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泰国的小说史，一般认为始自19世纪末（曼谷王朝五世王时期）西方小说的介入。本文试图提出的观点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曼谷王朝一世王时期，中国《三国演义》和《西汉通俗演义》等古典小说的移植开创了泰国文学史上小说文类的先河。
【关键词】 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泰国文学

引　言

　　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古小说在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被陆续移植到泰国，在泰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泰文《三国》一问世就被定格为"国家文学"，《三国》片断入选中学教科书，三国故事可谓尽人皆知，深受泰国各阶层人士的喜爱。据苏南·朋普（Sunant Phuengphum）统计，1989年之前，泰国的各类《三国》版本就有散文体30多种，诗体4种，剧本（册页本）10本，另有戏剧片断如"三气周瑜"等多出。（威乃·朋西品，1989：92-93）1990年以来，与《三国》有关的著作（含新撰版本、批注版本、评论版本等）也不下10余种。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泰国学界多次举办学术研讨会，就《三国》等汉文学在泰国的影响进行探讨。不少知名学者对《三国》等泰译汉文学给予了应有的关注和高度评价。近年，泰国出现了汉语和汉学研究热潮，市场上源源不断地推出以《三国》为论题的书籍，这些书从社会学、政治学、军事学、哲学、商学、管理学、文学等不同视角重新解读《三国》。可以说，在泰国对《三国》的研究是全方位的。
　　本文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即小说文类生成的视角提出一点看法，那就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曼谷王朝一世王时期，中国《三国演义》和《西汉通俗演义》等古小说的被移植开创了泰国文学史上小说文类的先河。
　　1。泰文《三国》① 产生的政治历史背景
　　泰国古代文学基本上是诗歌的一统天下，散文体作品极少。从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来看，13世纪中期素可泰王朝建立至曼谷王朝以前，只存有为数寥寥的数部（篇）纪事体碑文和宗教文学作品。到了曼谷王朝初期，社会经济的变迁使得大众文艺开始对宫廷文学产生影响，或者说宫廷文学开始注重从大众文艺中汲取营养，文学作为阅读和消遣的功能日益凸显。为了满足人们的阅读需要，国王御下的诗人们开始热衷于寻求新颖的故事内容作为创作的源泉。此外，曼谷王朝建立之初，内外战争和动乱不断，战争中被焚毁的大部分文学名著亟待整理。一世王因为是靠政变登上王位的，因此需要在各方面为巩固自己的王位和国家的复兴做出努力，他下令翻译中国的《三国演义》、《西汉通俗演义》和孟族历史故事《罗阇提叻》（意译《伟大的国王》，讲述一个养马人最终成为国王的经历），正是当时巩固王权、安邦定国、复兴文艺的需要。在二世王时期翻译的《列国》（《东周列国志》）泰文译本前言中曾引用昭皮耶帕康（洪）关于翻译《三国》的一段话说："国王认为从国家利益考虑翻译该书是必要的"。这说明王室积极主持并推动一批汉文学作品的翻译既是历史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有着显而易见的政治目的。宽迪·阿达瓦乌提1985年在泰国法政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举办的"汉文学对泰国文学的影响"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论文《汉文学对曼谷王朝初期文学和社会的影响》指出，1776年缅甸将领阿赛温吉（Asaewunki）率军攻打泰国的彭世洛城（Phisanulok），时任大将军的昭皮耶加克里（Chaobhraya Cakri，即后来登上王位的曼谷王朝一世王）和他的兄弟就曾经利用三国故事中的空城计退去缅军。可见，《三国演义》在泰国的影响和重要意义从一开始就已经超出了文学的范畴，它所受到的重视也绝非一般文学作品可比。
　　昭皮耶帕康（洪）②（Chaophraya Phrakhlang Hun）主持翻译的《三国》一经问世便以前所未见的全新文学面貌引起轰动。之后，仿效《三国》的散文体文学作品层出不穷，从此"《三国》体"在泰国文坛上兴起。200多年来，关于三国故事和泰文《三国》文本的研究在泰国学术界始终受到关注。
　　2。泰文《三国》与中文《三国演义》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异同辨析
　　泰文《三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作品，对此，泰国法政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分别于1966、1985、1989年举办了"汉文学对泰国文学的影响"学术讨论，泰国学者巴萍·马诺迈维本、玛丽尼·蒂洛瓦尼、松巴·简塔翁对泰文《三国》在形式、内容和文字上的取舍做了相当细致的比较研究，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1）泰文《三国》对原著做了简化处理：保留了《三国演义》的散文体形式，删除了章回体篇头和结尾的近200首诗文，仅留11首；把以悬念结尾的章回体结构做了调整，改为每章都有一个完整的情节；把原作中技巧性的、迂回式的人物出场方式改为由叙事者直接道出人物的来龙去脉；删除了后部数段大战的情节。
　　2）删除或篡改了不符合当时政治需要或与泰国文化传统相左的内容：如多处强调"弃昏君投明主"；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篡改成"驻守边城之将理当忠心报国"；"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被译成"保护自己免受人欺，乃人之常理"；把"天意"一词多处改为"福报""业报"等佛教术语。
　　3）对原文的理解错误造成了误译。
　　4）其他。原文中的对话改成了叙述，叙述改成了对话；删除了原文中一些泰国人难以理解的汉语典故；用泰国文化语境中的成语替代中国成语；年代以及其他数字有错讹等等。
　　形成以上相异性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三点。一是受当时的翻译条件所限，译者缺乏严谨的态度。当时的翻译过程是：由懂中文的华人把《三国演义》的内容口译成泰语，把口译内容记录下来之后，再由泰文专家撰写、润色。这个过程很容易造成译文与原文的较大出入。二是文学审美需要和阅读习惯的不同造成译文形式的变异。三是历史变迁中的政治需要和文化理念的不同造成译文对原文内容做了人为的篡改。
　　泰文《三国》与中文《三国演义》的相异性，一部分是汉文学在植入泰民族"身份认同"中的必要改造，一部分是翻译过程中出现的误读。同时，《三国》的翻译也在泰国文学传统中植入了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相异性因素--历史小说文类、汉语成语典故、政治军事谋略等。玛丽尼·蒂洛瓦尼（Malinee Dilokwanit）1985年在泰国法政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举办的"汉文学对泰国文学的影响"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论文《汉文学传入泰国的重要起点》指出："《三国》的重要作用并不在于它是第一部翻译过来的中文作品，因为《三国》并没有忠实地翻译原文，因此它的中国特征已经不是亮点。相反，那些被改造了的部分反倒成就了泰文《三国》的新特征，进而成为泰国文学中的新式样。"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强调了翻译后的泰文《三国》已经不再是中国的《三国演义》，它已经是在泰国文化语境中再生的泰国文学；二是指出了泰文《三国》开创了泰国文学的"新式样"。尼提·尤西翁（Nithi Yievsiwong）也认为："这两部作品（指《罗阇提叻》、《三国》--本文作者注）和同是一世王时期翻译的《西汉》以及陆续翻译的众多中国故事的共同特征，即全部采用讲故事的散文体。应该说这种讲故事的散文体是泰国文学的一类新形式，是曼谷王朝初期之前的文学所不曾出现过的。这样的新特点比之泰国原有的、同样可能是源自外国的作品来，带有更多的外国味道。"（2005：9）这里所说的"新式样""新形式""新味道"就构成了所谓的"《三国》体"。那么"《三国》体"的实质是什么呢？
　　3。关于"《三国》体"
　　昭皮耶帕康（洪）的《三国》一书，最为泰国统治者和政治家所关注的是书中的政治军事谋略和智慧，最为文学界称道的则是"《三国》体"。那么，所谓"《三国》体"的含义是什么？是否与文类有关？泰文《三国》是否保留了古典小说的形式？我们今天应该怎样确定《三国》的文类归属，从而更加全面地评价它在泰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昭皮耶帕康（洪）的《三国》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问世，1865年曼谷王朝四世王时期出版。《三国》问世后不久，便很快风靡泰国，仿效者不绝于世。当时人们把这类散文体文学作品都叫做"故事"，泰文用"Nithan"或"Niyai"来给它的文类归属定性。"Nithan"和"Niyai"古已有之。无论"Nithan"或"Niyai"，在泰文中其定义都是"传说的事情"。（《佛历2542年版大词典》，2003：588、590）《三国》作为别具一格的散文体叙事形式，在当时似乎很难给予其他的定位，只能以"《三国》体"（Samnuan Samkok）故事来概括。那么，Samnuan在泰文里是什么含义呢？《佛历2542年版大词典》的解释是："著述或语言的风格、手法，如：昭皮耶帕康（洪）风格。"（2003：1187）这里的昭皮耶帕康（洪）风格主要指的就是《三国》风格，亦即"《三国》体"。也就是说，当时的认识是，《三国》之所以给人以前所未有的全新的感觉，是因为它的语言风格和写作手法的标新立异。对于它在文类上的创新则未予置评。那个时代人们对于文学体裁的概念只有诗歌和散文两种，对于文类的概念只有故事、神话、传说、剧本、抒情诗、民间歌谣等。至于小说的概念，当时还没有进入泰国文学界的视野。当中国的古小说《三国演义》被翻译成泰文，并以一种全新的文类介入泰国文坛之时，无论从翻译者的视角还是受众的视角来看，都还是把《三国演义》这种陌生的文类当作"散文体故事"看待的。这与中国古小说区别于新小说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有关，即人物对话不加引号（事实上，标点符号在中国的应用是在近代西学传入之后），单从表面形式上看很像讲故事。另一方面，从翻译宗旨分析，我们可以推断，翻译者所关心的是如何把《三国演义》的故事内容移植到泰国，而负责润色的文人所关注的则主要是泰文语言的流畅、优美。事实是，在这种情况下翻译出来的《三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成了语言优美新奇、风格独特、内容丰富新颖、情节生动曲折的"散文体历史故事"的特定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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