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钱玄同提出并坚持“尊重历史、表彰学术”的指导原则，是刘师培遗书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

二

固然，刘师培遗书的成功，最终还得益于它资料较为完备，编辑体例严谨与校勘之认真。钱玄同既是旧友又是专家，这使他有可能对编辑中的许多学术与技术问题，作“同情的理解”（陈寅恪语）和合乎学术规范的科学判断。

刘师培去世时虽然年仅36岁，但一生勤奋著述，总数多达约400万字，在民国初年的同辈学者中，位居前列。遗书的资料来源有三：已出版的著作，刊登于各杂志的著述和仪征刘家的藏稿。资料的收集非易，钱玄同的出力为多。黎锦熙说，“除《国粹学报》《左文集》等和直接向仪征刘家征得的遗稿外，大部分都是钱先生旧存与逛厂甸陆续得来的材料”。[19]这只是一种情况。钱玄同是学者，他通过学术人脉，更易于找到相关资料的线索。他“智取”黄侃藏稿，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钱玄知道黄侃手头藏有刘部分书稿，但因彼此失和，不便去借，一时束手无策。后来他通过吴承仕知道其友人、河南大学教授邵次公曾借黄侃所藏《西汉周官师说考》，录有副本。又有某君又向邵君转录副本。他兴奋地写信给郑裕孚说：先生只需访吴承仕，托人向邵或某君转借抄录，“如此，则此书竟能印全帙矣，岂非大快事！黄藏周礼、仪礼两注，以前我们认为最无办法者，今周礼有黄氏油印本，当由弟向其门人陆宗达君借校，仪礼可由检斋去向邵君借抄。此最难得圆满解决之问题，从此竟有解决之方法矣。”[20]其用力之勤，可见一斑。刘师培不仅著述量大，且喜欢改写旧作后重行发表，加之前后期思想变迁甚大，底稿涂抹难识，钞稿坊刻也多有疏误，这都增加了编辑校勘的难度。钱玄同因之与任校勘的郑裕孚时有磋商，留下的往还书信竟有数十封之多。从总体上看，钱玄同提出的以下主要意见，关乎全书体例，显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一，要尊重作者在不同时期著文时的署名。刘师培在不同时期的著述，曾分别用“光汉”、“申叔”、“师培”的署名。不了解刘师培历史的编辑，总以为74种遗书似皆可用“师培”。但钱玄同以为，“然此法殊未见当”。[21]他指出，“各种署名，或用光汉，或有师培，全是时代关系”。[22]刘初名“师培”，1903年至上海与章太炎、蔡元培诸人相识，主张攘除清廷，光复汉族，遂更名“光汉”。用“光汉”的时期约5年，即从1903年夏至1908年秋。但其中1907年秋至于1908年秋，刘的思想转向无政府主义，故此一年中又常以“申叔”为名，“光汉”二字渐已少用。1908年秋至于1919年冬去世，其间均复用“师培”旧名。钱玄同强调，必须尊重作者的署名，因为不同的署名反映了不同时期作者的思想与政治的取向，尤其是署名“光汉”，更是代表了刘师培人生最为辉煌的时期。他说：“因刘君之更名‘光汉’实有重大之意义在，用此名之时期，刘君识见之新颖，与夫思想之超卓，不独为其个人之历史中最宜表彰之事，即在民国纪元以前二十余年间，有新思想之国学诸彦中，亦有甚至高之地位。故凡原署‘光汉’之著作，皆当一循其旧，不可改署‘师培’也”。[23]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如1903年至1906年，除“国学教科书”五种署“师培”外，此期刘的文章皆署“光汉”，但1907年后，复皆署“师培”。这是因为，1907年刘避祸日本，“光汉”之名不能再见于国内报刊，所以从此《国粹学报》中的文章也都只能改署“师培”了。而教科书须经清政府学部审定，自然不便署“光汉”，只好一开始就署“师培”。钱玄同主张，在署名的问题上要尊重历史，一循其旧。其实，钱玄同本人文章的署名，就别具深意，常缘时代的变动而变动：晚清参加同盟会，主张排满兴汉，易名“钱夏”；新文化运动时期反对复古，多署名“疑古”；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后，再恢复“钱夏”，以表爱国不屈之志。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他强调尊重刘师培不同时期著述的署名，不仅意在尊重历史，更重要还在于突显刘师培思想的阶段性发展：“……‘光汉’、‘申叔’、‘师培’，恰好表示申叔君三个时代，故署名及年月日均不可册去”。[24]

其二，重视考定文章的写作年代。钱玄同认为，“文辞撰作之年代与作者之思想见解及环境极有关系”，[25]尤其是刘师培，思想激烈而多变，文章常不注明写作年代，旧文复时常改写，考定其著述的具体年代，就显得更加重要。他在与郑裕孚的信中特别强调说：“鄙意最注意者为年代。同一性质之文字，若两篇所作之时间隔了数年或者至十年以上，见解必有不同乃至相反。凡学者大抵皆然，而刘君尤甚，缘彼之思想前后几经数次之剧变也。故编定次序时，文之性质尚易作，文之时间先后，实须大费研究考证方能定夺。”[26]刘师培的《中国民族志》，最初不能确定其出版时间，后钱玄同考宋教仁的日记《我之历史》，发现于是1905年8月2日记有“鄂友寄来《中国民族志》”一语，遂认定此书作于1905年或者1904年，“今姑系之前七年（1905年）”。[27]此外，《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读某君孔子生日演说稿书后》、《普告汉人》、《清儒得失论》、《新方言序》、《废旧历论》诸文的年代，他也都作了考订。可见其慎重。最后钱玄同规定这样的原则：收录的遗书，凡能确知写作年代者，于目录下皆注明某年。其不能确知者，采自杂志的则注明所刊杂志的期号及出版年代。但要说明：刘师培刊于《政艺通报》、《国粹学报》的文章，一般都是随撰随登，相去不远，而后来在《四川国学杂志》等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往往与写作时间相去数年。同时，杂志中有一书连载一年以上者，只注始刊之年。如《国学发微》，1905-1906年在《国粹学报》连载，只注“前七年”。录自原稿，无法确定年代者，只好付诸阙如。后来的《刘申叔遗书总目》对每种遗书，都依上述原则注明了年代，极大地方便了研究者。

其三，注意全书体例的统一。这包括有：（1）保持遗书的原貌，除了尊重作者的署名外，其书中的一些用字，如“夷”、“建虏”等也不应改动。钱玄同致书郑裕孚强调说：“惟其中‘夷’、‘建虏’等字，请照原印，勿改为口口，以存历史之真相，至荷！”[28]（2）各书名用字统一。刘师培的许多书名用字岐出，如《老子  补》、《春秋繁露校补》等，“ ”为古字，“校”为今字。钱玄同以为，“刘氏撰文时大概随便写，但现在如能划一最好”。“鄙意划一作‘  ’，因申叔爱写古字也”。[29]（3）“凡一书有两种或三种考释者，概以后撰者列前，前撰者列后”。[30]钱玄同以为，后撰者应认为定本，故列于前，作为正本；前撰者应认为初稿，故列于后，作为附录。同时，凡书名题“补释”者均为前撰本，题“校补”者均为后撰本，故均以“校补”列前，而以“补释”列后。例如，今《晏子春秋考定》共有三本，其最后者当列于最前：第一，《晏子春秋校补定本》，第二《晏子春为校补》，第三《晏子春秋补释》。（4）教科书和讲义之名不能改。刘师培著有伦理、经学、文学、历史、地理共五种教科书及《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一种。郑裕孚主张删去“教科书”及“讲义”字样，改为“伦理学”、“文学史”等书名。钱玄同不以为然，他认为，刘师培撰此书时本为教科书而作，故一切体例均照教科书的办法，如每册均分六课。他的序例不但为教科书而发，且是为中国教科书而发。“事实既如此，则若改去教科书字样，反将失其原意”。不仅如此，即便改名也不通。如“伦理教科书”改“伦理学”就不妥，因原书是讲伦理常识，不足言“学”。“今既重刊刘氏遗书，似以存真为宜。盖此五书者，论内容固远过于坊间所编，特色甚多，可供学者研究，而论体例，则实是教科书也”。《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共五课，内容材料精详，体例结构不免散漫，实为讲稿，不过备讲堂讲解之用，称讲义“颇足见其高出寻常讲义，若直认为文学史，则反觉组织之有缺点矣”。[31]刘师培编撰的上述教科书，在近代我国教科书史上有自己独特的价值。钱玄同坚持不能改书名的意见是正确的。如果说，上述他以“申叔爱写古字”为由，主张将书名“  补”、“校补”划一作“  补”，是体现了对古人“同情的理解”；那未，就应当说，他坚持“教科书”、“讲义”不容删，则是充分体现了专家者言了。

在对诸如上述问题深思熟虑之后，钱玄同为《刘申叔遗书》编次了“总目”，即设计了全书的体例。“总目”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全书目录，内含：一，《左  年表》、《左 著述系年》（皆钱所制）、师友撰序及章太炎、黄侃关于申叔之文。二，所录74种遗书分六类编次：甲，论群经及小学；乙 ，论学术及文辞；丙，群书校释；丁，诗文集；戊，读书记；己，学校教本。三，跋、后序、校勘记。第二部分，全书说明，包括资料来源、体例构想，以及需要特别说明的有关问题。编书之初，1934年5月18日，钱玄同在与郑裕孚的信中就提出：“凡此之类，鄙意将来均在总目内说明，弟拟仿‘提要’办法，凡成书之年月、内容之各本异同、录自何去何从种杂志之类，均一一注明，凡一切纠纷问题，均于此总目中解决之，则印书可省许多麻烦也。”[32]说明长达八千余字，集中表达了钱玄同在编辑遗书过程中的许多思考。黎锦熙后来回忆说：“我于‘七七’事变后离平时，《刘申叔先生遗书》只差两三种未印成，而钱先生所编全书的目次，体例精严，曾与我几经商改，算定稿了。”[33]这说明，黎锦熙在一定程度上也参与了全书体例的构建。凡是读过《刘申叔遗书》的人，都会感到本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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