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物。我们现在了解的清代思想学术史，常常需要知道一个时代有哪些重要的人物，可是，过去的思想文化史上的人物，都是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胡适、钱穆他们开列给我们的，我们习惯地接受这种重要人物的清单，可是，你要看当时的朝鲜人在北京跟普通文人聊天的记载，你可能想不到那时候一般文人崇拜的文化领袖是谁，比如在道光年间文坛上，北京的文人告诉他们，成都的周向善、云南的汪坚很有名，而领袖人物是孙玉庭、汪廷珍，因为他们“位至卿宰，主当世之文柄”，下面则是有四大名人，湖北人陈沆、广西人陈继昌、四川人王炳瀛、安徽人凌泰封，“皆为翰林之官，号为翘楚”，可是除了陈沆，我们的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会提到这些人吗？但是从朝鲜人的记载看，当时他们确实是名人，如果回过头来，重新通过当时的眼睛看当时的风尚，也许图景会不一样，当我们重新追溯一个时代的知识风气，我们会发现现在的历史描述，常常只是我们的后见之明。所以，我们有必要回到当时，用那时的眼睛来看，当时的眼睛也许是客观的，特别是当时异域人的眼睛。所以，我们要重视这些资料。

　　总的来说，日本、朝鲜以及越南保存的这些史料的意义，首先，就是让被删减、遗忘的历史复活，其次，就是让我们有可能再看到鲜活的具体的历史场景，给我们补充很多历史的细节，最后，是给我们一个文化比较的背景，这一点我觉得这些东西非常珍贵，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去做。

　　为什么中国学术界对这些资料始终关注不够？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我就要谈中国学界对这些东西的关注为什么始终不够呢？我想在这点上，有时候中国学术界会有一点点自满和自大，总觉得自己的史料充分，自己的历史研究也非常的完整，不需要借助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我觉得是我们中国的很多学者，习惯了用“西方”这一面镜子，而不太习惯于用日本、朝鲜、越南和蒙古这些资料。

　　我前几年到日本、韩国去过几次，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日本人，对朝鲜文献、对越南文献，甚至对中国的满族文献以及蒙古文献，研究得非常深入。可是我们呢？做得非常不够。日本人对朝鲜文献，尤其是朝鲜汉文文献有很多的研究。我们简单地举个例子。日本的天理出版过一个杂志，几十年了一直到现在，是一个重要杂志，叫做《朝鲜学报》。这个《朝鲜学报》，我查了一下咱们的图书馆，只有几家图书馆收藏。可是《朝鲜学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杂志。日本大学很多的图书馆，都有《海行总载》、《同文汇考》、《承政院日记》等等朝鲜资料，可是我们没有。日本有一大批研究朝鲜的学者，我们也没有。当然，日本对于朝鲜的研究传统，来自日本殖民者那儿，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但是，中国人难道不应该去好好做一下周边研究吗？更何况我们通过周边反过来看中国，多了些视野和角度，看得中国形象立体点儿不是很好吗？

　　我跟大家讲一个词叫“较量”。学术也像是比赛，学术界跟学术界之间，也存在着很多“较量”。中国学界常常是关门主义，在门槛后面耍大刀，不去“华山论剑”。当然，当你只是研究中国的时候，没有问题，反正谁也搞不过你，拿出去就是天下第一，日本人、朝鲜人、包括欧美人对中国作研究，有个天生不足，他看中国书很慢，还得查字典，中国人天然的就能一目十行，当然有优势。可是，一旦你把你研究的范围和视野扩大到周边，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上，在同一个裁判手下，你就要接受检验，你的研究就要放在国际评价舞台上，要人家来评价。中国人有没有这个本事？中国学术界要不要有这个本事？把自己的研究放大，然后跟他们互相较长论短？我这个话在很多场合都讲过，当然，将来这方面有可能中国人比日本人、朝鲜人做得还好。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文献大都是汉文写的，中国人看起来容易得多。

　　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

　　它在学术史上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这里我要接着讲的是，这方面的研究，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有什么意义。

　　我个人觉得，如果大家都开始关注这些领域，也许将是中国学术史发生变化的一个契机。我有个很固执的想法，我觉得，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两次变化对于学术的国际化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次，是清代中后期对于西北地理、蒙古史、辽金史的关注。大家知道，自从钱大昕以后，当时清朝的学者逐渐开始关注到中国的西部，关注到满汉之外的异族历史地理和文化，包括像张穆、徐松等，一直到后来的沈曾植。他们的研究使中国人的历史研究和地理研究，超越了汉族中国空间。它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逼得你不得不去看“异族之史，殊族之文”，不得不去看外文资料，不得不学术国际化。这是中国学术走出传统中国学术的第一步。

　　第二步是什么呢？第二步是敦煌学。敦煌学给中国人带来的冲击是很大的。为什么？因为敦煌学给中国学术带来的一个变化就是，你不得不去关心中外交通，不得不去关心儒家以外的，不仅是佛教，还有像祆教、景教、摩尼教等所谓的三夷教的问题，不得不去关心西北的地理、中外交通的地理问题，而且还不得不像季羡林先生那样，去学异族的死文字。这些资料又涉及到天竺、贵霜、大秦这样的一些异国、他族、以及宗教和文化。为什么我们现在称赞陈寅恪先生、向达先生、傅斯年先生等等有眼光？为什么当年中国最好的研究所叫做历史语言研究所？道理很简单，学术问题、内容、方法已经变化了，学术不得不国际化，不得不进入国际的学术语境。所以，陈寅恪先生讲这叫“预流”。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中国学术逐渐国际化的这两次变化，它的重心都在西边。我们能不能在这一次变化里面，使它逐渐地、部分地转向东边？如果我们关注周边，关注到日本、蒙古、朝鲜、越南的文献，我们也会向学术界提出很多要求来。你比如说，你是不是要拓展过去传统的史料？你是不是要懂得外面的研究？你是不是要掌握一门以上的外文？也许有这个条件的话，可能会使学术界发生一点点变化。

　　老实说，我是觉得中国文史学界现在有一点点沉寂、有一点点停滞。它的沉寂和停滞表现在关心社会与关心学术两个方面。在关心社会上面，中国的人文学科、文史领域，好像失去了回应公众提出问题的能力。好像有些文史领域的学者越来越技术化，变成了一个专业领域的从业员。另外一方面，在我们的专业学术研究里面，我们好像是始终在一个格套里面，视野就那么宽，做的方法也就大同小异，大家都在一个固定模式里面翻来覆去，仿佛复印机复印似地在生产所谓“学术”。

　　可是，我们能不能做一点这一事情？第一，扩大我们研究的视野，把视野超越汉族中国，走向更宽。第二，我们能不能使我们的研究跟国际学界有个对话？第三，能不能掌握更加国际化的研究工具，也就是语言工具和概念工具？

　　最后的话

　　最后，我要讲一点感想。自从十七世纪以后，整个东亚，各个文化区域和群体，慢慢地偏见和距离越来越大，彼此开始产生很多傲慢，也有意识地拿着放大镜在寻找对方身上的那个瑕疵。在观看对方的时候，一面想象对方的瑕疵，一面在涂抹自己的油彩，把自己变成是一个文化正宗，变成是一个文化上屹立不摇的中心。可是，我们不要以为这种事情对中国是不利的。我们应该看到，在彼此这样观看的时候，我们能够多一面镜子来认识自己。因为在这种彼此观看中，在互相用放大镜挑毛病的时候，我们看清楚了彼此身上细部的问题。所以，彼此作为镜子是很重要的，中国不仅仅是需要西方一面镜子，可能还需要东方的好多面镜子。只有这样多面镜子交互照，你才能看到一个立体的中国。

　　镜子是需要一层不透明的膜才能成为镜子的，恰恰就是他们对我们有偏见，他们对我们有歧视，他们要记载我们身上的种种缺陷，才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自身。所以，现在流行的一个时髦的词，就是“互为他者”。“互为他者”其

　　实就是日本人通过中国来看日本，朝鲜人通过中国来看朝鲜，同样，我们中国人也可以通过日本、朝鲜反过来看中国。我们长期以来，太看重那个似乎跟我们完全不同的“西方”，觉得不是中，就是西、不是西，就是中。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原来曾经共享过一个文化传统，可是后来却分道扬镳的这么几个不同的文化群体，通过他们的眼睛来看我们自己？在通过他们的眼睛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又多了好多历史文献，这不是对我们都挺好的事情吗？所以，今天我用了一个很文学化的名字叫“揽镜自鉴”，拿起镜子来照自己，而镜子不是一面而是很多面，所以说是“从域外汉文史料看中国”。

　　谢谢大家！

　　【提问与回答】

　　提问：在您的研究过程中，您觉得从西方看中国，与从周边看中国，有什么不同？请谈一下您的感受。谢谢！

　　回答：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要说明两点，就是说，我们提倡从周边看中国，并不是排斥了西方这个视角，不是排斥了西方这个镜子。西方对于中国的观察，因为它的异质性特别强，所以，它能够让我们迅速地、很清楚地看到我们和他们不一样的地方。但是细部，我们还是通过“周边”这些跟我们的文化似乎曾经很像，似乎曾经在一个文化圈里面的人的角度来看，才能能够让我们更多地看清细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西方人看中国，比如说像马嘎尔尼时代，其实，那个时候的西方跟中国的文化，在观念中已经基本上处在对峙状态了，这个时候，西方人对中国文化，异质感受就特别强。比如，他们不像朝鲜，朝鲜人说我们“本是同根生”，只是现在你们跟我们不一样了，所以他们注意到的，跟西方人注意到的文化变化是很不一样的。当然，马嘎尔尼使团时代，我建议你看最近台湾新竹黄一农先生的论述，那个时候的英国人——扩大一点欧洲人对于中国的看法，变化很大。马嘎尔尼不能代表当时的欧洲，因为他是一个使团的官员和首脑，当时欧洲人已经对中国的看法处在转变之中，但这些看法，都建立在他们对“异域”和“异文化”的感受上。

　　提问：葛先生您好！中国史书很多都是官方记载，里面肯定会有一些忌讳，当然也有所谓的“春秋笔法”在其中。这时候我们确实需要从客观的角度，对它进行补充。您今天提到的诸如自朝鲜、日本、越南等异域的史料，可以作为一种很好的补充。但是，这些史料中，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些文化对于中国也有不同的认识，它也有它的主观性，也有它的偏见与傲慢。那么，在恢复您提到的被删减、遗忘的历史，也就是让这些历史复活的过程中，在这两种偏见，即在中国官方史书的偏见与外国其他资料的偏见中，究竟该做怎样的取舍？该秉承什么原则呢？谢谢。

　　回答：你这个问题本身就包含了一个很有道理的回答。我用三个词来概括域外有关中国的文献。第一个是“见闻”。见闻基本上是当时的实录，他看到什么就记下来。比如说，看到正阳门外的戏院，戏院里面的座位，座位留给谁，一个座位多少钱，旁边卖瓜子、小吃的人是怎么样。这个是见闻，我们可以相信它。但第二词是“记忆”。记忆跟见闻就有差别了。因为记忆是事后的判断，而且记忆里面又受到原来记忆的影响。你比如说，我们在日本、朝鲜文献里面，看到很多讲大明帝国如何好（的记载）。可是，这个记忆是有问题的，已经染上了他主观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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