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众所周知，人们对美国的海外传教事业毁誉参半。赛珍珠的一生与美国传教事业的关系错综复杂，她为了挣脱孩提时期宗教信仰的束缚进行了艰难的斗争。赛珍珠的经历代表了很多人对传教活动的醒悟，人们开始质疑“向非基督教文化传播基督教是否有道德可言”这个问题。
 
【关键词】 赛珍珠；海外传教；创作思想

=　　[译者按]作为传教士的女儿，作为曾经的传教士，赛珍珠在中国的接受过程中，都因此曾经遭人诟病。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赛珍珠与宗教、教会和海外传教之间的关系，至今还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研究环节，在有关她的传记中，对此也并没有过多的涉及，材料也不够翔实。我们认为，葛兰·华克的这篇文章，在赛珍珠研究中有3个方面的重要性。第一，它第一次较为全面地记述了赛珍珠与教会的关系，特别是研究和分析了在1932年她做完著名的演讲“海外传教有必要吗?”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第二，它详细研究了赛珍珠的一生与宗教的关系，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第三，它特别提到了赛珍珠是如何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去看待宗教、教会和传教的，对我们深刻认识赛珍珠的创作思想，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该文原题《激情传教的衰落——赛珍珠个案研究》，原载于美国阿拉巴马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美国的国外传教事业：北美文化史研究》。因篇幅问题，译出时作了删节。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根据中国期刊出版的规范，本文的参考文献部分被重新编辑。

　　
　　他不远万里来到东方，满怀激情地想要传播天启福音，在传教中却发现，东方已悄然将讯息传递给了自己；他来到海外，本想改变东方人的信仰，却发现离去时，自己已然是一个被改变了的人。——厄尔·H·克雷西(《转变传教士》，原载《亚洲》，1919年6月)
　　想要准确地指出美国传教活动何时开始衰退绝非易事。不管人们怎样去绘制大众文化中美国传教事业的兴衰，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1932年是新教(Protestant)自身开始转变的一个标志。那年深秋，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两千多名长老派女教徒聚集在纽约市的阿斯塔饭店，前来聆听当时最负盛名的传教士的演讲——“海外传教有必要吗?(Is There a Case for Foreign Missions?)”，赛珍珠当日在台上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年仅40岁，继承了其苏格兰裔父亲的高高的颧骨，嗓音柔美，措辞精确。然而，当地的人们蜂拥而至前来听其演讲，主要是因为她的第二部小说《大地》刚刚获得了普利策文学奖。尽管赛珍珠一开始用“有必要”作为对自己演讲题目中所提问题的回答，演讲接近尾声时，这个肯定的回答在有了那么多的限定词之后，已经微弱到让所有的听众感到困惑不解，一时都不知该说些什么。在最初的几秒钟，没有人为她鼓掌或是上前表示祝贺。过了一会儿，赛珍珠后来回忆到，观众席中才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不过那时，她已经被出版商迅速护送出了房间。
　　或许，演讲当天赛珍珠的听众们未能及时做出反应，但新闻界对此却迅速有了回应。年底之前，庄台公司(John Day Company)已经将此次演讲的内容赶印了出来，出版了单行本。1933年1月《哈泼》杂志转载了演讲内容，与此同时，远在中国的《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也全文刊登了这篇演讲稿。法国巴黎和巴西里约热内卢的报纸对此也有过评论。大多数报纸都把赛珍珠描绘成了先知。自由新教派的期刊，《基督教世纪》(Christian Century)把赛珍珠列为与阿尔伯特·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李佳白(GilbertReid)以及E．斯坦利·琼斯(E．Stanley Jones)这些传教士齐名的伟人。《哈特福特新闻报》(Hartford Courant)与《西雅图时报》(SeattleTimes)对她也是赞赏有加。
　　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都同意她的观点。耶稣会期刊《美国》(America)把赛珍珠称为“……失去了对宗教的忠诚与热爱”。一位长老会教徒认为这些想法“冷酷、无情、荒唐、偏执，是知识分子们的冷嘲热讽”。还有一位，即匹兹堡最早的长老教会很有声誉的牧师克拉伦斯·麦卡尼(Clar－ence Macartney)，也告诫大家说，教会若是听从了像赛珍珠这样人的意见，肯定很快便在这个“狂风骤雨的时代”迷失了自我。麦卡尼的观点赢得了不少人的支持。查尔斯·欧德曼(Charles R．Erdman)，这位长老教会海外传教董事会主席，同时也是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的教授，素以理性与主张宗教宽容著称，私下里也曾希望赛珍珠能够主动辞职并悄然离去。她已经成为了一个“大麻烦”，欧德曼抱怨道，是“整个教会不安局面”的重要起因。
　　反对的呼声继续高涨。1933年4月，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教授J．格雷沙姆·梅琴(J．GreshamMachen)正式要求传教董事会解雇赛珍珠并与她的言论划清界限。当时董事会中著名的会长罗伯特·斯皮尔(Robert E．Speer)也被牵扯了进来。在公开场合，他极力规劝同僚们要以基督教的仁慈来处理此事，但私下里，他对此也颇有微词，认为赛珍珠这件事“相当棘手”，若非源于她的精神问题，也会跟其心理有关。4月底的时候，赛珍珠决定保留大家的颜面以避免遭遇异教邪说审判的尴尬，悄悄递交了辞呈。不久，赛珍珠便乘船返回中国，回到了丈夫与孩子身边，回到了讲台，继续投身于她在中国的写作事业。
　　尽管赛珍珠退却了，但若用她那一贯轻快的文字来讲，对于“南京城里那些用鹅卵石铺成的古老而蜿蜒的街道而言”，她就是美国想像的代言人，这一形象一直延续到40年后她的离世。
　　如果说在研究中国问题上，赛珍珠40年来一直是受人爱戴的权威，那么在论及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是否正当或合理时，她也是全然不可或缺的专家。可以说，赛珍珠对于中国、基督教与传教使命这三方面的认识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的。笔者认为，她的认识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即1910年以后的10年间，表现为赛珍珠对基督教的深信不疑；第二阶段跨越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表现为赛珍珠开始不拘泥于教义，并逐渐对传教活动有了自己的看法；第三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起直至赛珍珠逝世，反映的是她对传教活动的批判，如果说不是反对的话。
　　本章的写作意图有二。第一，只是讲述一则故事，叙述一位有思想的人为了挣脱孩提时期宗教信仰的束缚所进行的斗争——一场从未取得完全胜利的斗争。第二，是要阐释数百万的男人和女人如何开始质疑，向非基督教文化传播基督教是否有道德可言这个问题。众所周知，海外的传道事业有得也有失。但是很少人知道，传道事业在美国本土也是得失参半。本研究通过回顾这场为了“异教徒”的灵魂而打响的战争，海内海外均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同时也都蒙受了战争创伤的事实，以期纠正此中纰漏。

　一、人生的不同阶段
　　
　　(一)1910年以后的10年间
　　
　　赛珍珠出生于1892年，她人生中前42年的大部分岁月都生活在中国。赛珍珠的父亲赛兆祥、母亲凯丽以及她的第一任丈夫约翰·洛辛·布克均是长老教会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尽管三人性格迥异，对于传教事业，他们都遵循传统的福音派新教会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1910年以后的10年间，赛珍珠跟他们的宗教观点一致。
　　赛珍珠成年后的早期作品多带有轻视中国社会的色彩。当然，很有可能她只是为了迎合读者。然而，在写给远在美国亲友的一封封信中，她笔下的中国形象却始终如一。在1918年写给公婆的一封信中，赛珍珠提到，传教工作中最累人的部分就是要“不断地和异教徒的堕落与邪恶打交道”。中国人几乎把人命看得一钱不值。耸人听闻的恶行“比比皆是”。相较于需要时时刻刻跟“各种可怕的罪恶”进行斗争的使命，物质的匮乏在年轻的传道士眼中也显得微不足道了。
　　其他的信件更是细数了中国人的缺点，小到言行令人生厌，大到道德上极端恶劣，均有描述。赛珍珠曾在一封信中指责“中国人都是贼，仆人们尤其如此”(赛珍珠约于1917年10月14日致美国亲友的信，现藏于伦道夫一梅肯女子学院档案馆)。在另一封信中，又指出“中国的官僚阶级整个都是腐败的”。家庭生活被鸦片和酗酒糟蹋得千疮百孔，数不尽的罪恶也由此而生。“中国的婆婆们恐怖得很，儿媳妇只不过是家里的奴隶。”(赛珍珠于1919年4月11日致婆婆的信，现藏于伦道夫一梅肯女子学院档案馆)“通过看报纸等根本想像不出中国会有裹脚的人”，然而裹脚在中国却十分盛行。更恶劣的是坚持把女婴杀死的习俗，“他们身上连一丁点动物的母性都没有”(赛珍珠于1918年12月12日致考芬夫人的信，现藏于伦道夫一梅肯女子学院档案馆)，赛珍珠哀叹道。“就凭我对这些人的了解，即使把中国称为半文明化的国家都让人觉得气愤……她是个属于魔鬼的国度”。等到下一年，赛珍珠又开始写信告诉亲友们“这些人简直愚昧和迷信得没个边”。
　　对于年轻的传教士来讲，基督教指明了一条出路，即使不是唯一的一条，也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问题。在婚后写给美国友人的一封长信中，赛珍珠描述了正统神学以及她以此为基础的福音派的传教方法。每天下午，她都会跟一名中国同事一起到村子里巡访一圈，告诫当地的妇人们她们“拜错了神”。赛珍珠在信中说：“我尽量用浅显的语言告诉她们，耶稣基督，才是那个替她们承受苦难的救世主。并试图灌输给这些新教友这样一种观念，即她们必须劝更多的人皈依基督。”即便如此，任务的浩大还是让年轻的新娘十分担心。“有些时候，一想到还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做，就觉得很沮丧”，赛珍珠在给大学同窗的信中写道，“现在我一个人负责着这个有着两百万人口的地区所有女性的传教工作!当然，这听起来很荒谬，但我却时时被这项重担压得透不过气来。”(赛珍珠致埃玛·埃德蒙兹·怀特的信，据怀特女士记载是1918年12月12日，现藏于伦道夫一梅肯女子学院档案馆)
　　
　　(二)20世纪二、三十年代
　　赛珍珠的上述评论尽管听起来还保留着传统福音派新教会的色彩，但种种迹象表明，从20世纪一、二十年代之交起，她就开始对自己的传教使命产生了困惑。1918年，她向哥哥吐露，传教士们过于注重拯救人的灵魂而忽略了对人们身体的救赎。“从人的角度来讲，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方法从一开始就错了。面对那些饥寒交迫、无家可归的人们，我们往往不是先伸出援助之手解决他们的温饱，而是想尽办法向他们宣讲福音。”(赛珍珠于1918年4月8日致哥哥的信，现藏于伦道夫一梅肯女子学院档案馆)
　　20世纪20年代末期，赛珍珠很少——至少在公众场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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