了城下之盟，使他们感到很屈辱，比如，在朝鲜汉江边儿上有一块“三田渡碑”，就是大清皇帝功德碑。这个碑（文）里面有一段话，说：“来，朕全尔；否，屠之”。就是说，来（投降）我就让你活，你不来投降，我就杀了你。这个“三田渡纪功碑”在朝鲜人心目中是耻辱，所以，那时的朝鲜人一方面感恩万历皇帝，一方面恨皇太极，一直到光绪年间，还有人记这是崇祯后多少多少年嘛。所以，他记载满清的事儿的时候，有时是带有偏见的，是带着那种偏见在想象。比如，他想象很多中国的汉人在戏台上保留大汉衣冠，是为了启发历史记忆，引起后代的汉族人反对满清。这都是他的想象啊。又比如说，蓟州城外（就是在北京附近）有一座山，他们传说，山上供的是杨贵妃，山下供的是安禄山。他就想象，中国人已经没有是非，真是无耻了，这两个明明是使大唐帝国崩溃的两个坏人，像这样的人你都祭祀他，真是道德沦丧。山下有两个石头人，被绑在那里跪着，他们又想象，还是有有良心的汉族人呀，这是让杨贵妃和安禄山受历史审判呀。其实是什么呢？实际上是《水浒传》里面石秀杀的那个奸夫淫妇，不是杨贵妃和安禄山。他们就是这样想象的。所以，我就说有见闻、记忆和想象。这个要仔细鉴别，也要有同情地了解。但是，中国的官方记载，它的删改、它的扭曲，不是在这个方面，常常是政治因素比较多。就是说，由于政治的忌讳，它有删改。还有呢，就是受到中国人对什么是历史、什么是重大的历史的观念影响，它要记载的是重大的历史，是它认为重大的历史。所以，在这一点上，它跟朝鲜、日本文献中的想象、扭曲、删改、遗忘，方向是不太一样的，还是有一点点区分的。
提问：葛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今天精彩的演讲。我的提问可能无关宏旨，只是针对您演讲中的一段评论提一个问题。您在演讲当中，对当前我们国家文史学科的发展表示了一些担忧。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您认为对公众关心的一些问题，文史学者作出的反应不够，即便是作出的一些反应，您也是很有保留的。那么，我想问的是：文史学界对于社会关注的问题作出的反应，到底是什么样？是说通过文史传统证明这些问题不足为奇、古已有之，还是能够提出一种价值评判的立场或其他？正如一个哲学家曾经讲过，哲学存在之所以能引起公众这么大的热情，就在于它能对现实问题做出自己的回应，所以它才不至于消亡。您是不是也认为：文史学界如不能对现实做出自己的反应的话，那么，它的存在是不是也需要得到质疑呢？谢谢。
回答：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太重要，我的回答可能只是一个局部回答。第一，我觉得文史领域的学者，对于公众问题的回应，有一些分寸。首先，它不应该越出学术的范围，这是谨守本分。 就是说，首先是站在学者的立场，以学术的方式来回应。这是第一。所以，我一直强调说我们要远距离关怀，而不是近距离的肉搏。这是第一。第二，当你有余力，当你有其他的力量，在做学问的时间之外，你应该去回应。这就是我们这批人，包括我跟孙老师年纪的这一代人，为什么常常会用两支笔写文章的原因。一支笔写学术文章，一支笔写文化评论或者说社会评论，我自己就是这样。但是，我是很注意的。就是说，在这个社会文化评论方面，我不要假装你是学术，或者你不要在学术里面又掺了很多社会评论。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说，你有余力的话，你应该关心社会，介入公众问题。第三，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当我们去介入社会，去回应社会问题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希望你的回应得到大家的关注，而去扭曲了你自己的本意。我觉得呢，现在文化界的人常常为了迎合传媒的需要，在回应公众问题的时候，常常采用的是哗众取宠的方式，那不是办法。所以，我们这批人，说老实话，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经历过上山下乡、经历过中国整个改革开放这个时代的人，其实，你说我们不想回应现代这个社会的问题吗？很想回应。但我总不太希望，就像过去的“影射史学”一样，把学术跟社会、政治混成一块儿。
文史学界是不是能够回应一些问题呢？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回应问题的方式得注意。
提问：葛先生，您好。您提到中国与日本文化上已经有很大不同。那么，我想问的是：在近代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中、日两国近代化走的路完全不同，结果差异也非常大。两国文化最大的不同在哪儿？它对近代化选择的道路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谢谢。
回答：这个问题也很大。我也只能就我所知道，或者我所关心的领域，去做一个简短的回答。从文化的角度来讲，中国文化是一个具有非常强的主体性和整体性的文化。用我们一个熟悉的比喻说，中国文化常常是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而日本的文化，大家都知道，一方面它上层文化受汉唐的影响，但它下层文化即丸山真男所说的“执拗的低音”那个生活层面的影响，它不具备很强的系统性和主体性。所以，你看，在晚明，当西方文明进入东方的时候，中国人最关心的是什么？天文学、数学，对不对？还有地理学。为什么关心天文学第一？是因为它要从整体从宇宙论那里得一个系统解释。可是日本呢，恰恰因为它没有这种主体性，外面的知识来了就可以用。所以，日本在“兰学”时代，它流行和最被日本人接受的是航海学、本草学、解剖学、医学。所以，日本很多重要人物，很多是医学家出身。这个文化整体性、主体性有没有，是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一个很大的差别。所以，日本可以很容易地说，你来什么我就照单全收；中国人不，我还得想一想“体”和“用”能不能沟通，然后咱们能不能有一个完整的解释，从天文到数学是不是有个完美的体系，你不解释清楚，对不起，我不接受。所以，我想在这一点上，中国和日本就有差距。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中国和日本还有一个差距。中国的君主专制笼罩性非常强。整个中国的政治同一性，被君主控制得非常厉害。可是日本，你知道，各个地方的大名、将军，天皇没什么权力的。所以，它呢，在政治权力的方面，它很容易就有空间，然后进行改革。再说第三个。中国的下层社会，下层社会生活的伦理、道德和对文化的看法，实际上跟上层社会是有密切联系的，可是，日本的上层社会的文化跟下层社会的文化的分离性很强。所以，这个它也有空间。丸山真男在《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里面，提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想法：过去日本社会接受朱子学，觉得社会、天理、人是一体的，但是，当日本的古学家起来了以后，天理跟社会分开了，天理管不着社会，社会自成系统，自己就可以改变，它不需要天理的约束，即天不变、道亦不变，你天不变，我道也可以变了，我这个社会也可以变了。接下来，国学一起来，“去中国化”，跟你中国文化再分离，传统的那个上层精英文化就不再有那个强烈的笼罩性，也不成为主流的文化，这时候更容易接受外来的文化。所以，我想呢，中国跟日本的近代化的途径不同、结果不同，可能原因非常非常多，但是，仅从文化的角度来讲，我个人想到的就是这样。
提问：您精彩的演讲，给了我这样一个认识：我们应该把西方的镜子和中国周边的镜子结合成一个立体镜，既可以研究中国的大端，又可以见其细节。那么，我想问的是：如何把西方和中国的周边更好结合在一起？谢谢。
回答：其实我觉得，国学也好，文史之学也好，所做的事情用一个简单的概括来讲，就是认识中国，或者说重建中国的自我认识。那么，中国仅仅靠中国自己来认识自己。就像我开始讲的那样，你自己没有对立面，你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可能找到多面镜子，包括西方这面镜子，也包括周边，比如说日本、韩国这样的一些镜子，这并不矛盾。我倒是觉得，在寻找多面镜子的时候，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你有没有认识中国自己的主体意识。比较，可能有多种方法，但是比较的结果是要你自己体会和琢磨出来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你自己的判断，你不可能有比较后的自我认识。大体上说，西方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跟我们文化传统差异性比较大的，我们可以借用西方来了解中国文化和西方的比较整体的差异，了解中国文化比较明显的特征。我想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可以通过朝鲜、日本、越南的史料，来看看，在他们眼中，原来和他们同出一个汉字文化传统的中国是怎么变化的，这些变化如何使中国和它们之间渐渐不一样了。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观察和描述，了解这么一些国家和文化群体，彼此之间会生出什么一些差异，这些看上去细微的差异，说明在我们跟西方有巨大差异的同时，跟这些周边的文化差异也逐渐地扩大。正是因为这些扩大，中国文化的轮廓就越来越明显。如果你没有那么多的比较的话，中国文化的边境和轮廓你反而描述不清楚，因为你可能跟朝鲜文化、跟日本文化混成一团了。有很多人总以为，中国跟东亚特别是日本、朝鲜，好像大家都是黑头发、黄皮肤，好像都差不多的，而且大家都用汉字、都信仰儒家和佛教，都用汉唐法律传统啊。其实，至少在近世越来越不一样，在越来越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恰恰慢慢能够定位叫做“中国文化”的文化到底是个什么，叫做“中国传统”的传统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现在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中国？这个问题好像在中国学界还没有成为问题，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大问题。这是因为我们都觉得什么是“中国”仿佛天经地义，不必多虑，可是，现在有人要提出什么是中国，你该怎么界定？如果你有“周边”这些资源，又有一个“西方”作为对照，就好像有了边界和他者一样，我觉得问题就比较好回答一点。
上一页 [1]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