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类问题发表看法。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基督教的真谛以及规劝人们信仰基督的传教活动是否正当，似乎都不再是她所关心的话题了。这些年恰恰是赛珍珠人生中最困苦的岁月，或许她太忙碌于考虑其他更重要的问题了。但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太久。
20世纪30年代初，一只蝴蝶破茧而出。在赛珍珠思想的后期阶段，她认为，中国文化本身就相当好。那片广阔、古老的土地不需要基督教，比西方不需要儒家思想更甚。在她看来，大部分普通的中国人很少或根本就不在意任何形式的正式信仰。他们就这么活着，不为自己的灵魂或罪恶而烦恼，也不担心是否有自我价值。赛珍珠对于寄养国(adopted land)的重新认识，跟她对故国的不断批判形成了鲜明对比。现在，美国被她描述成是“永远处在青春期的人们”的家园，一个由好心的帝国主义者组成的民族，想像不出自己带给亚洲人民的压迫有多重。
赛珍珠对西方优越感日渐深入的批判，同时也预示着她将对宗教问题进行更多、更重大的质疑。到了20世纪30年代，她对福音派传教活动的合理性已经深表怀疑了。在一系列针对大众发表的演说和期刊文章中，赛珍珠概述了西方旧式宗教所存在的问题，并就如何找出更为可行的对策简略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赛珍珠指出，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传统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超自然信仰的问题。而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现代性使得任何形式的超自然信仰都变得过时了。赛珍珠把那些专门利用神秘感的宗教惯例当作是“狭隘的、迷信的宗教形式”加以摒弃。她认为，最不可饶恕的超自然信仰的形式就是地狱这个概念，当其被应用到非基督徒身上时尤为不可原谅。
若非触动了宗教的核心内容，即耶稣基督的神性，赛珍珠上述言论也不过是引得个别人挑眉而已。然而，她先是在阿斯塔饭店演讲中，随后又在第二年春天在《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上发表的《复活节，1933》中，正面应对了这个问题。依她的描述，那个半人半神的耶稣基督简直不可思议，或许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这么个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耶稣基督的性格与精神——一言以蔽之，他的“形象”。这个形象，这种理想，代表着“人们对最单纯、最美好的仁慈的向往”，凝聚了整个人类所能幻想出的最高价值。在传统的基督徒看来，赛珍珠笔下的耶稣是个带有多重色彩的人物，混合了打了折扣的佛教、先验主义和积极思想。而对于赛珍珠本人而言，这个耶稣犹如起着净化和统一作用的巨大的海浪，吞没着日常生活中所有不和谐的涡流。它表现出的是内在的平静、与环境的和谐以及对他人苦难的关怀。
这就难怪赛珍珠对基督教历史真实性的不断质疑，也让其对是否要在中国传播这一不确定的讯息深表怀疑了。“传教士，传教使命!”在一名美国听众面前她终于爆发了，“作为其中之一，我已经开始痛恨传教士这个称呼了。”尽管赛珍珠声称她定期地向一所当地的教堂捐款，但她坚决要求，这些钱一点也不能用于“传教活动”。赛珍珠从未系统地表达过对有组织的传教活动的不满，但这些抱怨混合在一起，大致可以归为三类：传教士的无能、不容异说和工作效率甚微。
传教士的无能，即指没有能力做好本职工作，这一点在赛珍珠看来是传教士们所有缺点中最不可原谅的。在她笔下，这些人有时一开始就被描绘成平庸之辈，一群因为找不到其他工作而从事传教事业的狂热分子。福音传道者们初到中国时几乎对那里的历史文化一无所知，待了多年以后也只是能讲结结巴巴的汉语。“你们把未经任何训练的年轻传教士们派到一个像中国这样完全陌生的国度”，赛珍珠快速且严厉地说，“他们要学习新的语言，要适应新的生活条件，要了解那里悠久的历史和不同的文化，而他们只有两年的时间……用两年的时间去学习四千年的文明!”
不容异说是传教士们普遍具有的另一项缺点。这一点大概经常表现出来，相较而言危害性也更大。赛珍珠声称，在中国，福音传道者们与生俱来的偏见使得他们甚至不去尝试站在亚洲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出于对中国人——不仅仅是单个人，还包括中国的思潮和运动——的鄙视和缺乏理解”，他们甚至不去想像中国人对自己所传播的福音究竟是如何听之任之的，或者说，是如何抗拒的。问题不在于传教士们会在思想上比较狭隘地看待特定的某一点，而在于他们本质上就不容异说。他们因教派之间教义的细微差别而互相攻击，猛烈到如同抨击中国的各种宗教是异端邪说一般。“生活在这么一群狭隘的、充满怨恨的传教士中间，我几乎有些痛恨基督教了”，赛珍珠不无辛酸地写道，“我从未见过哪些人像他们一样，去批判那些信仰上不能在方方面面与自己意见完全一致的人们。”
不容异说会滋生传教士们的其他缺点。赛珍珠对于从小就生活在其中的教区最清晰的记忆就是，大家多少都有些自私。福音传教士们的行为使她震惊——他们喜欢争吵、心胸狭窄、虚伪、傲慢、懒惰、注重物质、自私，又十分幼稚——随你怎么看。宗教信仰就像是阳光下的放大镜，能把他们性格中细微的缺点加强、放大，直至成为其主要的性格缺陷。其中，最严重的缺陷就是骄傲。“似乎人类很难同时做到既恭敬谦卑又在职业上十分虔诚”，赛珍珠惋惜地说，“我们有谦卑的基督徒，却从没有谦卑的传教士或牧师。这是术语中的矛盾。”
传教士的无能与不容异说导致了他们的工作收效甚微，这一特性也是传教事业中出现的第3个主要问题。在赛珍珠看来，几个世纪的传教活动只是浪费在了贫瘠的土地上，毫无收获，这是不言而喻的。传教士们只是机械地将他们在学校所学到的规则宣讲了出来，并未认真考虑中国听众是如何接受和理解这些话的。《大地》的主人公王龙的例子就很好地表现出了传教士们的愚蠢和无能。小说中，王龙一生都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从未意识到福音传教士们的存在，对于传教的目的就更是一无所知。传人中国的基督教是“用来看的福音而非用来理解的”。传教事业在农民和精英中都失败了——中国的上流社会中没有人皈依基督教，赛珍珠声称——这只能归咎于传教士们自己了。
对于过去，赛珍珠无法全然抛开。西方的基督徒若是真的重视自己的信仰，赛珍珠认为，他们就应该学着与人分享。当然，福音需要重新定义。新兴的传教士们也不再试图改变他人的信仰。不同于以往强调奇迹和苦难，现代的传教士们带来的是实用的技术和医疗保健、农业、教育、工程等各个领域的人才——只是尽力济困扶危，救死扶伤而已。有人担心，假如没有人宣扬只有信仰耶稣灵魂才能得救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对此，赛珍珠早已想好了答案：“谁敢说圣经中要求传教士们只须动动口传播福音就可以了?不是只有先深入人们的生活才能让他们有机会真正理解圣经中所宣扬的一切吗?”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真正地信仰基督教并始终如一地去实践，外人总能看出差别。对待妇女更加仁慈了，乞丐也会经常有饭吃，孤儿们也得到了悉心的照料。这种精神的力量从哪里来?来自于耶稣这个形象经久不衰的形象——不是耶稣，而是他这个形象——能够激起人类内心对崇高的渴望。
(三)20世纪40年代及以后
至20世纪30年代末，对于传教事业在道德上进退两难的问题，赛珍珠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完全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她又生活了近40年，写了几十部文学作品，却很少重拾这个话题。尽管赛珍珠自1934年离开中国后再也没能回去，她对中国传统的维护在这些年却与日俱增。曾经被其看作是罪恶的裹脚与杀婴的习俗在后来讲给西方的听众时，也被理解为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20世纪40年代，赛珍珠似乎对任何一种形式的基督教——自由派、激进派或其他派别——的认同感都消失了。20世纪30年代末当战争横扫整个中国时，赛珍珠最初对在纽约成立的中国赈灾活动十分支持。但自从听说该组织与宗教有关联，她马上退出了，声称“不再与宗教组织有任何联系是给自己定的一个原则。”在这个先前的传教士看来，目前机构化了的教会，只不过是个为了组织的不朽而存活的组织罢了。尽管不愿意被称为无神论者，赛珍珠却强调说，“除了对人类的信仰，我不需要其他任何的宗教。”
思想成熟后的赛珍珠很少谈论海外的传教活动。到了人生的这个阶段，或许她觉得这个话题已经变得十分荒谬了，或许觉得太痛苦，不值得认真地去驳斥。在1954年出版的第一部自传中，赛珍珠——面对着确凿的反面证据——宣称自己大学一毕业就放弃了那种希望通过传教活动改变他人信仰的想法，因为“在过去的几年中她已经看够了这项危险的事业”。虽然承认从小接受的传教士教育塑造了自己，赛珍珠如今却夸口说“我从未做过福音新教派的传教士，对这个想法也深恶痛绝”。成熟后的作家对基督教在海外的一切公开活动——医疗、教育以及传教方面——均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些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外衣罢了。她评价说，“这些厚颜无耻的行为直到现在还让我的灵魂抽搐。”
对于掩藏自己的过去，赛珍珠内心自然十分清楚，但她可能不明白那种最初的激情传教对她日后的观点和行为产生了多么深远的影响。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之后，赛珍珠将其中的一大部分专门用来发展慈善事业，譬如建立了一个国际性的领养机构，并创建了一个项目帮助那些美军士兵与亚洲妇女所生的被遗弃在海外的美亚混血儿。跟同时期的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Niebuhr)很像，赛珍珠几乎成为了美国内政与外交政策的职业评论家，不断谴责美国在国内实施种族主义，在海外推行沙文主义。
二、对赛珍珠人生的解读
赛珍珠的思想为什么会发生上述变化呢?
从广义上讲，有一点至关重要，即赛珍珠与维多利亚时代之后的许多基督徒一样，面对着现代思想的冲击，他们放弃了年少时的宗教信条。对于某些人，这是痛心的放弃，对于另外一些人，又意味着可喜的自由，对于所有的人，这却是接受考验的关键时刻。哈佛学者威廉·欧内斯特·霍金(William Ernest Hocking)在重新审视海外传教活动(Re-thinking Missions)中概括说，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由非神职人员组成的调查委员会的基本结论证实，赛珍珠在前进的道路上并不孤单，她有很多同伴。那时候，海内外数千的基督徒开始对改变他人信仰的传教活动有了新的看法，其中，好的是把它看作是文化帝国主义，最严重的，还把它看作是道德上不可饶恕的行为呢。
到此，事情变得复杂了。很多所谓的传教董事会成员——那些接受过完好教育、家境殷实，由传统教派派送出来的男人们和女人们——几十年来一直在改变，而且正是朝着赛珍珠所期望的方向在改变。对他们而言，《重新审视海外传教活动》一书与其说是号召人们进行宗教改革，不如说是对传教方面已经发生的重大变化所进行的概括。20世纪20年代出现于西方的神学方面的新观点以及中国政局的混乱，都要求传教工作采取更为合适的策略。“地狱”这个词几乎从传教士们的词汇表中消失了，在每周一次的布道中更是不再出现。传教活动的负责人决定将基督教的精髓与其外在分开。在国内那些有名望的教会里，传教士们谈论的焦点已经从以往对中国人的残忍以及奇风异俗的关注转为呼吁改善中国的医疗、教育条件和提高妇女的待遇。简言之，到了20世纪20年代，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虽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教会的负责人却一直致力于此项工作，比身在远方的赛珍珠所了解到的要努力得多。赛珍珠当初若是想要留在新教派的传教机构为宗教方面的改革做些什么的话，她会有很大的工作空间的。
以上的这些变化暗示出强烈的个人因素以及理性的怀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