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已超出了对刘的表彰，而预设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肯定。在这里，先期主张“废孔教”、“废汉文”一类的偏激，自然已不复存在。同时，钱玄同将近五十多年来的中国学术革新运动，分为一脉相承前后两个时期，充分肯定了以康有为、梁启启、章太炎等为代表的第一期是“黎明时期”，“沾溉来学者实无穷极”。1917年以来的第二期，虽然较之前期“研究之方法更为精密，研究之结论更为正确”，且“今兹方在进展之途中”，但它是前期的学术革新运动的继承与发展。他甚至这样说：刘师培主张“宜减省汉字划，宜添造新字，宜改易不适用旧训，宜提倡白话文，宜改用拼音字，宜统一国语，凡此数端，甚为切要，近二十年来均次第着手进行。刘君于三十年前已能见到，可谓先知先觉矣。”[46]他不仅一般地肯定了文化的发展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而且也具体地肯定了自己参与其中的新文化运动与国语运动，也并非无源之水，无本这木。在这里，钱玄同先期片面强调新旧对立与摒弃传统的绝对化倾向，显然也已经克服了。钱玄同曾表示，将来这篇序，可以用白话文写，也可以用文言文写，“如精神稍好，欲其达意精切，则用白话作之，如精神不佳，且只说得含糊一点，则仍用文言，可较省力”。[47]关于白话文与文言文，新文学与旧文学的争论，曾轰动一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更视之若水火不能相容的两极，力主白话文与新文学。但现在钱玄同不仅承认二者各有所长，且他的序最终是用文言写成。钱玄同并未后退，但他的文化思想确实愈趋理性与平和了。
其二，平实通达的性情中人。全面看待钱玄同的性情品格，是正确认识钱玄同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钱玄同，以往不少的记载多说他偏激，说话好走极端，常与一些朋友闹意气，心胸不免狭小。但这未必全面、准确。例如，黎锦熙就说：“（他）有时说话过分，须知他是愤激之谈，等到发作过了，他仍返于至情至理，中庸得很”。周作人也说：“玄同的文章与言论，平常看去似乎颇是偏激，其实他是平正通达不过的人”。[48]钱玄同这更为本质的一面，显然常常是被人忽略了。而他精心主持刊行刘申叔遗书，却使我们更多地理解了这一点。钱玄同对于晚节有亏的刘师培，“始怨而终谅”，不仅如此，对亡友常怀情感。他与郑裕孚书说：“申叔先生遗像，承赐一纸，尤感。此像当是戊申年所摄（申叔这年廿五岁），睹此遗影，怀我亡友，倍增惨怆。”[49]他自己也曾想编文集，没有时间去做，但晚年却不惜花五年的时间，力疾为亡友刊行遗书。他实事求是地高度评价了刘师培的学术地位，且于早年刘对自己的学术赐予，感念不忘。1936年黄侃去世时，他送了挽联，并于是年《制言》发表时，特意加注回顾了与黄订交及失和的经过，深表后悔之意。他希望章太炎、黄侃能为刘申叔遗书留下一些文字，未能如愿，复积极补救，终将二人的一些相关文章收了本书，使刊行的遗书更显完整厚实，用心良苦。应当承认，上述钱玄同默默地为亡友，为学术发展所做的一切，难能可贵，事实上也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这实实在在地证明了，他是一位平实通达、心胸开阔的性情中人。黎锦熙在《钱玄同先生传》中写的下面一段话是耐人寻味的：“刘先生是四代家传治‘《秋左氏传》之‘古文’经学家，是清末的革命党，又转变为清臣端方之侦探，入民国又为拥袁为帝的六君子之一，正当‘五四’运动时没于北大教授任内，是章太炎先生‘道不同’的旧交，是黄季刚先生‘年相若’的老师，而钱先生这几年病中如此出力给这位故友编校遗书，就可见他不分门户，不计短长之纯粹的‘文献’精神了”。[50]
要言之，钱玄同力疾刊行《刘申叔遗书》，为亡友，为中国学术发展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同时，也充分地展示了自己平实通达、至情至理的人格魅力。
[1] 1997年6月，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印影本，改书名为《刘师培全集》。
[2] 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见曹述敬著《钱玄同年谱》附录，第186页，齐鲁出版社，1986年。
[3] 《黎锦熙序》，见《刘师培全集》。
[4] 《钱玄同序》，见《刘师培全集》
[5] 见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附录，第148页。
[6]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15页。
[7]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188页。
[8] 《钱玄同文集》第6卷， 第187页。
[9]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192页。
[10]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193页。
[11] 《警钟日报》1904年4月14日“广告”。
[12]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191-193页。
[13]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18页。
[14]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33页。
[15]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192页。
[16]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99、300页。
[17]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18页。
[18]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77页。
[19] 《钱玄同先生传》，见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附录，第186页。
[20]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14页。
[21] 《刘申叔遗书总目》。
[22]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12页。
[23] 《刘申叔遗书总目》。
[24]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72页。
[25] 《刘师培全集》（三），第105页。
[26]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29页。
[27] 《刘申叔遗书总目》
[28]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41页。
[29]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190页。
[30]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26页。
[31]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03、204页。
[32]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05页。
[33] 《钱玄同先生传》，见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附录，第186页。
[34]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189、190页。
[35]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197页。
[36]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00页。
[37]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10页。
[38]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10页。
[39] 秉雄、三强、德重：《回忆我们的父亲—钱玄同》，见曹述敬《钱玄同年普》附录，第248页。
[40] 曹述敬：《钱玄同年谱》“后记”。
[41] 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见曹述敬《钱玄同年普》附录，第186页。
[42]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194、215、271页。
[43]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98页。
[44]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118页。
[45]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75页。有论者以为钱玄同写此信的时间，实际还要早几年，文集标明的时间不准确。
[46] 《钱玄同序》。
[47]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89页。
[48] 曹述敬：《钱玄同年谱》“后记”，第275页。
[49] 《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191页。
[50] 见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附录，第186-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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