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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已经让赛珍珠的朝圣之旅偏离了宗教信仰的轨道。当她表示基督教的信条是不真实的，传教活动的结果也非众人所期望时，并不说明这位以前的传教士隐瞒了过去，而是说明关于她个人，事实要比她所认识到的复杂得多。总之，赛珍珠自己给出的那些理由，只能看作是众多原因中的其中之一吧。
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赛珍珠对于自己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的矛盾心理。哪里才是家?中国抑或美国?她最先学会的语言是汉语，除了孩提时代到西弗吉尼亚外婆家的农场做过短期旅行之外，到她去伦道夫－梅肯女子学院读大学为止，赛珍珠的世界里只有中国。但她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美国人”。“我在中国长大”，赛珍珠在自传中写道，“生长在一个世界，却又不属于它，属于另外一个世界，却又不是其中的一分子。”这种双重身份给情感上带来的副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一项具有相当规模的调查研究表明，传教士子女比同龄人承受着更多的青春期压力。有位专家称他们是“第三文化孩子”(“third culture”children)。典型地在非西方的背景中长大，接受的却是欧洲或北美模式的教育，他们觉得自己迷失了。这些与本国文化有隔阂的公民，死去时仍然不知道自己属于哪种可以让他们放心地称为是自己的文化。
赛珍珠留下了其他更为隐秘的线索，告诉人们海外传教的日常生活如何侵蚀着她宗教信仰的灵魂。对于真实的或了解到的福音传道者的生活十分拮据的状况，赛珍珠的怨恨从未消失，此种愤慨一直延续到她凭借作品几百万册的销量变得十分富有之后。婚姻的不和谐也暗示着这是对其日后的观点产生影响的因素之一。赛珍珠承认，与农学家洛辛·布克18年的婚姻是不幸福的，他们最终于1935年离婚。更重要的是，这场婚姻以及她在父母家的经历让赛珍珠对厌女症十分痛恨，并逐渐把这看作是基督教的通病。
赛珍珠唯一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卡洛尔的悲剧，给小说家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苦恼。卡洛尔一出生精神上就存在严重的缺陷。对此，赛珍珠多年来都加以否认。但最终她还是承认，应该把卡洛尔送回美国永远安置在康复院里。1929年卡洛尔9岁的时候，赛珍珠把孩子安置在新泽西州的一家机构。这次分别在赛珍珠情感上所造成的创伤从未真正地愈合过。20年后，当她再写到此事时仍然觉得仿佛就发生在昨天，称“这种悲伤永远没有完结的一天”。赛珍珠从未将自己摒弃基督教一事直接归因于卡洛尔的身体状况，但内心深处的“叛逆”却承认了这一点。孩子的离去把赛珍珠的生活变成了一场耐力的考验。“不管做什么都没有兴致了”，她后来回忆道。赛珍珠辞去了在教区内的联合教会(Union Church)担任钢琴伴奏的差事，也不再去那里做祷告了。最终，她又会重拾音乐，却不会再重奏圣歌了。用音乐去恳求一位看不见的上帝，现在看来似乎是“毫无希望成功的”。基督教和基督徒都不能让她从中得到安慰。历经苦难的赛珍珠认为，友善而仁慈的性情，不是源于宗教信仰，而是出于苦难的磨炼。假若基督徒们对他人的不幸表示同情和关切的话，那也只是一次意外，而非信仰基督教的结果。
最后，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安德鲁，赛珍珠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战斗天使》中林肯式的主人公。当然，安德鲁这个角色是以赛珍珠的父亲赛兆祥为原型稍作改编了的人物。只须读上几句，读者们就会发现，安德鲁所代表的有关传教活动的一切——正是赛珍珠公开表示憎恶——而私下里又十分钦佩的。小说中，与真实生活中一样，安德鲁——赛兆祥——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奔波于中国农村的小路上进行巡回传教，但又似乎从未真正地接触到那片土地。他对世俗的纷扰视而不见，仿佛得到了永生，而非活在现世，被一种永无休止的“高度责任感”鞭策着不断前行。他生活的目的只有一个：向中国人传播天启福音，无论这项艰巨的任务会给他本人或他的家庭带来多少的苦难，他都要去做。若是认为是南方长老教会的信条点燃了安德鲁的热情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安德鲁的性格比他的信仰对此的影响更大。“无论做什么，他都会一心一意、专心致志。”赛珍珠声称，“他选择了一个自认为最伟大的神，然后就开始在尘世劝服众人，他的神才是真正的上帝，所有的人都应该顶礼膜拜。这是一种极为突出的精神帝国主义，除了那些生长于其中而又不受此局限的人，他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难以理解。”
从赛珍珠对那些思想狭隘、固守教条的空想家们的批判来看，她在父亲面前似乎退却了。其实不然，她非常热爱自己的父亲，也经常这么说。赛珍珠曾告诉朋友们，父亲并不在她所批判的在中国的传教士之列。这一点理由很充分。赛珍珠的父亲十分重视精神生活，动身来中国传教之前，先后在“华盛顿与李”大学(Washington and LeeUniversity)以及弗吉尼亚的协和神学院(UnionTheological Seminary)取得学位。1909年，又获得了母校的荣誉博士学位。在中国，凭借着精通汉语口语与书面语以及对汉语发音及其习惯用法的掌握，赛兆祥很快就在传教士中间脱颖而出。在把《圣经》译为中文时，他还给自己订立了十分苛刻的翻译标准(这一点仍然很重要)。
首先，传教经验丰富的赛兆祥对中国人一贯的怜悯赢得了女儿的敬爱。尽管他经常受到骚扰有时甚至直接遭遇暴力，尤其是跟乡下的“农夫们”打交道的时候，赛兆祥却认为他们做得没错。相较于那些自己不信任的白种人，他更喜欢与这些人为伴。“异教徒”这个词从未污染过赛家的空气。事实上，赛兆祥拒绝吟唱任何带有这个字眼或其他贬低中国人的词语的圣歌。虽然很难严肃地把儒教和佛教当宗教来看，赛兆祥却认为这两者值得认真研究，并试图找出这些教派与基督教的连贯性。当然，赛兆祥坚信中国那些拒绝福音的男男女女们最终会逐渐消亡。在赛珍珠的笔下，此种信念更像是一份需要承担的责任，而非理应遭受蔑视的偏见。
对此项研究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赛珍珠把安德鲁这个人物刻画成了人类的优良品种。现实生活中，赛兆祥生命的最后10年都是在女儿家度过的，然而，赛珍珠却从未与父亲谈论过任何非传统的宗教观点，也不允许其他人在父亲面前对基督教的教条或传教活动表示质疑。赛兆祥去世时，赛珍珠在给一封吊唁信的回复中，骄傲地称自己的父亲是个“非凡的人——那么纯真，那么善良。我从未见过哪个人身上比他带有更多这样的优秀品质”(赛珍珠于1931年11月13日致埃玛．埃德蒙兹．怀特的信，现藏于伦道夫一梅肯女子学院档案馆)。
值得注意的是，赛珍珠对跟自己的父亲同代的传教士们也持相似的态度。她写道，他们是“天生的战士，一群伟大的人，因为在那个年代，信仰还是一项需要为之战斗的事业”。作为独特的、源自英美的精神帝国主义者，这些固执的征服者们表现得“自命不凡、爱好争辩、无所畏惧、思想狭隘、脾气暴躁”，“然而，他们又非常善良、天真，只是曾被蒙蔽了双眼”。
赛珍珠是赛兆祥的女儿，父亲无形之中对她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赛珍珠的想像。赛珍珠在很多方面都明显地效仿自己的父亲。首先，她遗传了父亲对书籍和外语的喜爱，跟他一样，丰富的精神生活让赛珍珠精力充沛。其次，赛珍珠继承了父亲目标单一，并对懒惰、虚有其表之人表示轻视的态度。她从不关注美国文学批评家的评论，也不重视中国的民族主义专家以及神学界的狙击手对自己的抨击。1938年赛珍珠就对一位朋友坚称，“很早以前我就养成习惯不再看别人对我作品的评论了。”(赛珍珠于1938年1月25日致埃玛·埃德蒙兹·怀特的信，现藏于伦道夫一梅肯女子学院档案馆)此前一年，她还曾宣称，“我若是在乎别人评价的话，就不会像现在一样，是我父亲的女儿了。”(赛珍珠于1937年2月15日致埃玛·埃德蒙兹·怀特的信，现藏于伦道夫－梅肯女子学院档案馆)
在一些细微的地方，赛珍珠也一样步父亲的后尘。有种冲动促使她不断地批判国家政策、鼓动进行改革，并且每日依靠灵感写出250个字的小文章——简言之，赛珍珠想要敦促所有愿意倾听的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这种决心就像是一把明亮的火焰，始终燃烧在她的胸膛。赛珍珠十分享受讲话时的“权利”，代表中国人讲话时尤其如此。在赛珍珠看来，真正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的是西方，而非东方。那些充当《大地》中人物原型的勇敢的中国人，在赛珍珠抑扬顿挫的描述中仿佛生活在超越时空的地方，稳定而又沉静。传教士、商人、炮舰，来了又去，却从未真正改变些什么，因为这片广袤的土地总是能够“包容并吸收”她的征服者。半个世纪以后，赛珍珠对于中国“历史停滞”的看法依然没有改变。对于85％的中国人来说，赛珍珠大胆断言，“旧的方式仍然会继续。不可能出现其他情况，因为人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几百年来所坚持的一切。”她认为，之所以很难在中国推行基督教，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农民无法改变。如果说赛兆祥对中国人的庇护是想要改变他们的话，那么女儿赛珍珠对中国人的庇护就更胜一筹了，她想让中国人远离父亲试图引进的那些变化。
还有一点可以证明，赛珍珠是跟父亲极其相似的传教士。事实胜于雄辩。“对我而言”，赛珍珠写道，“真实比令人欢欣鼓舞的虚假更宝贵，直言不讳比巧妙的搪塞与遁辞更有益。”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不难理解1937年J．格雷沙姆·梅琴早逝时赛珍珠对他的颂扬了。梅琴，在此回想一下，就是1933年为了保持教派的正统思想而逼迫赛珍珠离开长老会的人。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赛珍珠才认为他令人钦佩。与现代的传教士相比，他胜人百倍。这些教会里的好人们只会“贪图安逸、玩弄权术、见风使舵”。梅琴则不同，“他一点都不退让，从不向人低头。他从骨子里就不会妥协，不会为了迎合他人而改变，不取得胜利也绝不甘心”。在赛珍珠这个先前的传教士眼中，梅琴就是那种“正直的教条主义者”，是那种让像她一样的“正直的怀疑论者”，愿意坐下来与之好好合作的人。
对于与赛珍珠同时代的人而言，传教活动呈现出的是其不同寻常的复杂性。如果说赛珍珠的经历代表了很多人对传教活动的醒悟的话，那么，其间造就这场心灵与精神朝圣之旅的迂回曲折，也让许多人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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