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在指导遗书编辑的过程中，充分地体现了一位杰出学者严谨的学风。这不仅是指他提出了“尊重历史，表彰学术”的指导原则，和设计了严谨的全书体例，而且还在于，他在具体的编辑校勘工作中，严于把关，一丝不苟。正是钱玄同发现了拟收录的两册《群经总义讲录》虽署名“仪征刘师培”，实为廖季平所编的讲义，乃书贾作伪。他还发现了刘师培《读某君孔子生日演说稿书后》所附的《某君孔子生日纪念会演说词》一文，其中的“某君”有可能是蔡元培，即将抄稿寄沪询蔡，结果得到了证实。钱玄同亲自承担《左  外集》、《攘书》、《中国文学教科书》等书的编辑校勘工作，其中《左外集》20卷，收录文章337篇，写作时间跨度长达18年，是74种遗书中篇幅最大（约占全书四分之一），内容最丰富，也是最为复杂繁难的一种。钱玄同为之编次的目录及说明，长达七千字。他主张编辑校勘要坚持两点：一是多版本要互校。他对郑裕孚说：“鄙意凡一书今已知其数种杂志刊载或别有抄本及刻本者，似宜暂缓付刊。先取各本互校一过，校在一个本子上，作为定本而后付刊。”他自己也是坚持这样做的。在同一信中，他写道：“春秋繁露校补之题记，弟此时亦无法作圆满之答复，因手中适无此志也。弟日内拟将所有刘君各文刊在数种杂志者，查明列一表，再校其中之异同，至彼时方能将尊问圆满答复，拟请稍缓数日再行奉答。”[34]又如，《庄子校补》登载之杂志最多，钱玄同看到的有四种：《雅言》、《中国学报》、《四川国学杂志》、《国故钩沉》。他说，曾将《雅言》与《中国学报》本对勘，发现多了几条。又将《四川国学杂志》与《中国学报》逐条对勘，知其全同。据考，“此文刊登雅言，在民三之七、八、九月，四川国学杂志在民三之一、二两月，中国学报在民五之一月，最早之四川国学杂志与最晚之中国学报全同，知此必为定本。雅言所登或尚是申叔民二在山西时之寄稿迟登者也。鄙意以据中国学报来刊行为是”。[35]其严谨有若此者。二是有问题“根据原稿解决，不用吾侪主观解决”。[36]钱玄同十分重视仪征的刘家藏稿，以为许多问题可以通过与底稿校勘后得以解决，而不赞成在未与藏稿比对之前，即凭主观臆断，匆忙付印。所以他一再催促，问刘家藏稿何时寄到，必得一阅。刘师培对《白虎通义》的校补考释用功极深，钱玄同说，该书“分析极为精当，虽廖廖数语，实是一字千金，于经学上有极大之功绩”，“若次羽所藏为全璧，则真获得拱璧矣”。[37]但是，郑裕初等人不等藏稿寄到，就匆忙要将《白虎通义定本》付印，并将校样寄给了钱玄同。钱玄同极表反对：“如此付印，鄙意以为未妥”。他说，刘家藏稿目录中明明列有《白虎通义定本》，我们既打算将此书付印，自然最好是应当将家稿借来抄出，“再行付印为宜”。如所藏为著者手稿，固然最好，即非手稿，假定是《四川国学杂志》中之木刻本，也当胜于现在的确良伦氏抄本，因伦氏抄本当即系据四川木刻本。且所藏是否全璧虽不可知，但肯定不至于像伦氏抄本之缺序及卷一。况且伦氏抄本也许误字更多。“故弟极希望先生早日向次羽借得家藏本而始付印也”。[38]由于钱玄同的坚持，《白虎通义定本》最终改用了藏稿，果如所料，藏稿虽非手稿，却是《四川国学杂志》木刻本，优于伦氏抄本。

钱玄同承担刘师培遗书编辑工作时已是晚年，百病缠身，身体状况极差。1934年冬，一次在北京师范大学讲课时，头目眩晕，几乎倾倒。从此，“看不清东西，写字歪斜，伏案工作，每次总不能超过一小时”。[39]其时，钱玄同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常驻干事（后改名国语推行委员会），在授课之余还承担着《简化字表》的编制工作。此外，他还受业师章太炎的委托，与吴承仁共同编辑《章氏丛书续编》，且因病滞迟和同事间言，一时备受委屈。[40]在这种情况下，钱玄同还能对刘申叔遗书如此投入，一丝不苟，这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和表现了怎样的敬业精神！所以，毫不足奇，庐沟桥事变后，张饼家先生向离京在外的黎锦熙报告钱玄同的近况时，这样说：“（《刘申叔遗书》）未印竣的有一种是讲三《礼》的，为了此书，他翻阅三《礼》一类的书来校订原稿上的错误。这位时常患血压高的钱先生，在情绪极形恶劣之下，还如是之孜孜不倦！”[41] 钱玄同严于律己，在他与郑裕孚的通信中，我们却常可读到这样自谴的话：“弟因事冗，且攘书中误字太多，常须检原书对勘，故今日尚未校完，……得暇必当陆续校完奉上”；“（本当早日完成）不意反因弟之俗冗，致  阁多日，内心负疚，实无穷极。今后室内安炉，可以安坐，必当一一续办也”；“连日天气酷热，弟头脑昏脑涨，四肢无力，时时昏昏欲睡，故不能努力工作。日前又痛遭先师章太炎师先生之丧，噩耗传来，中心震悼，莫可言喻”。[42]钱玄同为全书作序，稿成于1937年3月31日，次年11月拟修改后付印，未告竣，不幸于1939年1月17日突发脑溢血逝世。他躬亲刘申叔遗书前后五年，可谓生死以之。

钱玄同实际主持全书的编辑工作，却不愿居其名。黎锦熙的序原有“钱君董其成”一句，他坚持删去，后改为：“穷搜报志，广征遗文，精校异同，顺次时序，悉存其真，则钱君之力为多也”。郑裕孚的序也谓：“兹书之就，赖诸君辐辏并力，而尤以吴兴钱公玄同商榷之功为最多”。“佚稿之旁搜，总目之编次，胥繇公力疾任之。遇有滞疑，辄与予书疏往还，必得当而后已”，钱玄同却都仍嫌过誉，堪称大家之风范。

三

钱玄同终为全书写了一篇五千言的序，复令《刘申叔遗书》增色不少。

钱玄同起初就曾表示最后要为全书作一篇序，后因身体欠佳，又表示不拟作序了。但是，1938年1月31日，他在给郑裕孚的信中突然又郑重表示一定要写序了：“弟以前本拟撰一序，去年因精力衰惫而止。今读各人之序，除劭西之意略近弟外（然亦嫌其太略），余人之论左庵学术，皆甚不相近。弟既略效绵薄，助成刊刻亡友遗著，而三十年来对于申叔之学，亦有管见欲述者（与他人所见颇多不同之点），故现在仍拟撰此序文，特此奉达。”[43]值得注意的是，钱玄同在写此信后一年即病逝了，说明当时他的身体状况不但没有改善，且每况愈下。同时，他还有很重的全书“总目”包括说明要写。那么，是什么原因使钱玄同改变主意，决心不顾体弱，一定要写这篇序言呢？信中实已说得明白：对各人序言多不满意，“有管见欲述”即骨梗在喉，不吐不快。是时钱玄同看到的旧友撰序共六篇，除黎锦熙序外，对刘师培多停留于泛泛的颂扬，而于其政治思想的变迁、学术成就及其前后期之异趋得失，无所论列，几于全然不顾。黎锦熙的序具体地肯定了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序》引进西方学术思想，对于促进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化，有荜路蓝缕之功。钱玄同以为黎意虽与自己略近，但失之过略。他作为经历了新文化运动洗礼的国学大家，又刚刚主持编辑了刘申叔的遗书，熟悉刘的人生与学术。他一定觉得，特别是在同样熟悉刘师培学术的章太炎、黄侃去世之后，自己有责任对亡友的一生学术包括其成就与失误，作出实事求是的总结与评价，以为后人进一步研究的津梁。

钱玄同的序，视野开阔，气势宏大。序文开宗明义，便从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学术思潮发展的大势上，为刘师培的学术成就作了鲜明而崇高的定位。他指出：“最近五十余年以来，为中国学术思想之革新时代，其中对于国故研究之新运动，进步最速，贡献最多，影响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者，亦最钜”。此新运动可分为两期，前期始于1884年，后期始于1917年。前期值晚清政治不纲，学术衰堕，好学深思之士因之奋起，斥政治之腐败，痛学术之将沦，“皆思出其邃密之旧学与夫深沈之新知，以启牖颛蒙，拯救危亡”。这是革故鼎新的“黎明运动”，“在当时之学术界，如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方面广博，波澜壮阔，沾溉来学，实无穷极”。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有包括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严复、章太炎、蔡元培、王国维等十二位，而刘师培继承家学，“蕴蓄既富，思力又锐”，是当中最年轻的。钱玄同显然是将刘师培视为推动中国学术早期近代化最重要的少数几位巨擘之一。这种定位与上述几篇序言泛泛的颂扬之词，显然不可同日而语。此一定位容在可商，但钱玄同的观点显然是值得重视的。钱玄同识见的卓越还在于，他不像一些旧友讳言刘早期主张排满革命，相反，却浓墨重彩给予了表彰。他说，“颠覆清廷，以建立民国之运动，实为彼时最重要之时代思潮”，刘初至上海，适值此思潮汹涌澎湃之时，“亦即加入此运动”。所撰《中国民约精义》、《攘书》等重要著作，“亦频频及此二义”。他指出，1907年后刘曾一度信仰无政府主义，政治思想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他也不讳言刘晚节有亏，但仅说晚期“倡君政复古之说，则与前期绝异矣”一句，言简而意赅。

同时，由是以进，钱玄同又认为，与政治取向的变迁相应，以1908年为界，刘师培的学术研究也有前后期之别。“前期以实事求是为鹄，近于戴学；后期以竺信古义为鹄，近于惠学。又前期趋于革新，后期趋于循旧”。刘师培的著述最精要者有四：一，论古今学术思想；二，论小学；三，论经学；四，校释群书。其论古今学术思想的文章，皆为前期所作，以《周末学术史序》等为最精。章太炎盛赞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说：“真能洞见社会之沿革种性之蕃变者”。对于刘的著述也应当作如是观。其小学研究，前期有三大建树：一是“就字音推求字义”，使前人开创的学说，“益加恢廓”；二是“用中国文字证明社会学者阐发古代社会之状况”；三是“用古语明今言，亦用今言通古语”。三者“皆极精卓”。后期研究则相反，墨守《说文》，于注音通用字，主于《说文》中求本字；于新增事物，主于《说文》取古字名之，反对新字新词。其于经学，“前期解经，喜实事求是，喜阐发经中粹言，故虽偏重古文，偏重左氏，偏重汉儒经说，实亦不专以此自限”，但后期却走向“竺信汉儒经说甚坚”。其于群书校释，前后期皆有，以后期为多，“覃思精研究，期得至当”。

钱玄同不愧是大手笔，序的篇幅不长，但它对于刘师培大起大落、毁誉参半的一生，尤其是对其学术思想的评说，却是十分客观，也是十分深刻的。不管人们是否都赞同这篇序言的观点，它无疑是其时全面、客观和认真研究刘师培的第一篇高水准的学术论文。既便从今天看，它也仍然具有重要学术的价值。如果我们不是孤立地看待钱玄同主持编辑刘申叔遗书和尽生命的最后一搏写就的序，而是将之作为考察新文化运动后钱玄同思想变动及其人格魅力的一个新视角，那么，我们至少可以中引出两点认识：

其一，思想由偏激渐归平和。人所共知，钱玄同是新文化运动的骁将，同时也是思想最为偏激的几代表性人物之一。“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欲废孔学，不得不先废汉文”，都曾是他骇人听闻的主张。但是，实际上新文化运动后，钱玄同的思想便开始渐趋于平和。他曾对友人说：“我近来思想稍有变动，回想数年前所发谬论，十之八九都成忏悔之资料。”[44]1926年4月，他在与友人书中又说，自己“早已变成‘古今中外派’了”。他表示应当改变过去的偏激，允许别人研究孔学与旧文学。他写道：“我们以后，不要再用那‘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来作‘也也’之相了。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狠应改变。若有人肯研究孔教下旧文学，鳃理而整理治之，这是求之不可得的事。即使那整理的人，佩服孔教与旧文学，只是所佩服的确是它们的精髓的一部分，也是狠正当，狠应该的。但即使盲目的崇拜孔教与旧文学，只要是他一人的信仰，不波及社会——波及社会，亦当以有害于社会为界——也应该听其自由。”[45]钱玄同晚年用长达五年的时间，为刘师培精心整理刊行遗书，这本身就是他思想归于平和的重要表征。刘师培的学术研究主要是集中于经学、小学与群书的校勘，他极力表彰刘的学术，对其精要著作视若“拱璧”，誉之为“一字千金”，其前提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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